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举报后续：黑马佐罗被指控，大衣哥律师赴单县提交证据维权！

十月二十九号午后，单县郭村镇派出所门前停稳一部车。朱之文先从车上下来，穿旧夹克，手机攥在掌心；身后边的杨安明从北京赶来，腋下夹着文件袋，装得满满当当。

两个人前后脚走进门去，再露面时，律师面对围拢的镜头只抛出一句：公安机关已经受理。话说得轻，可对屏幕那头只肯亮网名的那几位来说，这半年里最怕听到的就是这一声。

事情的起点在八月末。枣庄台儿庄古城请当事人出任“一日庄主”，给了一套景区行头，还安排坐上摇橹船配合宣传。枣庄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心念及此，当事人张口便哼唱起那首“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视频被传到网上之后，舆论走向骤变，有人截出画面，指责当事人“穿地主服唱革命歌曲”。

还有一条线索出现得更早。当时有记者把种地和登台哪样更累的问题抛给他，得到的回答是：眼下耕地靠机械、撒药靠无人机，比起从前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这点活计轻省太多。这段完整的答话在流传中被裁得只剩下一句，说成“朱之文讲农民种地不辛苦”，再配上字幕，前前后后传了好几个年头。两桩事碰在一处，后来每一通举报电话的开场白便都由它们凑成。

从九月跨进十月，原本塞得密不透风的演出安排，一场一场地泡了汤。被逐一抹去的城市名单是这样的：淄博、济南、章丘、泰安、邹城、郑州、西安、潍坊、青岛。最让人堵心的是泰安那场，人都站在菏泽高铁站的检票队伍里了，行李箱轮子却死死卡在闸机口，偏在这时电话打了进来，说甭过来了。

演出服穿好了，妆也化完了，十月的河北曲阳，人在后台等着登台，负责主办活动的人到跟前撂下一句“朱老师，演不了了”。当事人没多话，换回自己的衣服，上车，往家走。单算十月这一个月，被取消的场次就不下十六场。

这套举报流程是有人专门搭起来的。若干个群，每个群里都有上百号人，群名起得很直白，“扒朱”“打猪”这一类。只要行程对外一公布，当地文旅部门和政务服务热线的号码就立刻被发到群里，紧接着是一段统一口径的话术，所有人照着念就行。

通话结束后，截图要发到群里作为凭证；若是连续数日都毫无动作，便会被直接移出群聊。另有一些人则把拨号的全过程拍成视频，上传至短视频平台，还附上一句“举报大衣哥需要经费”，竟真有人往里面打钱。

投诉之外，主办方还接到了别的电话。有人在电话里撂下狠话，声称若活动不撤，就“拿炮去现场轰”；另有一些人表示要带炸药过来。这些威胁究竟是虚是实，没人敢拿性命去赌。生意人的账算得清楚——核查得按流程一道道走，取消却只需一句话。

场地、安保、宣传、票务，一场演出光是前期就得投入几十万，冒这种险谁肯干。那些演出停掉，原因不在查出毛病，而在查都还没查就停了。这两件事差得远。

从八月到十一月，“劣迹艺人”这个说法越传越广，听上去仿佛已经坐实。公开记录却查不到依据：朱之文从未被哪个部门认定为劣迹艺人，名下也没有任何处罚记录。台儿庄那次核查走完流程，违规之处同样没有找到。山东的禁毒宣传形象大使，他到现在还担着；就在前些天，当地消防还登门，请他在院子里录了一段科普视频。

那顶帽子戴到头上的过程并不复杂。有一个人先开口，接着一帮人附和，传得广了，主办方也就信以为真。翻来覆去被挖出来的所谓黑料，也就那么几样。

税务部门那边，新黄河的记者为核实偷税漏税的说法专门跑了一趟。得到的回应是：当事人把税前报酬拿回户籍所在地自行申报，也可能由演出所在地代扣代缴，两种方式都与实际情况相符。网络上传的十几年缴税一亿多、捐款三五百万云云，税务部门和当事人本人都已经辟谣，并无此事。

中间夹着一段时间差，常被忽略掉。艺人能不能被定性，门槛握在主管部门跟行业协会手里，普通网友拨再多电话也够不上边。问题在于认定程序需要工夫，主办方却拖不起。该开口的角色还没轮到出声，没资格表态的人倒先把话说绝了，夹在这两拨人中间的那段空白，全让攥着电话卡的人捡了便宜。

老百姓手里握着举报这条路，原本等于拿到了一柄钥匙。门上了锁，钥匙派得上用场；不过钥匙抡起来，同样能朝玻璃上砸。玻璃一碎，门照旧立在那里，动手的人自己也躲不过一手血。

钱损失了多少倒在其次。真正让人心里发堵的，是一群人举着“合法”这块牌子把人拦在门外，当事人想开口分辩，却连该冲谁去说都摸不着。那帮人跟他既无亲也无故，脸都没照过一回。

这趟进村，喝茶可不在行程里。杨安明身为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两年前那场网暴官司就是他替朱之文打的。到了十月二十九号这天，杨安明现身朱楼村，和朱之文一道走进郭村镇派出所，把材料再补充一遍。而在这之前，杨安明已独自跑过一趟，在里头待了三个多钟头，手机里存的截图、录音、录屏，全都交了上去。

四个账号这回被点了名，分别是青山绿水、黑马、未来将军和佐罗。这几个号发过的内容，律师团队逐条做了证据固定，相关材料已经交到有关部门手上，现在只等立案通知下来。这一轮里动作最频繁的，要数黑马和佐罗，朱之文恨得牙根发紧的也正是这两个。

青山绿水与对方早就算得上旧交。二零二三年那场官司，起因正是恶意举报，起诉地点在浙江德清县法院，庭外和解之后撤了诉。保证书是对方亲笔写的，签名加手印，一纸明文许诺不再举报。然而这份文书搁下尚不足三个月，电话铃声便再度响起。这一回，对方连保证书是否出自本人手笔都矢口否认。

从前遇到这类事，对方一句认错往往就能让当事人松口作罢。这一回态度完全变了，话讲到没有回旋余地：道歉不必谈，调解也不参与，损失由谁来造成就由谁来承担。据律师方面透露，接下来打算把五六个人告上法庭，属于民事的按民事处理，达到刑事标准的就按刑事追究。

打赢上一场官司，才让他有了这份硬气。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徐州经开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孙某某四年里发了九百多条视频，其中二百九十条经公证保全，二十九条播放量超过五千，最高的一条达到二十一万。侮辱罪和诽谤罪两项都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当庭收押，当事人没有上诉。

事情过去以后，不少旁观者觉得局面该翻篇了。可举报的一方换了个更省事的招数，视频不剪了，改成打电话。这群人原本盘算着砸掉他的生计，算盘拨得挺响，最后落得个偷鸡不成蚀把米。已经有一个进了看守所，还有几个在等着通知；据媒体报道，群里以“举报经费”名义收上来的钱，也被组织者卷跑了。

折腾了小半年，钱没捞着，人也一个没跑掉。这一轮里最明智的一招，是当事人不再亲自上阵。早先他在网上喊话，让对方亮出真名和单位，对方压根不理，他倒被拽进一场没完没了的对骂里。

这一回，当事人把手里攒下的四样东西全数递交给了公权力机关——群聊截图、通话录音、那份取消通知，还有威胁电话的内容，交给懂行的人依照流程一步步推进。互相对骂，消耗的是自身的心力；走程序，消耗的却是对面的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