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讽刺“化石奖”又来了，这场1.5度“赌局”还有机会吗？

撰文｜黄晶

每年10月份诺贝尔奖揭晓热度过后，11月份又有另一个热点活动，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大会）。COP大会也有一个奖叫“化石奖”（Fossil of the Day），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奖”，也并非联合国官方设立，而是由非政府组织“气候行动网络（CAN）”发起的活动，评选标准是“做坏事最擅长、撂挑子最积极（the best at being the worst and doing the most to do the least）”，颁给那些在气候行动中表现差做事少的国家。

虽然是一个讽刺性奖项，但这个被形容为“建设性噪声”的气候行动网络在全球130个国家拥有1900多个会员组织，影响力非同一般，各国对这个揶揄意味十足的“化石奖”避之不及，不愿意被贴上“落后”的标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各国都“奋勇争先”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原因是气候变化问题从源头上正是由“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而来。每年的COP大会既是各国气候外交谈判的正式场所，也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气候行动的多元空间，地缘政治、经济社会、能源安全、公平正义等问题缠绕交织，政策宣示、角力博弈、舆论动员等牵动各方神经。

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第31次缔约方大会（COP31）于11月9日-20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与此同时，一个关于“升温1.5°C已难以避免”的结论和一场“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正在增强并预计于今年年底达到峰值的警示，让这场年度气候盛会更添紧迫感。值此大会启幕之际，本文对全球气候治理历程作一个快速复盘，期望对安塔利亚的各种身份参会者和国内关心气候治理的读者有所帮助。

引子

19世纪20年代，法国科学家傅里叶思考若一物体大小与地球相同、日地距离一致，‌仅靠太阳辐射加热其温度应远低于地球实际温度，推断存在一种对太阳辐射热效应的保温机制；1859年英国丁达尔通过实验装置证实了这个“温室效应”推论；之后瑞典的阿列纽斯于1896年用数学计算定量给出了CO2浓度与地球表面温度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布勒克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中首次用“全球变暖”一词概括了之前的研究。这个过程经历了150年。

1979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提出大气中CO2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气候变化引起国际关注并进入公众视野；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并组织开展评估工作，199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建议通过谈判形成气候条约，同年第45届联大成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正式启动谈判。这个过程用了11年。

经过五轮6次艰苦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92年5月通过审议并在当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由153个国家和区域组织签署。这个过程历时1年3个月。

回看这段历史，这个百年十年到一年时间级加速度不可谓不快。我们在为探究自然现象成果感到鼓舞的同时，也对人类开始思考与自然的关系并提出对策感到幸运。

从气候变化乃至更大范围地球系统的角度看，第一个过程的成果反映了同时期科学史的阶段特点，19世纪物理学的重大进展为研究气候系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验方法，使气候变化研究从定性猜测走向定量研究，也为之后大范围、多尺度、长周期气候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科学研究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新兴学科不断涌现。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世界范围环保运动，对唤醒人类生态环境意识产生巨大影响。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成为全球跨入环境保护行动的分野，“只有一个地球”意识深入人心。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上升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完成了关乎人类文明走向的认识飞跃。第二个过程体现了全球问题在“无世界政府”状态下的有效制度合作。通过成立全球性机构，组织连续性活动，搭建汇聚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企业商界、环保组织和当地社区的大平台，融入更多来自各渠道的力量与智慧。规则建立、组织动员和观念扩散，经由行为体的叙事建构与规范倡导，为形成全球气候变化共识提供了持续的对话机制。最具有挑战性质的是第三个过程，短短的1年3个月直接把应对策略转化为以法律为基础的行动框架。

在此过程中，科学与政治复杂交织，政府权力和多元行为体功能相互影响或牵制，个人知识、经验与集体智慧在具体问题的互动中体现在所有的谈判环节。从规则制定、议题设置、信息交换，甚至协调人、草案起草者推选等，每个细节都是竞争，既要体现道德和展示团结，又要宣示主权和维护利益，博弈就此开始。

从《公约》到《京都议定书》

为制定《公约》而开始的谈判目标是制定一项抑制气候变暖的法律文件。鉴于减少排放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次把所有的任务规定下来，因此称之为“框架公约”，主要是提出目标、原则和步骤，具体减排指标等则由公约的附件“议定书”来规定。框架公约是长期的，议定书可以每隔若干年更新一次，甚至可以同时有多个。

