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的创建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人民政协报）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毅然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共同创建了黄埔军校。

回望百年风云，孙中山一生屡仆屡起、致力共和，终其一生探寻救国新路，而创办黄埔军校，是其晚年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救国实践。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与苏联顾问出席。

痛定思变，创办军官学校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早年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捍卫共和，始终依赖旧式军队与地方军阀武装，屡屡遭遇反噬。几十年曲折奋斗，一连串现实教训，让孙中山清醒地看到，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乃革命之短板，过去革命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并不真正属于革命党，“只有革命党的胜利，没有革命军的奋斗，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他由此铭心刻骨地认识到，必须要有和革命党奋斗相同的军队，必须要有革命军。

正当孙中山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苦苦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艰困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显著成功，屡遭挫折和失败的孙中山从中得到鼓舞和启示，主动与苏俄联系，学习革命经验。1921年12月，李大钊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介绍给孙中山，并派张太雷任翻译，陪同马林到广西桂林与孙中山会谈。马林在会谈中向孙中山提出“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的建议。孙中山表示接受，但那时正忙于准备北伐，又不懂得创办革命军校的办法，未能付诸实施。

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观音山上的炮声惊醒了孙中山。他一手提拔、委以广东省省长和粤军总司令重任的陈炯明，公然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在珠江上漂泊40余日才脱险。经历这次最惨重的失败后，孙中山痛彻深悟：“要实现革命目标，不能依靠军阀打军阀，必须抓紧建立革命的武装。”

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和共产党代表张太雷等4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政治、军事及党务，参观苏联红军各兵种和各种军事学校，以资仿效，创办革命军校。代表团在苏联考察近3个月后，在报告中建议良多，尤以创办军官学校为第一要务。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游俄报告书》中提出“为求国家强盛，必先统一中国；要统一全国，必先消灭军阀；要消灭军阀，必先建立军队；要建立军队，必须创办军校”，并拟定设立军校之建议案。

11月2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讨论创建军校问题，会议议决：义勇军学校定为国民军军官学校，校长定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定廖仲恺，筹备工作由廖仲恺负责，校址租界东园。此为国民党正式确定创设军官学校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派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多次与孙中山会谈，讨论了两党合作共同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等问题。

亲勘洲岛，选定长洲办学

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共产党人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谭平山、林祖涵、李维汉、李立三等人参加。会议期间，正式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廖仲恺作为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中国共产党委派张申府参加筹备工作。

会后，代表们受陆军军官学校筹委会之托，回原籍代为选拔、推荐、输送优秀青年报考黄埔军校。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开学。6月16日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大会，发表了长篇演说，论述创办黄埔军校的必要性，阐明黄埔军校的宗旨，对学生提出希望和要求，勉励军校学生要努力，将来成为革命军的骨干。两年前的6月16日，是陈炯明叛变革命的日子；两年后，孙中山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作为军校的开学典礼日，是要人们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为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而无私奉献、努力奋斗。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此前讨论军校创设事宜时，曾设想以市区东园为军校校址，后又提出以“测量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病院”为校址。1924年1月28日，孙中山决定以黄埔长洲岛上原广东陆军小学校为军校的校址。广州黄埔有办军事学堂、办军校的传统，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摇篮之一。黄埔长洲岛之陆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为广州东南门东南方门户。孙中山“以其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便于兴学讲武，遂指定该岛为本校校址”。

此外，从经济角度看，黄埔岛的选择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里曾是清朝末年设立的陆军小学堂的所在地，之后又设立了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虽然校舍已破旧不堪，但在这些基础上修葺，比重新建设要更加方便且经济，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与物力。

“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亲手核定的黄埔军校最早官方校名。在此之前，国民党党内曾先后审议、规划过“陆军讲武堂”“国民军军官学校”等建校方案，均未能落地实施、半途终止。而“陆军军官学校”能够正式创办，核心依托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历史契机。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将黄埔军校改制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0年9月，蒋介石下令黄埔军校停办。此后的军校虽然以不同校名继续开办，并延续黄埔军校的期数，但是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多方筹措，勉力保障经费

