没有书面合同的专利实施许可能否成立——俞强律师代理（2024）最高法民申1423号再审案

没有书面合同的专利实施许可能否成立——俞强律师代理（2024）最高法民申1423号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再审案

技术交易有一个普遍的坏习惯：先干活、后签合同。技术方把一个项目的工艺设计做完了、施工图出了、现场也配合了，回头再去要许可费，对方一句"我们之间没有合同"，就能把几年的投入挡在门外。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民申1423号民事裁定书，处理的正是这样一起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笔者代理再审申请人一方参与了本案的再审审查程序。案件最终被驳回再审申请，但这份裁定把"没有书面合同的技术许可能不能成立"这个问题，拆解得非常清楚，值得所有技术方在交易前读一遍。

一、案件是怎么走到最高法院的

本案再审申请人是一家注册在上海的化工科技公司，被申请人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家炭业集团，另有两家兴安盟的化工公司作为一审第三人。案由为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再审申请人主张：其已提供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使用其技术完成了涉案项目的全部工程设计及施工；双方之间关于《合作协议》的要约与承诺符合法律规定，协议已经达成并实际履行；被申请人2014年2月27日颁发的聘书，聘请其人员担任集团煤化工技术顾问兼项目技术总监，足以证明其已完成对被申请人使用该技术的承诺。申请人还指出，一、二审法院以"没有直接交付、也没有指定接收人接收到工艺包"为由驳回诉请，属于错误适用原《合同法》第三十六条。

本案此前已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审，案号为（2022）最高法知民终1597号。再审申请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裁定日期为2024年6月3日，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

二、裁判逻辑：合同成立的三道门槛

这份裁定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把技术许可合同的成立要件拆成了三段，逐一检验。

第一道门槛：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决定准据法。 法院明确指出，本案争议所涉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应当适用当时有效的《合同法》。这一点在技术合同纠纷中极为关键——原《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二条明确要求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采用书面形式，而《民法典》第八百六十三条第三款延续了这一要求："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许可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就是说，无论新旧法，书面形式都是法定要求。

第二道门槛：法定书面形式之下，成立路径只有两条。 法院援引原《合同法》第十条、第三百四十二条，并结合第三十六条指出：当事人一方主张其与对方成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要么提供书面合同，要么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这一表述与《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则完全一致——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合同成立。

这意味着，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必须同时完成两项证明：自己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接受"了该履行。两个要件缺一不可，而且是并列关系，不是选择关系。

第三道门槛：本案两项证明都没有完成。

三、为什么"交付给案外人"不等于"向被许可人交付"

法院在裁定中抓住了两个事实。

其一，从二审查明的事实看，申请人发送的邮件内容仅仅是通知查收合作协议，而且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设立合资公司，而非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法院据此认定，被申请人没有发出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要约。这个判断在法律上非常扎实：一份以设立合资公司为标的的框架协议，即使提到技术投入，也不能当然解释为许可合同的要约。技术许可的核心条款——许可标的、许可类型（独占、排他还是普通）、许可范围、许可期限、许可费及支付方式——在合资协议中通常并不具备。

其二，申请人在一审、二审中均承认其并未将专利技术工艺包直接交付给被申请人。而本案主张的许可合同相对方是被申请人，其应当将涉案技术交付给被申请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才属于完成交付义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将技术交付给了案外人，而非被申请人。

这一段的裁判要旨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技术许可交易中，交付对象错了，等于没有交付。技术方常见的抗辩是"技术已经用在你的项目上了"，但合同相对性是绕不过去的门槛。如果技术是通过第三方（总包方、设计院、关联公司）间接流入项目现场的，技术方就必须证明该第三方是被许可人指定的接收主体，或者被许可人以行为明确接受了这一交付路径。仅凭"技术客观上在被申请人的项目上被使用"这一事实，无法填补合同成立的缺口。

四、聘书为什么救不了这个案子

申请人提交了一份被申请人2014年2月27日颁发的聘书复印件，拟证明被申请人正式授权其人员负责煤化工及涉案项目的技术管理工作。被申请人质证时明确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理由是复印件且未能提供有效原件。

法院的处理方式是：即使聘书为真，担任"集团煤化工技术顾问兼项目技术总监"一职，与涉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否成就亦无直接联系，故不予述评。

