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水桶在漏，龙头在关”：高福利欧洲陷入代际博弈，多国压力共振

据新华社报道，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多地5日举行新一轮示威游行。据法国内政部初步统计，全国约有57.5万人上街，规模创新高，是法国今秋抗议浪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自10月中下旬以来，多个欧洲国家已发生多起大规模示威活动，示威人群普遍不满生活成本上升、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部分游行活动伴随严重的暴力行为。尽管不同国家引爆骚乱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分析普遍认为，这些国家几乎都存在一个同样的深层问题：高福利制度正受到考验。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5日，法国巴黎，一名示威者举着写有“不该由工人和养老金领取者偿还债务”的标语牌参加示威活动。此次示威是全国行动日的一部分，工会组织罢工。视觉中国 图

欧洲的养老金权利是其社会契约的核心支柱，人们习惯于在退休时拿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等全球性危机后，欧洲正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困境。叠加欧洲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年轻一代难以负担老一代人的养老金。为了确保高福利制度得以持续，部分欧洲国家出现了养老金挤占其他领域资金的情况，加剧了年轻人的不满。

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忻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析称，欧洲国家的福利存在“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僵化特点。而欧洲本身的人口结构、经济运行和政治演变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这套高福利体制难以为继。

忻华进一步表示，欧洲福利制度问题的根源，在于欧洲创新体制的僵化阻碍了其赶上当前的技术浪潮，导致增长极度乏力。而当前提出的提高退休年龄、削减养老金待遇等措施，虽然能暂缓矛盾，但无法解决根本原因。

“时代已经变了”

据新华社报道，法国今秋抗议浪潮自9月而起，后发展成全国性社会运动。据法媒报道，11月5日，巴黎、里昂、马赛、斯特拉斯堡、波尔多、雷恩、蒙彼利埃等多地民众上街抗议。多地游行伴随暴力行为，暂未出现大规模骚乱。为维护游行秩序，法国内政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7万名警察和宪兵。截至记者发稿，已有448人在抗议活动期间被捕。

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英国到比利时，目前席卷欧洲的不满情绪涉及多个议题：学校、住房、养老金、失业、兵役政策。这同时也是一场围绕经济蛋糕的代际之争，而蛋糕的大小已因欧洲长期低迷的经济增长而固定不变。

根据法国政府2026年10月公布的一份财政预算报告，2000年至2023年，法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5个百分点，而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了约0.5个百分点。另外，法国国民教育部约32%的预算，被用于承担国家公务员退休金支出。

牛津大学教授蒂姆·弗兰达斯指出，不同世代拥有不同的经济利益。年轻人需要对教育的投资、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负担得起的住房。相比之下，65岁以上的人群往往希望获得丰厚的养老金和社会护理，希望其房产及其他资产的价值得到保障，以及通胀率保持较低水平，即使这意味着失业率会上升。

许多欧洲年轻选民开始意识到，曾被视作理所当然的退休金，如今已经算不过来了。“在我看来，时代已经变了。今天还沿用适合过去的模式，根本说不通。”在巴黎学习心理学的19岁学生里亚娜·西德-艾哈迈德在采访中说，“等我退休时还能不能领到退休金，实在不好说。”

根据欧洲议会2025年2月发布的最新一期欧洲晴雨表青年调查，在参与调查的16至30岁欧盟青年中，40%将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列为关注的问题。欧盟统计局2026年4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有9270万人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占欧盟总人口的20.9%，18至24岁群体的比例最高，为26.3%。

桶底在漏，龙头在关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在10月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形容称，欧洲的养老金体系就像一个水桶，桶底不断出现新的漏洞，而上方的水龙头却在逐渐关小，桶里的水因此慢慢流失。

欧洲各国的福利制度于19世纪形成雏形，并于二战后在欧洲普及。依靠一笔养老金，很多欧洲国家的公民通常能在60多岁退休后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随着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指出生在1946年至1964年间的人）步入80多岁，叠加出生率下降，如今已没有足够的在职劳动者来供养老一辈人。

为了支付退休人员应得的福利，欧洲国家退休金支出占预算比例不断上升。法国养老金指导委员会2026年6月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养老金支出实际达到4220亿欧元，占GDP的14.1%。按照欧盟委员会的数据，养老金支出约占法国政府公共支出的四分之一，是公共财政中规模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

在当前欧洲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高福利制度进一步推高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和举债成本，同时挤占了在国防、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的投资。目前，法国财政部在10年期债券市场上的举债利率，与曾经深陷欧债危机的意大利大致相同。法国政府面临来自金融市场和欧盟预算监管机构的巨大压力，要求其通过大幅削减支出的方案。

