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为齐白石出版画册、画集，一级鉴定师北京画院特聘画家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发布

导语：徐悲鸿与齐白石的交谊，是近现代艺坛的一段佳话。从1931年起，徐悲鸿为齐白石的画册出版奔走协调，反复沟通出版细节，同时多次劝慰、牵线，促成齐白石重返艺专教职，以一腔赤诚为白石老人的艺术铺路，尽显“知我者徐君也”的深厚知己之情。

1931年9月18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竖幅展示）

北京画院藏有1931年9月18日徐悲鸿写给齐白石的信（横幅展示），内容如下：

白石先生尊鉴：
读手教，令我又气又笑，此类下流斯文人，有谁准过他画画，真是活见着鬼。吾推重齐白石者，正因其无一笔古人而能自立。（此节尤重要）信口雌黄，多见其不知量也，何损于白石毫末，一笑置之可矣。
自印画不甚妥，因发行至为麻烦。倘未交印，鸿尚有法令他处印。唯须有照片乃可。
先生已有千古，乘此精力尚健之时，写画数百幅藏于椟中，不必贱价售之俗人。悲鸿倘一日有微力时，必设一画院尽以陈列吾白石翁画，以愧三百年来仰人鼻息之小丈夫也（任伯年除外）。敬颂
道安。
悲鸿顿首
九月十八日
闻师造化矣，不闻师古人也。试问古人何师，甚矣浅人之误人也。

9月18日的信和9月21日的信，在内容上有所关联，均提到画册筹备的事情：“自印画不甚妥，因发行至为麻烦。倘未交印，鸿尚有法令他处印。唯须有照片乃可。”“画集接得，一切皆就绪，唯制版须催赶，方能早观厥成也。”两封信应为同一年所写。

在9月21日信尾提到“杨皙子患痢疾逝去已五日矣”，杨皙子即杨度，亦是齐白石挚友，为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逝世于1931年9月17日，与信中时间相符，故可推断这两封信都写于1931年。1932年7月《齐白石画册》由中华书局发行，1931年9月正是画册筹备的初期阶段，信中说“自印画甚不妥，因发行至为麻烦”，从中看出有可能此时中华书局还未确定要发行《齐白石画册》，齐白石针对这一情况可能有些顾虑，便在给徐悲鸿的信中提到是不是可以自己印制画册。徐悲鸿在9月18日信中，非常果断地回复了自印画册会发行困难，最好不要自印画册。同时也宽慰齐白石，“倘未交印，鸿尚有法令他处印”，如果这里印不了，还可以再找其他地方印制，并且需要作品的照片，以便进一步推动画册出版工作，表达出他要帮助齐白石出版画册的决心。

1931年9月21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继9月18日信后，徐悲鸿可能就齐白石提出的问题和顾虑，再次代齐白石向中华书局询问了出书一事，得到了中华书局确切的回应，于是在9月21日写信告知齐白石“画集接得，一切皆就绪”。他知道齐白石心中想早日看到此书，便从自己出版的经验出发，告诉齐白石“唯制版须催赶，方能早观厥成也”，一切都已经没有问题，只需要在制版的时候催促，就能早些看到画册了。这些字句内容，一方面是让齐白石安心，不要再担心画册是否能够出版，一方面又给予齐白石实际操作的建议，可谓思虑周到。

12月16日信中提到“‘中华’昨将合同寄至，谨挂号转奉，拭目以待书之出也”。“中华”即是指中华书局，联系9月份来信内容，可知“合同”指的是将于1932年出版的《齐白石画册》的合同。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还记载了1931年10月29日徐悲鸿致中华书局吴廉铭的信：“白石翁为中国今日唯一之画家，湖南人，其画见重东西洋各国，深愿先生为力，令其集早日出版。”也就是说9月份徐悲鸿收到中华书局确定要出版《齐白石画册》的答复以后，又于10月29日致信中华书局吴廉铭，催促画册出版的事情。终于在1931年12月16日中华书局将出版合同寄给齐白石，表明《齐白石画册》的出版正式确定下来。因为这份合同至关重要，徐悲鸿特意写了这封信给齐白石，提醒他合同是用挂号信的形式寄出去的，出书的事情可以“拭目以待”了。