谈判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如果未来气候变暖不明显甚至变冷，那么公约是否会失去意义。对此，IPCC于1990年启动了第一次评估报告（FAR）工作并持续提供了科学判断。1995年第二次评估报告（SAR）给出了“证据表明人类对全球气候具有可辨别的影响”的结论。之后的第三、四、五次评估报告对“人类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分别以66%（可能likely）、90%（很可能very likely）和95%（极有可能extremely likely）的概率给出了回答，第六次评估报告更是用“毋庸置疑（unequivocal）”对此下了定论。

同时，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全球能源结构调整，主要是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利用，这些措施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是有益而无害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无悔策略”。这些判断进一步坚定了国际社会推进制定公约的信心。谈判过程很艰难，也经常陷入白热化，有时为了一个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争论不休。据参加谈判当事人回忆，按规则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文字用方括号先括起来，留待以后解决，《公约》第四轮谈判总共留下400多个方括号，第五轮谈判日夜奋战希望消除这些分歧，结果方括号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600多个，最后该轮谈判只得增加一次。

最终通过的《公约》明确了“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目标，并要求“应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自然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同时，要求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率先减排，附件二国家（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非附件一缔约方（发展中国家）依发达国家资金与技术承诺履行情况开展气候行动。

1994年3月21日《公约》在第50个国家（葡萄牙）交存签署协议90天后正式生效。1995年COP1“柏林授权”（Berlin Mandate，或译为柏林使命或任务更容易懂）提出最晚到1997年完成制定议定书，把公约的目标转化为量化行动。1996年7月COP2在日内瓦举行，美国在此次会议上首次放弃反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的立场，为后续谈判创造了条件。

1997年12月1日COP3在日本京都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会上呼吁各国展现勇气并指出此次会议的成果是迈向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第一步。经过十天激烈辩论和多次通宵达旦拉锯谈判，12月11日凌晨，160多个国家终于达成《京都议定书》，内容包括：（1）减排责任。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率先由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到2012年，附件一缔约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水平上平均削减5.2%；（2）灵活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配额可在发达国家间买卖，发达国家之间可相互合作进行减排，发达国家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项目可换取核证减排量（CER）；（3）生效条件。需同时满足两个“55”门槛，即至少55个国家批准，批准国中发达国家1990年排放量之和至少占全部发达国家排放的55%。美国的退出导致俄罗斯筹码加大，俄罗斯一直将此作为换取欧盟对其加入WTO支持的条件，至2004年欧盟同意后俄罗斯才于当年11月履行批准手续，《京都议定书》最终达到生效门槛，并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

据媒体报道，《京都议定书》是大会主席埃斯特拉达在COP3最后一次全会上有意“忽视”正在要求发言的美国代表而敲槌通过的，这个细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京都议定书的来自不易，也预示着接下来的实施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果然，实际的情况比想象的更严峻。

议定书只规定了第一承诺期（2008至2012年）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即附件一缔约方排放总量削减5.2%，其中欧盟8%，美国7%，日本、加拿大6%，俄罗斯、乌克兰可维持基准年水平，澳大利亚、冰岛甚至允许有所增加。为了达成减排指标，谈判中的妥协不可避免，“京都三机制”正是这种折衷，目的是坚持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同时也让发达国家有机会用最低成本达到减排指标。然而，这些绞尽脑汁、精心设计的方案并没有朝着预期方向发展，第一承诺期从表面数字上看似乎达到了目标，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空兑现，当中的缺陷对后续造成很大影响。一是2001年美国单方面退出，导致温室气体覆盖比例大幅缩水并造成严重互信裂痕；二是承诺期基准年1990年处于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时期，经济停滞导致其实际排放远低于配额。这些不需减排就多出来的“热空气（hot air）”大量涌入市场，造成碳价暴跌几乎崩盘，严重打击了企业投资减排项目的积极性；三是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底到期，但第二承诺期的谈判拖到2012年底才艰难通过且迟迟达不到生效门槛，导致碳市场2013年前后出现政策真空，发展中国家大量减排项目失去资金支持。

