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学历贬值恐怖的是：中国正在失控的考研考公内卷加剧了

2026年，一个历史性的交叉点出现了。

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从2023年的474万一路跌到343万，三年少了131万。国考审查通过人数冲到341.6万，实际报名突破370万。国考人数第一次在体量上彻底压过了考研。

很多人说这是“年轻人看开了，不想卷了”。这话说反了。他们不是不想卷，是算清楚了一笔账——卷学历这条路，投入越来越大，回报越来越薄，卷到最后可能连本都收不回来。

考研人数减少，第一个原因不是“不想考”，是考不上了。

双一流高校的保研推免比例上限从30%拉到了40%，清华、北大、复旦的部分专业，推免生占比甚至到了70%到80%。再加上2020年启动的强基计划学生在2024年开始集中毕业，很多强基班的转段保研率达到100%。

留给全国统考的名额，被压缩到了极低的个位数。普通学校的学生想通过统一笔试改变学校起点，机会几乎等于零。

更扎心的是成本。各大高校在大面积削减学术型硕士，扩招专业型硕士。专硕学费从过去每年8000元的常规标准，涨到每年2万、5万甚至10万以上。北京、上海十几所知名高校公开发通知，不再给全日制专硕提供校内宿舍。学生去校外租房三年，额外掏出6万到15万现金。

普通家庭花几十万供一个孩子读完研究生，最后换来的结果，让人绝望。

根据智联招聘2024年就业调查数据，2024届硕士和博士应届毕业生的录用通知获得率只有44.4%，低于本科毕业生的45.4%。

花了三年时间和几十万积蓄读出来的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拿到的录用机会，居然比本科生还少。在很多基础岗位上，研究生入职月薪只比本科生多1000到1500元。

民营企业的招人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翻转。企业彻底放弃了长期培养新人的计划，转而要求所有新员工必须具备立刻干活的能力。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2024年企业招聘中，面向应届生的岗位只占6%，面向有工作经验者的社招岗位占94%，应届生招聘需求同比暴跌24.62%。

一个学生如果本科毕业考研失败两次，读完研究生出来就已经27岁或28岁。没有任何实际项目经验，也没接触过真正的客户，在企业人事部门眼里，这种大龄应届生性价比极低。

而企业招聘普遍设立35岁年龄限制，留给这些高学历新人的工作时间只有区区7年。那些本科毕业直接进企业的人，27岁时已经积累了5年实际业务经验。

几百万人去争夺一个公职岗位，核心逻辑只有一个：避险。

他们在逃离民营企业毫无限制的无偿加班，在逃离劳动法落实不到位的恶劣环境，在逃离35岁随时被裁员清理的生理性威胁。公务员岗位工资不是最高，但它提供了全社会极其稀缺的东西：按时发放的薪资、严格执行的作息、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被解雇的安全感。

当体制外的大多数工作无法提供基本的安全边界时，几百万人去争夺一个公职岗位，就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这种全民向体制内集中的现象，日本经历过完全相同的阶段。

2011年日本攻读硕士学位的人数达到8.23万人的历史高点，随后一路回落，现在常年维持在7万人左右。日本国家公务员考试同样经历过大降温，2024年日本国家综合职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只有24240人，比前一年减少7.9%，地方公务员招录比例直接降到5.2比1。

东京大学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从当年的400多人，腰斩到2024年的193人。

日本的经历证明了一点：只要外部产业环境和劳动保障机制发生改变，体制内考试的热度，绝不会永远只涨不跌。

把全中国最聪明、最年轻的几百万劳动力，长期锁在没有生产效益的考试复习当中，对整个社会的创新和生产力，是巨大的浪费。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把精力最旺盛的几年全部消耗在死记硬背考试题上，不创造任何产业成果，不参与任何技术开发。这不仅是个人的时间悲剧，更是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损失。

靠说教让年轻人不要卷考试，没有任何效果。年轻人的选择，完全是现实利益权衡后的被动结果。

要改变这种失控的内卷，唯一的办法是重塑体制外工作的生存土壤。严格执行劳动法，把不合法的加班、恶意降薪裁员、35岁就业歧视全面列入严厉处罚清单；把高等教育的培养方式和实际产业需求死死绑定，砍掉没有市场需求的虚假专业。

当民营企业的员工能够拥有合理的收入、不受侵犯的休假权利、干到退休的职业尊严时，年轻人自然会走向广阔的市场，走向技术研发和实体制造的第一线。

考研人数暴跌131万，国考人数首超考研。这组数据不是“年轻人不爱读书了”的证据，是年轻人在用脚给两条路投票。

真正该被追问的，不是年轻人为什么挤向考场。是体制外的那片土壤，什么时候才能让一个普通人，不用把青春押在考试上，也能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那一天来得越晚，考场里的人就越多。而一个国家最年轻的几百万劳动力，不该把最好的几年，全花在背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