苏联给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提供的经费、顾问及军事装备技术援助，是黄埔军校得以创建不可或缺的条件。

1923年5月，苏联政府通过越飞致电孙中山，明确提供200万金卢布专项建校经费，分期拨付，同时配套8000支日式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军用物资，且明确要求款项、物资专项用于建立“军校”，而非组建“野战部队”，这坚定了孙中山专注办学育人的决心。

苏联方面虽然承诺给钱、给枪，但动作很慢，第一批经费要到1924年冬天才能到位。而孙中山已经确定，新军校要赶在6月份开学，招生、盖宿舍、做制服的钱，由谁来出呢？

△苏联顾问陪同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

当时，广东财政极为困难。军校筹建时，并未指定由哪个机关为军校拨款，经费没有可靠的来源。为使军校筹建工作不至于因费用不济而流产，军校第一任党代表廖仲恺，不得不到处奔波，忍气吞声，向把持广东钱路的滇、桂军首领“化缘”，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在《我的回忆》中记载，廖仲恺“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何香凝甚至卖掉了自己结婚时的陪嫁首饰，就为了给军校第一期学生筹伙食费。正因为这份对黄埔军校的无私挚爱，廖先生被称为“黄埔慈母”。

经过争取，1924年5月22日，财政委员会才议决：“军校的经费由广东省财政厅拨付18.66万元开办费，经常费共3万元，由财政厅给5000元，市公安局1.5万元，市政厅、筹饷局各5000元。”当时军阀把持广州财税，革命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时任军校总教官的何应钦说，经常费每月约3万元，但实际仅能筹措约6000元，为数不敷甚巨。

随着广东全省财政逐步统一，军校的经费问题随之改善。

严格选拔，广纳军事骨干

师资是办校的基石，是学校各种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种。黄埔军校成立前后，广泛聘用各方人才，组建起一支兼具较高军事与政治素养的教官队伍，成员包含中方教官和苏联教官。

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任免教职员、招考教官成为军校筹备事项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军校教官的考录尤为严格，其流程为“先由各方举荐人员，必先缮具履历，复加严格考察，然后酌量任用，以作学生模范”。

1924年2月19日，军校筹备委员会在《广州民国日报》登载《陆军军官学校招考下级干部布告》，声明：“本校开创伊始，端赖贤才始臻完备，诚恐一方之见闻未周，有埋没贤豪之叹用，特登报招考，凭才录取，以示大公。”布告规定，投考区队长之资格：甲、曾在保定军官学校及其他相当程度学校卒业者；乙、年龄在30岁以下，体格强健，无不良嗜好，品性端正者。投考分队长之资格：甲、曾在军事学校卒业，或在军队服务（准尉军士）多年者；乙、品性纯正，年力强健，操练纯熟，文义粗通者。

3月24日，军校下级干部考试在广州市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办。考试内容包括战术、应用战术、交通、兵器、筑城、国文等科测验，遴选40~50名第1期队官。由于各方不断推举人员，军校为求公正无私，于4月7日在《陆军军官学校考试委员会启事》中声明：“一以公正无私依法考试审查。”4月24日，军校公布下级干部的录取名单，总共50人。这批教官成为军校最初的教学训练师资骨干。录取人员中，有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还有来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官。

当然，不能忘了苏联教官。苏联政府大力支持黄埔军校的建设，选派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与教官来华。这批人员中大多数都是优秀的军事将领，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有的具备大兵团作战指挥经验，有的长期从事军事教育研究，理论根基扎实，实战阅历充足，许多人获得过苏联政府颁发的勋章。他们克服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重重障碍，积极参与军校的创建和教学活动，将苏联红军的优良传统、作战经验，以及当时先进的军事思想、新式军事技术传授给黄埔师生。苏联先后派遣200余人的军事顾问和教官团到黄埔军校，苏联红军著名将领巴甫洛夫担任军事总顾问，参与黄埔建校及协助军队训练作战。