相比于第一承诺期的负重前行，第二承诺期（2013至2020年）面临的是大厦将倾。为避免《京都议定书》中途折戟，必须通过一项修正案赋予其新的法律效力。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COP15原本就是为续签第二承诺期目的而来，各国都很重视，11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创下联合国多边谈判历史纪录。当时的主流期望仍是复制京都模式。欧盟等方推动的还是一个为各方“分配”减排任务的协议。但实际上这种“派任务”的做法在当时已难以为继。美国表示因国内政治无法承诺强制减排，发展中国家拒绝接受可能束缚其经济发展的硬性指标，最终大会只产生了一份被“注意到”而非正式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其“各国基于自身国情提出减排承诺”的提法实质上已勾勒出“自下而上”的雏形。随后的德班平台和《巴黎协定》正是沿着这个思路确立了“国家自主贡献”机制。

哥本哈根大会被看作是新旧模式的分水岭，会议僵局在客观上将气候变化议题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并对此后气候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2012年COP18最后艰难通过《多哈修正案》，为发达国家设定了2013至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18%的目标并增加三氟化氮（NF₃）为管控温室气体，但后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一是美国游离于议定书外导致消极情绪在发达国家内部蔓延，他们表示如果美国不参加，发展中国家没有量化减排义务，仅凭欧盟和少数国家承担强制目标已无意义，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日本、俄罗斯、新西兰宣布不加入第二承诺期。二是欧盟等推动谈判“并轨”，统一在德班加强行动平台（ADP）下开展所有缔约方参与的气候谈判，“共区原则”受到挑战。三是由于多哈修正案生效门槛提高，需获得3/4即144个缔约方批准，加上各方意愿严重不足，造成生效过程极其缓慢，直到2020年10月2日牙买加和尼日利亚“宣布”批准才达到门槛，90天后的12月31日正式生效，导致第二承诺期的生效日即为结束日，实际仅有象征意义，堪称国际法律条约的“旷世孤本”。

虽然《京都议定书》被分成了两个承诺期，但实际上针对减排的谈判是贯穿全程的。2007年COP13巴厘岛大会提出最晚在2009年达成第一承诺期之后的安排，由于哥本哈根大会的失败使得这个问题没有按期解决。京都会议后的主要矛盾之一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划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形势下，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感到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也利用发展中国家排放增加进行施压。从整体上讲，发达国家的“两次承诺”都是残缺和未完全兑现的，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规则形成、履约监督和信任基础留下了遗憾和创伤。当然，也要肯定《京都议定书》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首次以法律形式为工业化国家规定了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同时在具体实施方面还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制度设计，为环境经济学理论如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等在全球尺度上进行尝试创作了条件，并由此催生全球最大的碳市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

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COP21大会上，经过会前几年的准备和会议期间的不懈努力，196个缔约方一致通过《巴黎协定》。该协定作为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气候国际条约，与《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构成气候变化领域最核心的三份法律文件，内容包括：（1）温控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以内。（2）运作机制。各国根据自身国情自主制定计划，每5年进行更新且必须比上一次更有力度，每5年进行一次评估“全球盘点”。（3）责任分担。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同时要求各方定期汇报排放数据与减排进展。（4）覆盖领域。除减缓外，还涵盖适应、损失与损害以及技术开发与转让等广泛议题。

《巴黎协定》不再强制分配减排指标，形式上用同一套话语体系让各国进入同一个“自主贡献”的框架，最大限度地把所有国家纳入治理体系。同时也体现了妥协和灵活务实的考量。《巴黎协定》的“协定”（Agreement）用词和部分目标放到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大会决定而不是协定中，实际上是考虑了美国对“条约”（Treaty）的国内审批程序因素。生效条件虽然还是“双55”，但55%排放量的基数发生了变化，《京都议定书》是发达国家合计排放量需占所有发达国家排放量的55%（美国当时占36.1%，它的退出让门槛变得很难跨越），《巴黎协定》要求是缔约方合计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55%。

