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初，北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接到一纸调令：离开部队，进入新成立的外交部工作。对一名长期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将领来说，这个安排并不寻常。更特别的是，他此前连国际列车都没有坐过，更谈不上出国任职。
耿飚被选中，并非偶然。1946年初，他曾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接触过谈判、联络和复杂的政治交涉。那段经历让他明白，战场上的胜负有时靠兵力，谈判桌上的较量则要靠判断、耐心和对大局的把握。
与他一起被纳入外交人才范围的，还有伍修权、袁仲贤、姬鹏飞等人。他们原本都是军队干部，却在革命战争和和平谈判中积累了处理对外事务的经验。新中国刚刚成立，外交队伍急需既懂政治、又懂军事的人。
那段学习并不轻松。耿飚和其他候任使节从国际关系的基本知识学起，了解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社会风俗，还要熟悉驻在国与中国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去在部队里，命令必须简明果断；到了外交岗位，许多话不能直说，许多事也不能急办。
几个月后，外交部通知他尽快赴瑞典履职。那是耿飚第一次出国，也是他第一次真正面对陌生的国家环境。瑞典社会制度、民众习惯和外交语言，都与他熟悉的战争年代大不相同。手里没有指挥部队的权力，肩上却多了一项责任：代表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
在瑞典任职六年，他逐渐摸索出一套工作方法。遇到分歧时，不急于争一时口舌；面对对方试探，则要看清问题背后的政治意图。外交人员的工作看似平静，实际常常牵动国家关系。一次会谈中的措辞，一个援助项目的安排，都可能影响双方的信任。
1956年，耿飚调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当时中巴关系正在发展，两国之间的合作逐步增多。巴基斯坦东部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后，巴方提出紧急援助请求，希望获得六万吨大米，并要求给予优惠价格。
这件事摆到耿飚面前，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外交问题。他将情况及时报告国内，最后按正常贸易价格办理，并另外赠送四千吨大米。这个处理既回应了对方的困难，也体现了新中国对外援助有原则、有分寸，不把援助变成没有边界的承诺。
在巴基斯坦工作期间，耿飚看到两国关系不断加深，心里却慢慢生出另一个念头：干了多年外交，能不能回部队？他不是对外交工作没有感情，而是觉得自己毕竟出身军队，熟悉的还是部队生活和军事事务。
1958年，他向刚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发去电报，提出希望调动工作。陈毅看完后，语气很重：“你辞职的做法不对，我刚上任你就不干了，不能同意。”这句话听着像批评，实际上也说明陈毅已经看到了耿飚在外交岗位上的价值。
周恩来随后也找他谈话，指出他已经熟悉外交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继续留在外交战线上更能发挥作用。面对两位领导人的意见，耿飚没有再坚持调回部队，而是继续承担驻外和外交部门的工作。
1959年10月，耿飚奉命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同南亚、东南亚国家有关的外交事务。即使在政治风云激烈的特殊时期，他仍坚持处理工作。多年外交经历，使他不仅了解国际形势，也熟悉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工作的连续性。
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周恩来曾同他谈了两个小时，并说自己三年来没有同人谈过这么长时间。这个任命并不是临时起意。当时上级希望从外交部副部长中选人，最好还具备中央委员等条件，符合要求者并不多，耿飚因此承担了新的任务。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耿飚参与了重要工作。此后，他进入国务院领导岗位，分管外交事务以及民航、旅游和部分军工工作。多年离开军队的经历，反而让他拥有了军事、外交和行政管理三方面的经验。
1979年，离开军队29年的耿飚重新穿上军装，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担任国防部长。1982年，新的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成立，他转任国务委员。一个从战场走上外交岗位的人，最终又回到国防工作中，人生轨迹并非简单绕了一圈，而是在不同岗位之间完成了职责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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