1932年6月29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6月29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尊示敬悉，已转告中华当局，想能如命，勿念。臂患愈否？念念。外人求画勿亟应之，以无此例也，如有交情，固当别论。此上
白石先生。
悲鸿顿首
六月廿九日

6月29日信中提到“臂患愈否？念念”与6月27日信中的“左臂已无恙否”内容上关联，当为一年所写，时隔两天而已。6月27日信可以断定写于1932年（理由见后），故此信亦写于1932年。“尊示敬悉，已转告中华当局，想能如命，勿念。”“中华当局”即中华书局。1932年7月《齐白石画册》发行，从此信中文字来看，齐白石对于马上就要发行的画册可能还有问题，需要徐悲鸿帮助从中协调。徐悲鸿回复齐白石对他提出的要求都已经明白了，并已经转告中华书局，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请齐白石不要担心。

1932年11月4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画集事请放心，必以全力为翁刊四集。（此集不算，因照片太小。）本月终想来平一行，但祈勿告人。三两笔之虾蟹小鸡请多作几幅。中德展览会事，鸿推翁为委员，已见中央议决案矣。
一切面尽，敬颂
道安。
悲鸿顿首
十一月四日
于书勿念。俟其来即促之写也。

11月4日信中提到“此集不算，因照片太小”应该是指1932年7月出版的《齐白石画册》，从语气中可看出此时画集已经出版，故可推断此信写于1932年11月4日。徐悲鸿对于这次出版的画册并不满意，因为“照片太小”，决定为齐白石再出版四集的《齐白石画集》，“必以全力为翁刊四集”。

1932年齐白石在《白石画集（第三）》上题字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画集（第三）》，在封面上齐白石写道：“《白石画集》第三集置版者怀英印刷局。其集中之画较第一集工。（此送来之样本，闻珂罗版最好在先印，愈印愈模糊）壬申冬出书，白石记。”壬申年为1932年，与信中内容一起印证了徐悲鸿在1932年7月《齐白石画册》出版不久，又开始帮助齐白石策划出版四册的《白石画集》一事。

从这几封信札可知，《齐白石画册》从策划、筹备到印行，基本都由徐悲鸿和中华书局沟通，如有问题齐白石只需要托付给徐悲鸿即可。当时齐白石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人，对于出版画册这样的事情，必然不太熟悉。且他又是一个极为细致、谨慎的人，思虑的问题可能非常多，徐悲鸿一方面要和中华书局沟通各种出版细节，另一方面要不断地解答齐白石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和中华书局去协调齐白石提出的要求。正是在徐悲鸿不断地坚持和努力之下，《齐白石画册》得以顺利付梓印行。

1932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齐白石画册》

2劝齐白石重任教授之职

1931年8月17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白石先生尊鉴：
手书及赠欧阳先生蟠桃及两扇，拜收无讹。竟无先生尚在病中，见此大喜，属先称谢。《借山图》他日当奉题。来书之纸当与《借山图》大小相同否？
先生不为教授，自有理由。悲鸿又焉敢代他人强先生之所不可。唯大驾出外，必如西门豹佩弦以自宽。毋太性急。此节真令远人担心也。敬请
道安。
悲鸿顿首
八月十七日

此信和9月21日信都提到教职一事，“先生不为教授，自有理由”“先生重任教职，至以为慰”，内容关联，当为一年所写，如前所述9月21日信可确定为1931年所写，故8月17日信亦写于1931年。

对于齐白石任教职一事，徐悲鸿非常看重，他离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前往南方之后，在知道齐白石不愿意接受续聘之后，于1931年8月17日去信齐白石，委婉地劝说齐白石重任教职。9月21日得知齐白石“重任教职”之后，他感到高兴，“至以为慰”。同时也担心齐白石还有顾虑，又在信中提到“且仲子贤者，愿先生与终始也”。仲子即杨祖锡，字仲子，音乐教育家、书法篆刻家。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开拓者之一。他在欧洲留学期间与徐悲鸿交谊深厚。徐悲鸿离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之后，由他继任。1931年正是杨祖锡担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期间，徐悲鸿特意和齐白石说明杨祖锡的人品“仲子贤者”，告诉他杨祖锡是一个可信任的人，请齐白石不要有顾虑，希望他们之间的合作能够“终始也”。（选自：北京画院·齐白石研究专辑、少白公子趣说齐白石、齐白石传人书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