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研讨会：如何编一份艺术年鉴？

《中国艺术年鉴》与《中国艺术学年鉴》是国内仅有的两套覆盖全艺术门类的综合性艺术年鉴。前者聚焦艺术创作一线，记录年度作品、展演与行业动态；后者聚焦艺术学学科，梳理理论研究脉络。近日，“2026·大历史观视域下艺术资源的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会议将两年一度的年鉴编辑会升级为年度学术研讨会，围绕两套年鉴“存真、辨势、立言”的编纂宗旨、新时代艺术资源的记录与活态传承、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该怎样编撰一份艺术档案等话题，三十余位专家进行了分享。

“年鉴不该是流水账”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屈健首先谈到当前文艺领域面临的问题：“艺术资源的阐释标准、价值判断与应用规范尚存在不少需要凝聚共识的空间。”他提到，美术创作领域出现不少舆情，“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缺乏边界，认识上的偏差。专家认为是创新，群众认为你是丑化”。为此，中国美协在重大主题创作中建立了选题论证、草图审改、专家指导、终审验收的机制。

在他看来，年鉴编撰不能是流水账式记录，必须立足专业学术判断梳理年度美术现象、研判行业发展态势。他以《中国美术年鉴·2025》为例：全书154万字，系统收录年度展览、专著、院校动态和行业纪事。他也介绍，中国美协已启动《国家艺术档案工程·美术篇》抢救性整理工作，面向新中国成立以来代表性美术名家，系统存档手稿、修改痕迹、创作手记、口述史料等过程性文献。

中国美协的数字展览馆页面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杨频最关心的是“存什么真”。他提到，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消失速度远超想象：“十几二十年前的网站已经没有了，打不开链接，很多信息没有。二十年前上网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些报道、这些链接和公开的评论找不到。”随着一批艺术家逐渐老去，“很多资料就可能会被彻底淹没”。

更让他警惕的是历史筛选的偏颇。他举了一个千年以前的例子：《宣和书谱》因党争刻意筛掉了苏东坡、黄庭坚，反而收录了不少蔡京和宦官的作品。“今天看起来是非常偏颇的，苏东坡、黄庭坚一件都没有，刻意抹去那个痕迹。这对我们今天研究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损失。”他还提到八大山人长期是地方名家、边缘人，始终没有进入主流叙事，以至于后来整理资料时生卒年只能靠推断。由古及今，杨频建议在纸质年鉴之外建立一个由人工智能辅助的数字年鉴，“把这一年所有发生的、有点意思的、稍微有点价值的，都归入数字年鉴的庞大体系”，纸质出版再从其中筛选。“今天的判断和将来的判断可能有区别，收得越全，将来的人挖掘的东西越多。”

他还用冰山作了一个比喻：大量风格与传统过于接近的主题性作品，今天可能是主流叙事的主角，将来却可能沉入海平面以下，“但它提供了浮力，保证冰山能浮起来”。他另外提到，像“天书”这类难以归入书法还是现代美术的作品，以及AI参与创作的作品，年鉴或许可以设一个跨领域的板块来容纳。

中国艺术年鉴

“历史事实”与“历史叙事”之间

关于一份年鉴中应当记录什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原院长彭锋从叙事学角度谈道，年鉴的价值在于它经过了一次叙事和筛选，“不仅精选了一些材料，同时还有一些看法”。他建议年鉴编撰者不要只做资料综述，而应带入自己的观察和判断，“有些角度可能会做得稍微有些个性，这样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陈岸瑛提到，把目光放到更长时段的人类实践传统中，许多习以为常的分野会显得非常武断。他以最早的美术史材料为例：年画、面具、陶俑背后，一定先有通过语言媒介传播的神话故事，才可能征用材料工艺制造出神像或神话形象。“不用依赖真实的考古遗存，可以推断在它之前是有的。”由此他提出“造物艺术”与“造像艺术”的区分，认为今天把美术史与工艺美术截然分开，其实很武断——非遗里大量传统手工艺，造物只是一半，另一半江山都是造像。

他进一步以山水为例：通常的美术史只研究山水画，以山水画的成熟为标准；但若把视野打开，会发现从自然山川到文化山水的转化，是祭天活动、工匠造景、琴棋书画等多种实践传统共同参与建构的过程，背后还有秦汉以后大一统政治格局下“江山”观念的形成。“一旦突破这样的视野，我们就不必再问一百年前那个短时段的问题——我们的传统绘画是不是死了？山水画是不是终结了？其实大可不必问这样的短时代的问题。你应该问真山真水至今还在不在？那些被西湖实景界定的景别还在不在？参与界定这些景别的艺术实践活动还在不在？”

天津大学讲席教授龙迪勇从编辑经验出发，将年鉴的“存真”概括为选家眼光和学术立场。他说自己做过《中篇小说选刊》的编辑，年鉴和选刊有相似之处：都要从海量作品中筛选，但“不是简单的文献汇编，也不是一般性的综述，它体现学术立场”。他提醒，在AI时代，简单的资料收集工作完全可以被替代，“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料，很多学术观念也要反思”。他借用近现代学者刘咸炘“察势观风”的概念，认为年鉴不仅要看具体的人和事，还要看到背后的“土”与“风”——一个时代的风气与趋势。

龙迪勇还提出一个有趣的设想：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曾创造“平台式绘画”，年鉴的叙述是否也可以搞一种“平台式”的编撰方式？比如增设板块，收录其他学科可能影响艺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及国外已翻译成中文的相关成果。“年鉴不仅是一个记录平台，也可以是一个跨界对话的平台。”

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杭间从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筹备经历谈起。四个版本馆特色不同，杭州分馆在讨论入藏内容与介质时，就涉及地方文化、互联网新技术条件下的媒介如何辨析。“这说明无论是年鉴还是版本馆，在‘存真’的角度上如何辨析‘真’，大历史观是非常重要的立场。”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名誉所长孙伟科总结道，年鉴的价值，在于把“一时热闹”放回更长时段中校验，让文物、典籍、舞台、课堂与媒介里的创造，成为可考、可引、可对话的坐标。

研讨会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