2016年10月5日，随着欧盟等方的批准，协定达到了“55个缔约方批准且排放量占全球55%”的生效门槛。2016年11月4日在满足条件后第30天协定正式生效。实际上在欧盟批准之前，已有61个国家批准，排放量占全球47.8％，已经达到一个门槛，如果接着有国家批准而达到排放量55%，那么协定生效将与欧盟无关，为避免陷入战略被动，欧盟决定在成员国完成各自国内程序前批准《巴黎协定》，打破了其议事程序规则。中国为巴黎大会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前分别与美国、欧盟、法国等签署联合声明，会后积极推动落实，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前夕，中国与美国共同向联合国交存了批准文书。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此举“将极大推动协定于年内生效”。联合国机构如公约秘书处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执行秘书菲格雷斯在哥本哈根会后接手气候事务，这位哥斯达黎加前总统的女儿长期参加气候多边外交工作，全力推动巴黎大会的筹备和谈判进程，耐心与阻力较大的国家（包括几次“荣获”化石奖的沙特）反复沟通，其风格被描述为“顽固的乐观精神”，哈佛大学曾围绕其谈判策略与风格开发教学案例。在各方努力下，《巴黎协定》不仅获得一致通过而且生效速度也相当罕见，从通过到生效历时不足一年，远低于《京都议定书》的八年。

巴黎之后

《巴黎协定》达成后，全球气候治理曾一度迎来一段积极态势。制度框架按计划推进，能源转型趋势向好，清洁技术发展提速，对全球升温预测也出现了下调。但好景不长，在2016年马拉喀什COP22和2017波恩COP23（斐济为主办国）全力落实巴黎大会成果期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2019年COP25一波三折，最初申办国巴西因财政预算和政府换届等原因撤回申请，智利接替承办，但临近开会国内因经济问题爆发示威局势失控，放弃主办，最终西班牙紧急接盘作为举办地，智利作为主席国，由于碳市场细则等问题上的分歧最终未能达成共识。2021年虽然美国返回《巴黎协定》，但之后政策起伏，昙花一现。2023年迪拜COP28完成首次全球盘点，结果显示全球整体进展严重不足，要求加快行动步伐并呼吁“转型脱离化石燃料”。2025年是巴黎协定10周年，巴西贝伦COP30被寄予很大期望，由于美国再次退出，导致大会只在适应等议题上取得有限的进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9月，各国提出的新NDC仅覆盖全球63%的排放，即便全部落实，本世纪末气温也将上升2.3-2.5°C。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26年9月23日在联大气候高级别会议上强调，世界正面临一代人消耗下一代人未来的严峻权力失衡，并发出“最后一代能够避免气候灾难的人”的警告。

总之，巴黎会议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很多方面仍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形势分析的角度，有几个方面的动态和走向需要关注。一是“气候现实主义”。认为全球能源需求强劲，可再生能源只能作为补充而不是替代。由于承受排放历史责任压力并被要求提供更多资金，美国渲染应对气候变化的巨量投入，甚至与当前地缘政治形势相关的国防预算进行关联。其它产油国和大型化石能源企业也积极跟进，虽然表面上仍支持净零路线，实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通过战略调整布局传统能源市场。二是“道义激进”。对国际行动感到失望，认为当年《京都议定书》被描绘成希望的灯塔，被寄予过高期望，事实是一些发达国家拒绝落实，全球排放量持续攀升，与其说是灯塔不如说是摇曳的茶烛，最后寿终正寝。小岛国联盟（AOSIS）认为1.5℃到2℃这0.5℃的差别，对他们来说不是碳预算增加几千亿吨排放，而是生死存亡，他们与欧盟等一道强力打造1.5℃话语体系，要求加大履约监督，兑现资金承诺。2026年10月小岛国在斐济和图瓦卢举行“太平洋Pre-COP31”会议，要求将其生存诉求转化为COP31的正式谈判议程。三是技术乐观派。崇尚技术的群体总是认为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近年来围绕碳中和目标已形成“低碳零碳负碳”技术体系，应该加大技术投资和研发力度。去年英国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发布报告论述公众认知与全球行动“气候悖论”，提出依靠技术手段进行“气候政策重置”。美国硅谷也发出AI将带来“包括解决气候问题的惊人胜利”的声音。四是中间道路。鉴于目前的矛盾，一些人士提出折中路线，即利用成本大幅下降的优势保留清洁能源政策，同时维护化石能源地位以支持电力系统稳定，用“以上都对（all of the above）”代替“以上最好（best of the above）”。在此背景下核能成为“缓冲地带”。德国已改变长期反对核能的立场，意大利、丹麦、比利时在禁止核电多年后开展恢复核电的法律审议。美国大力推动核能复兴，包括用核能供应数据中心。2026年9月联大期间，美国与日本、韩国组织场边活动宣布核能合作，并共同与波兰建立四国产业联盟推动全球部署。五是“替代”路径。一些国家通过自愿联盟形式讨论特定议题。2022年德国在G7框架下发起“气候俱乐部”，目前已吸纳48个成员国，试图制定统一碳泄漏规则并对非成员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哥伦比亚与荷兰于2026年4月主办“化石燃料转型首脑会议（TAFF）”也是自愿机制。这类“小多边（minilateral）”形式虽然绕开了多边机构的复杂谈判，试图用替代途径加快推进相关议题，但其成果不具法律约束力，最终不仅导致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流失，还将对《公约》主渠道的权威性产生不利影响。