这个处理很有代表性。技术方往往把"人员参与项目"当作合同关系存在的证据，但职务聘任与合同授权是两回事。聘任一名技术顾问，解决的是劳动关系或服务关系的问题，不等于同意支付专利许可使用费，更不等于就许可范围、许可费达成合意。在证明合同成立这一命题上，聘书的证明力是间接的、可替代解释的，法院不会据此推定许可合同成立。

更值得注意的是证据形式问题。复印件在再审程序中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证据的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又无法提供原件核对的，对方不予认可时，通常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再审阶段，法院对"新证据"的审查更为严格，一份没有原件的复印件，很难承担推翻原判的任务。

五、技术方最常见的三个证据失误

从本案可以反推技术方在交易中的三类高频失误。

第一类：以框架协议替代许可合同。 双方先签《合作协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把技术投入写进合作内容，却始终没有签署独立的许可合同。一旦合作破裂，技术方主张许可费，就会陷入"框架协议是不是许可合同"的解释之争。而框架协议通常缺少许可费、许可范围等核心条款，法院很难据此认定许可合同成立。

第二类：交付路径混乱。 技术资料发给设计院、发给总包、发给项目现场的技术人员，唯独没有发给合同相对方，也没有留存对方指定接收人的书面凭证。交付行为在事实上完成了，但在证据上断了链。

第三类：把技术实施效果当作合同成立的证据。 项目投产了、产品合格了，技术方据此主张"你已经用了我的技术"。但技术实施与合同成立是两个层面：前者可能构成不当得利或侵权（侵害专利权、侵害技术秘密），后者需要合意。如果合同不成立，正确的请求权基础可能不是许可费，而是不当得利返还或者侵权损害赔偿——这是很多技术方在起诉时选错的第一个岔路口。

六、给技术交易的三条合同建议

其一，许可合同独立签署，不与合资、合作捆绑。 技术许可的核心条款必须单独成文：许可标的（专利号、技术秘密范围）、许可类型、许可地域与期限、许可费计算方式（入门费＋提成）、改进技术的归属、验收标准与交付清单、保密与违约责任。把这些条款塞进合资协议，等于把许可关系绑在了合作关系上，合作一散，许可就无从主张。

其二，交付清单化、签收书面化。 每一次技术资料交付，都应配套交付清单与签收单，注明接收主体、接收人、接收时间、文件编号。如果对方要求发给第三方，必须取得对方书面的指定函。在技术合同纠纷中，一份签收单的价值往往高于十份会议纪要。

其三，预设"事实履行"的补救路径。 如果确实存在先履行后签约的情形，应当在履行过程中及时以书面方式确认：邮件、会议纪要、结算单、发票、付款记录，都可以构成"对方接受"的证据。特别是付款行为——对方支付过任何一笔与技术使用相关的款项，都是"接受履行"的最强证据。本案中，如果申请人能提供被申请人支付过技术使用费或相关费用的凭证，论证结构会完全不同。

七、结语

这份裁定的结论对技术方并不友好，但它的说理是清晰的：法定书面形式的要求不会因为交易的实质合理性而让步；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必须把"履行主要义务"和"对方接受"两项事实同时证明到位，而交付对象错误、证据形式瑕疵、以聘任替代授权，都会让这条路径中断。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俞强律师在办理技术合同与公司类再审案件时，习惯先把"请求权基础"这一步做扎实：合同成立与否、成立后是否有效、无效后的返还与赔偿、以及合同不成立时能否转向不当得利或侵权，这四条路径的构成要件与举证责任完全不同，选错一条，后面所有努力都会落空。对技术方而言，最好的再审策略，永远是在签约时就避免需要再审。

（本文所涉案号引自公开裁判文书，当事人名称及主体信息已作脱敏处理。文中观点系办案经验的类型化总结，不构成对任何案件结果的承诺。）

关于俞强律师

俞强律师，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大学法律硕士，长期专注民事与商事二审、再审、抗诉案件的代理，深耕上海地区诉讼救济业务。办理过技术合同、公司股权、金融借款、执行异议、房屋租赁等多类型案件的再审申请与再审抗辩，熟悉再审事由的构成要件与审查尺度。

在合同成立类争议中，俞强律师习惯把案件拆成"合意—履行—接受"三段逐一验证，再判断是否存在请求权基础转换的空间，避免当事人把全部资源押在一个无法成立的路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