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格局正在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
11月9日举办的2026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暨长三角绿色科技创新周“全球环境科学家圆桌对话会”上，多位科学家共识认为，全球环境治理呈“碎片化”发展，较难匹配绿色转型产业规模，下一步应转向可执行的、系统性的有效治理。
全球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的具体短板何在？扎耶德大学自然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詹姆斯·特里表示，全球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存在三方面短板。一是仍然缺乏环境影响判定标准。任何形式的发展，无论绿色与否，如果缺乏生态系统服务，就不可持续。二是绿色转型的环境代价往往滞后显现。如葡萄牙引进桉树、斐济引入甘蔗等做法均是先带来增长，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后才出现土壤侵蚀、水资源过耗与珊瑚礁退化。三是全球环境治理协同、参与还不足。国际上主流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仙台减灾框架”、《巴黎协定》等法案和文件的理念未打通；转型方案若未能让当地利益相关者参与，往往会遭遇抵制。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藻类环境生物学专家刘永定则认为，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还需要用统一的指标去管理一个系统。现阶段，环境治理要素较为分割，环境、生态、资源等领域有各自管理方法，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较为片面。
刘永定还称，现有的一些环境治理指标有时会略显失真，如一个自然生态区域水中的磷值达到某个限值就算达标了，但这在管理上成立，在生态体系上实则不成立，流速、光照，以及藻类、浮游动物等都是影响因素，“环境治理无法靠简单加总来实现，因此，绿色转型也不能当成单项工作来进行。”
基于各国不同国情，全球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有何路径？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阿丽娅・阿克特姆巴耶娃表示，哈萨克斯坦政府每年有气候和绿色能源、水资源管理等计划。因此，政府一方面需要将具体政策下沉到地方，向当地居民推广应对措施，并保证政策实施和宣贯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各国可依据自身情况将环境经验做成“公共产品”，比如，中亚国家可以一起编著水资源合理利用方面的通用课程，并在其中纳入适用技术，向农村地区推广，“因为这些资源对我们至关重要，应当作为区域共同议题来处理。”
“绿色转型是发展问题。对于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建学校、医院、道路都需要能源，而水电等可再生项目又要清理大片土地、造成新的森林砍伐。”桑给巴尔公立大学副校长阿里·乌西表示，在全球环境治理的大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需要去提前思考：绿色转型的成本由谁承担、资金与技术从何而来、全球治理机制如何来制定等。
对于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詹姆斯・特里建议，绿色转型方案必须让当地利益相关者从一开始就参与制定，这可以使得转型理念更易于被当地人士接受。同时不能放弃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阿联酋建有大面积光伏电站，一些当地高校开发的新型绿色能源、混凝土建筑新材料等就可以介入进去，但这关键在于新一代人才要懂得采纳好这些新技术。
刘永定也表示，绿色转型在整体格局上要高于资源、环境、生态各自治理的单一方向，同时还存在技术发明与创新引领的问题。
“现阶段，实验室成果与产业化之间有一段‘空档’，即工程环节，社会投入、政府投入等参与度都较少，这已经影响到了绿色转型向高层次技术领域发展。”刘永定建议，政府、社会、机构应加大对绿色转型中间环节的投入，把人力、物力、财力向工程和中试倾斜，来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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