结语

全球气候治理从IPCC成立、酝酿与启动《公约》谈判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风雨历程近40年，在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强制与自愿等多重矛盾之间平衡和妥协，试图找到能让所有国家都接受的制度设计和行动方案，可谓筚路蓝缕，山重水复。然而，事实表明这种皆大欢喜的完美契约是不存在的。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回顾和反思中，可以得出几点启发。

一是认清严峻形势，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气候变化科学结论建立在长期、多源、可交叉验证的观测之上。无论是从归因科学的研究，还是风险管理的角度，拖延应对行动都是错误的选择。据多个研究披露，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化石利益集团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并得出结论，但是他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隐瞒研究结果并组织对气候进程进行故意阻挠。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如何排除干扰做出坚定理性的选择，仍然考验着人类的合作智慧和集体力量。诺德豪斯曾写道“我们正进入气候赌场，正在摇动’骰子’，但仍有时间转身走出来。”其实是在警告不要赌“再等等看”。研究表明，在被识别的气候临界点中有多个已处于被触发状态，近期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即是由于气候变化造成冰川失稳引起崩塌。英国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行星偿付能力》描述：除非立即行动否则全球经济可能在2070至2090年间面临50%的GDP损失，最严峻的是对粮食的影响，非洲地区将出现数亿人的饥荒。毫无疑问，世界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轨道上。正如《斯特恩报告》警示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负担得起采取行动的成本，而是是否承受得起不采取行动的后果。”

二是完善监督机制，推动目标的真正落实。目前履约监督主要依靠数据披露、进展评估、透明度和政治舆论压力发挥作用，这是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的妥协，有利于最大化参与，但约束和惩罚力度不足。在此情况下，有两个方面的艰巨任务。一方面要控制政策风险，避免不确定性。在各种因素中美国的立场摇摆影响最大。从克林顿签署但未批准，到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再到奥巴马签署《巴黎协定》，然后特朗普宣布退出，最后到拜登返回和特朗普二次退出。这种反复无常严重影响了国际协议可信度和全球合作信心。有媒体称“气候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直接批评美国的气候立场。巴西曾在COP30批评美国的退出造成行动、资金、合作“三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落实目标，督促兑现承诺。2009年哥本哈根COP15上提出发达国家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目标直到2022年才首次达到，且很大一部分是贷款而非赠款，实际上加重了受援国的债务负担，还有将其他发展援助重新贴上气候标签，而不是“新增和额外的”支持。2024年巴库COP29提出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CQG），发达国家到2035年前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并强调“集体”（Collective）一词意在模糊具体出钱国家。长久以来，围绕谁出钱、出多少、政府资金还是私有渠道、资金形式及具体用途，甚至资金与行动哪个在前等一直争论不休，几乎成为循环因果的无解状态。

三是直面现实矛盾，坚持低碳转型不动摇。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虽然全球能源投资继续增加，但转型陷入碎片化和部分停滞。系统整合能力、地缘政治信任和基础设施投资等与清洁能源部署速度不匹配。俄乌以及美以伊冲突导致市场动荡，供应链折断，欧洲多国面临严重能源安全形势和稳住供暖和电价等现实问题，能源“不可能三角”再次被提出。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就业与产业布局的差异对“公正转型”形成压力。AI及数据中心迅猛发展直接检验能源转型动力和效果，绿电供应短期内跟得上总量但跟不上节奏，长期看取决于“算电协同”能否真正落地。在复杂竞争的现实中，出现许多自相矛盾、难以自洽的信息，在阿塞拜疆COP29上，东道国一方面提出支持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又声称化石燃料是“上帝的馈赠”，不应因拥有和出售这些资源而受到指责。英国气候特使近期表示世界必须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减排目标，而其财政大臣又声称追求经济增长是“首要任务”，优先级高于净零排放等。如何找到能承受现实压力的转型路径，坚持低碳转型信心不动摇、趋势不逆转，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大考验。