但法国国内的民怨尤为强烈，长期存在反对提高退休年龄或削减养老金福利的强硬呼声。法国2023年养老金改革原计划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至64岁，但2026年社会保障融资法暂停了相关改革措施，暂停期限至2028年。目前，1964年至1968年出生者的法定退休年龄在62岁零9个月至63岁零9个月之间，1969年及以后出生者为64岁。

去年12月，61岁的法国人玛丽·卡龙失去了一份财务工作，第一次开始担忧自己将如何度过晚年。她要到63岁才能开始领取退休福利，退休前还得找一份新工作，但在法国的就业市场上这并非易事，因为招聘人员很少雇佣年长的劳动者。卡龙今年七次求职面试均无果而终。

“我已经向这个体系缴纳了巨额资金，理应享有一份体面的退休金。”卡龙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到头来，我却可能流落街头。”

世界银行在1994年的报告《避免老年危机》中首次提出以三个支柱构建养老金体系的框架。在不少国家的实践中，养老保障通常由国家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共同构成。在法国和葡萄牙，养老金收入的98%来自政府；在比利时，这一比例为91%。

包括法国在内的多数欧洲国家，其退休金体系大多实行现收现付制，也就是直接用工资税收入支付福利。经济学家布克哈德·赫尔、维托·波利托和迈克尔·威肯斯在2023年的一项研究中衡量了“养老金空间”，即政府在通过劳动税为养老金筹资前还能承受的收入上限。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这一比例超过40%，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则低于10%，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零。

现收现付撞上人口老龄化

在2010至2015年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期间，举债成本飙升，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深陷危机的“欧猪五国”（PIIGS）推动实施了一些退休金削减措施。

意大利2011年通过养老金改革，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7岁，并将其与预期寿命挂钩。西班牙延长了计算养老金发放的工资历史年限。希腊则在债务危机期间多次削减养老金，部分高收入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累计降幅超过40%。

然而，法国基本未作调整。2023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动一项把退休年龄从62岁逐步提高至64岁的法案时，不得不绕过议会表决，还引发了持续数月的街头冲突、焚烧垃圾事件和全国性公共交通罢工。这项改革此后暂停实施。

法国财长莱斯屈尔日前表示，从数学角度看，提高法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不可避免的。“人口统计学是唯一不会说谎的科学。”他说，“如果今天不生孩子，就不可能在20年后增加劳动人口。”

除了提高退休年龄，去年11月，欧盟曾提出“补充养老金一揽子计划”，希望通过扩大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的覆盖范围，为退休人员提供公共养老金之外的收入来源。

在现付现收模式之外，欧洲的退休金制度还有丹麦、瑞典、荷兰等国实行的混合模式，即把国家提供的基本退休金保障与准强制性的职业退休金计划相结合，后者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投资。

这三个国家的养老金资产相当于GDP的100%以上（2024年：丹麦约206%、荷兰约151%、瑞典约116%），其中荷兰与美国（约153%）接近。不过，三国的退休金资产由非营利性行业信托机构管理，这些机构会把积累的储蓄转化为终身年金，而非一次性支付。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认为，这种模式既提供有保障的收入支持和较高的退休福利，也能形成庞大的风险资本池，帮助积累国家财富。但这种模式也要求更长的工作时间：在丹麦，法律规定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预计到2070年前后，较年轻一代的退休年龄将超过74岁。

德国和英国则实行处在两者之间的另一种模式。英国国家养老金提供基础保障，雇员还可以通过工作单位自动加入职业养老金计划，形成公共养老金与私人养老金相结合的制度。

德国同样实行现收现付制，但国家退休金明显低于法国，且每月的金额设有上限。德国还采用一套自动调节公式，在缴费人数与退休人数之比下降时，放缓退休福利的增长。

即使国家退休金水平相对较低、退休年龄现已定为67岁，但德国联邦政府每年向法定养老保险拨付的资金已超过1200亿欧元，养老保险机构认为这仍不足以完全覆盖相关支出。这是国家预算中最大的单项支出，占联邦支出总额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

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转换模式并非易事。提前为退休金储备资金需要数十年持续的资本积累，而且可能迫使一代人承担双重缴费负担：既要支付老一辈的退休金，也要为自己的退休金积累资金。

忻华认为，任何国家的福利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欧洲福利制度能否转型，取决于其内部政治势力的发展方向。“根本原因不是高社会福利与税收负担，而是欧洲对经济过于僵硬和琐细的管制，导致欧洲整体上的技术创新能力越来越弱，没能赶上以AI为代表的本轮新兴颠覆性技术突破所带来的技术与产业迅猛发展浪潮。”忻华表示，在欧洲内部的政治发展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重建产业竞争力等无从谈起。

忻华还指出，左翼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导向，以及精英主义的政治权力分配体系进入了非常僵化的状态，无法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导致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带来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集中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