中国共产党人对办好黄埔军校、创建革命军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各地选派重要干部到军校任职，选拔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背景下，大批共产党员参与黄埔军校建校、建军及校内外各项重要事务，迈出了开展军事教育工作、掌握军队、从事武装斗争的重要一步。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他开创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先河。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开拓与创新。如周恩来，为旅法华人中共早期组织党员，经张申府介绍入党，1924年夏由欧洲启程回国，9月到达广州，初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亦称两广区委）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间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

军政兼修，践行知行合一

黄埔军校建立后，孙中山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方针政策上给予巨大的关心和指导，同时也非常关心军校的建设和发展。1924年8月31日军校开学两个多月后，孙中山就到军校视察。以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军校“海关楼”小住，检查工作，听取汇报。

孙中山要求师生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针，贯彻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相辅而行的原则。他在军校开学典礼上要求学生“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

黄埔军校专门制定了《政治教育纲要》，明确实施和加强政治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学生通过学习，彻底了解产生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背景以及国内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背景；理解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明确自己在军队中的责任，使武力真正成为国民之武力。

根据这个纲要，黄埔军校制定了全面的系统的政治教育科目，最初规定了三民主义等政治课程，后来增加到18门，强调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彻底了解中国国民革命。军校还为学生安排了许多政治思想理论的学习，并经常邀请一些著名的进步人士到校进行讲演。由此可见，相比较于晚清政府组建的“新军”和其他军事学校，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教育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黄埔军校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开创了中国新式军事教育的先河。

采取学校教学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黄埔军校创办于战争时期，战争多发，战事频繁，各期学生入伍生都上过战场，经历过战争，是黄埔军校与别的军校相比主要区别所在，战争让黄埔军校遭逢了多重困厄，但也为黄埔军校提供了特殊的，有利于军人养成的办学条件。

实战是黄埔学生的必修课程。第一期办学未久，便发生了商团事变。商团是以广州商界名义建立的一个武装团体，是英帝国主义在广州的武装代理人，约有4000兵力。而当时南方政府的军队，忠于革命的已全部随孙中山出师北伐，滇、福、湘军或是隔岸观火，或是与商团暗中勾结，唯一可靠的力量仅是黄埔军校在校学习不到6个月的800名学生。然而正是这股敌人并不放在眼里的新生力量，在广州等地的工会、农会的支持下，以举行巷战演习为名，冒雨开赴城内，只花了3天的时间，便使商团部队全部缴械投降。

此为黄埔学生在校期间的第一次参战。对于黄埔军校学生来说，实战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课堂操场所学及时，在战争中派得上用场。一期生刚在课堂上听讲过“巷战”（1924年8月19日），不久举行“巷战演习”（10月14日），接着就真枪实弹打响了“巷战”（10月15日）。

百年回望，赓续黄埔薪火

自1924年建校至1930年黄埔本校停办，短短6年时间，黄埔军校累计培养7期学员，毕业6349人，走出3053名将帅，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众多高级将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

大革命与北伐时期，黄埔学子勇担先锋，铸就北伐铁军。黄埔一期、二期学员作为北伐核心骨干，征战两湖、横扫东南，击溃吴佩孚、孙传芳军阀主力，终结了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格局。叶挺独立团以黄埔师生为核心骨干，作战勇猛、纪律严明，被誉为“铁军”，名震全国。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黄埔师生挺身而出、共赴国难，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和骨干，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付出了重大牺牲。左权、赵尚志、戴安澜、张自忠等大批黄埔名将，以身殉国、誓死卫国，用生命守护家国山河。

新中国成立后，两岸黄埔同学与亲属多方奔走，四处呼号，以同窗之谊、家国之情，架起跨越海峡的桥梁，为增进两岸互信，深化两岸交流，发挥了独特作用。

如今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回望黄埔建校风云，读懂每一处史料细节、每一段建校故事，方能读懂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与救国赤诚。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长洲岛的涛声依旧，黄埔军校的校魂永存。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唯有以史为鉴、以魂铸心，将这份家国情怀化作奋进的力量，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不负先辈热血，不负时代重托，让黄埔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本文作者系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讲师）

作者：邵梦洁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