四是倡导多边主义，维护气候行动法理基石。当前气候进程面临各种复杂局面，阻力从认知方面的“科学怀疑”扩展到对转型进行成本攻击的“经济否认”和以碳泄漏名义制造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贸易壁垒。我们常说要维护《公约》主渠道地位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不是口号而是体现在具体谈判中的行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发展中国家几年来推动将相关贸易议题纳入气候多边进程，反对“气候单边主义”并防止气候治理异化为贸易保护工具。去年COP30最终达成协议，将贸易议题纳入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常设对话机制，在2026年CBAM正式实施之前将其纳入气候框架平台进行审视和讨论，通过多边对话机制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规则的公平性、互操作性和话语权。实际上，欧盟CBAM影响正在扩散。英国已确认将于2027年实施自己的CBAM政策，其它诸如电池护照与碳足迹、供应链尽职调查等等，其影响将从上游原材料蔓延至整个产业链，带来规则扩围、影响外溢的风险，若不加以重视和约束，将对全球气候行动产生负面影响。

尾声

2026年9月UNEP发布《限制超调》（Limiting Overshoot）报告指出，全球升温突破1.5°C已难以避免，但仍有可能通过“超标、达峰并下降”路径最终将温度降回1.5°C以下。这似乎是在说“如果我们刹车迟了，红灯时越过了线，我们要想办法慢慢倒车退回去”。问题是能不能退回到安全线之后？倒车退回是否就可以避免惩罚？古特雷斯对此表示：必须让超出的幅度尽可能小、持续时间尽可能短，这就“要求在雄心上超标（demands an overshoot of ambition）”。“overshoot”一词一直有不同的中文表述，以前译为“过冲”，现在也称“超调”、“超标”，无论哪种译法，在气候变化语境里即便不是“贬义词”也是表示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且认为是暂时的、要尽力“纠正”回来的状态。当然，这只是一个形容，不必纠结字眼，但“雄心超标”让我们更加明显地感觉到来自各方面的整体性焦虑。10月UNEP接着发布的《2026年排放差距报告》（Emissions Gap Report 2026）关于“最低可能超调”情景及现状陈述继续加剧了这种忧虑。

当整个星球危在旦夕谁有权决定做什么，当一届又一届COP大会期望拯救的地球仍面临不断加剧的温升威胁，我们又该牺牲什么才能继续前行？今年土耳其作为东道主席国、澳大利亚作为谈判主席国的COP31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化石奖”会继续颁发给谁？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
1.作者原标题为《从“化石奖”说开去——全球气候治理快速复盘》。
2. 本文作者黄晶，研究员，工学博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中英文）副主编，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原主任，曾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城市与区域计划研究员（MIT SPURS fellow）在美访学，多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大会），并担任COP28中国代表团随团顾问专家。

参考文献：

• 1.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
• 2.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kyoto-protocol
• 3.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
• 4.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25
• 5.https://www.wri.org/news/statement-un-secretary-generals-climate-summit-calls-faster-fairer-climate-action?utm_source=linkedin&utm_medium=world+resources+institute&utm_campaign=socialmedia
• 6.https://www.ovid.com/journals/scie/abstract/10.1126/science.abk0063~assessing-exxonmobils-global-warming-projections#1
• 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25/01/cop29-climate-finance-scale-logistics#1
• 8. Why the climate promises of AI sound a lot like carbon offsets, By James Temple, MIT Technology Review, April 10, 2025
• 9.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limiting-overshoot-navigating-exceedance
• 10.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s/2026-09-02/secretary-generals-video-message-the-launch-of-the-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s-overshoot-report
• 11.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解读，张斌 张小锋《中国能源报》2015年12月28日
• 12.回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和签署，骆继宾《中国气象报》，2007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