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个MRD检测获批：结直肠癌术后精准管理面临哪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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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个MRD检测获批，但术后干预策略仍待突破。

结直肠癌术后复发监测长期依赖影像学和癌胚抗原（CEA），但敏感度有限，往往等影像学发现复发灶时已错失最佳干预时机。循环肿瘤DNA（ctDNA）检测通过捕捉分子残留病灶（MRD），能够更早识别高危复发人群。然而，“能检出 MRD”并不等同于“按 MRD 结果干预就能改善预后”，从诊断到有效干预之间，仍存在巨大的临床鸿沟。

在第64届日本临床肿瘤学会年会（JSCO 2026）暨第6届亚洲肿瘤学会国际大会（AOS 2026）的专场“精准医学国际研讨会”（PPIS-2）上，日本国立癌症中心东医院的 Hideaki Bando 教授带来了精彩报告。他以“SCRUM-MONSTAR：通过全国精准肿瘤学平台推进药物研发与临床试验”为题，系统回顾了这一全国性基因组筛选平台的成果，并重点报告了基于 ctDNA-MRD 监测的 CIRCULATE-Japan 系列试验最新数据。

先别急着看MRD：这个平台先证明了“检测能换来药”

SCRUM-Japan试验启动于2015年，由国立癌症中心东医院牵头，采用产学研合作模式，由制药企业与检测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为全国患者提供基因组检测并积极匹配相应的临床试验。目前，平台已累计入组超过50,000例患者，并成功促成24个新药共27项适应证获批。

在已完成基因分型的16,144例患者中，约5%成功入组临床试验，整体客观缓解率（ORR）达到29.2%。最核心的数据表明：基于生物标志物匹配治疗的患者，其中位生存期（MST）可达19.1个月，显著长于非匹配治疗组的15.3个月（HR=0.767，P<0.001）。这从真实世界数据（RWE）层面，强有力地支撑了“检测—匹配—生存获益”这条精准肿瘤学的核心闭环链条。

在此基础上，多项代表性临床试验取得了突破性成果。TRIUMPH试验显示，帕妥珠单抗联合曲妥珠单抗治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转移性结直肠癌时，组织检测和ctDNA检测的ORR分别达到30%和28%；而HERALD试验中，德曲妥珠单抗（T-DXd）治疗HER2扩增实体瘤的ORR更是达到了56.5%，显著高于DESTINY-PanTumor02全研究人群的37.1%（图1）。

图1：SCRUM-Japan平台概览及主要成果

HR 11.99：术后ctDNA阳性，到底意味着多高的复发风险？

CIRCULATE-Japan项目下设GALAXY观察性队列，对可切除结直肠癌患者进行术后ctDNA动态监测，目前已入组6,300例（图2）。在MRD窗口期（术后2–10周），ctDNA阳性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FS）显著短于阴性患者（HR=11.99，P<0.0001）；多变量分析中HR更高达12.08，其预测效力远超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状态和 BRAF突变等传统病理因素。24个月DFS率在ctDNA阴性组为85.1%，阳性组仅20.57%（图3）。

Bando教授指出，这一数据确立了ctDNA作为术后最强预后标志物的地位。但他同时强调：观察性关联证明的是“风险预测能力”，而非“按MRD结果干预能改善结局”，后者需要随机对照干预试验来回答。

图2：CIRCULATE-Japan/GALAXY研究整体设计

图3：MRD窗口期ctDNA状态与无病生存曲线

ALTAIR阴性反思：提前治疗，为什么没能改写结局？

既然 ctDNA 阳性预示着极高的复发风险，那么在影像学显现复发之前进行早期干预，能否真正改变患者的生存结局？发表于《Nature Medicine》的ALTAIR 研究正是为了回答这一关键临床问题而开展的首个随机 III 期试验。

该研究（EPOC1905，NCT04457297）纳入了根治性切除术后 ctDNA 阳性、且影像学无可测量病灶的结直肠癌患者，按 1:1 随机接受曲氟尿苷替匹嘧啶（FTD/TPI）或安慰剂治疗 6 个周期，共计入组 243 例患者（图4）。

研究结果显示，作为研究主要终点的DFS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数据表明，FTD/TPI 组的中位 DFS 为 9.30 个月，安慰剂组为 5.55 个月（HR=0.79，95% CI 0.60–1.05，P=0.107）。这一阴性结论，成为了正确解读该试验后续所有分析的核心前提。

尽管总体人群的主要终点未达，但在进一步的探索中，IV 期亚组（n=66）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HR=0.53，P=0.012），且事后盲法中心影像复查显示全人群 HR=0.75（P=0.0406）。对此，Bando教授明确指出：这些亚组和事后分析均未经多重性校正，属于探索性、假设生成性质，不能替代主要终点的阴性结论（图5）。

此外，在临床决策中不容忽视的是安全性代价。FTD/TPI 组 3 级及以上血液学不良事件的发生率高达 73.0%（而安慰剂组仅为 3.3%）。在总体人群生存获益未达显著的情况下，临床医生必须审慎权衡沉重的毒性负担与潜在获益。

图4：ALTAIR试验研究设计

图5：ALTAIR试验全人群及分分期DFS分析结果

从“能查”到“能治”：获批之后，VEGA与WGS还要回答什么？

尽管 ALTAIR 试验的主要终点未达显著，但依托 CIRCULATE-Japan 平台的海量数据积累，日本监管机构于 2026 年 6 月 24 日正式批准 Signatera 诊断系统作为MRD检测程序上市（批准号：30800BZI00018000）。这是日本首个获批的 MRD 检测系统，标志着 MRD 正式从科研工具迈入临床常规。在此之前，JSCO已发布了 MRD 检测临床合理使用立场声明并配套了患者手册（图6）。

如果说检测的落地解决的是“能不能查”的诊断问题，那么 VEGA 试验、全基因组测序（WGS） 与 AI病理则需要回答更进一步的核心挑战：“查出来之后究竟该怎么治”。

在降级治疗方向，VEGA 试验旨在检验 MRD 阴性患者是否能安全省略辅助化疗（N=1,000，目前入组已完成，正在随访中）。而在技术迭代与精准筛选方向，新一代基于WGS的 MRD 检测灵敏度已可达肿瘤分数 10 -4 % 级别；同时，研究团队正积极探索人工智能（AI）病理分析与 MRD 检测的深度整合，期望更精细地甄别哪些患者可安全降级治疗、哪些患者需要升级干预。基于这些前沿探索，MONSTAR-3.5 平台计划进一步启动由 MRD 联合数字病理指导的降级治疗随机对照试验（LIBRA，N=1,000）（图7）。

图6：MRD检测临床落地——日本首个监管批准及立场声明

图7：未来发展战略——WGS高敏检测联合AI病理指导精准治疗

结语

在本次会议上，Hideaki Bando 教授系统勾勒了日本精准肿瘤学的实践图景。SCRUM-MONSTAR 平台十余年的实践表明，全国性产学研基因组筛选网络能够有效赋能靶向药物研发，打通了“检测—匹配—生存获益”的临床闭环。在此基础上，GALAXY观察性队列的大样本数据确立了术后ctDNA作为复发风险强预后生物标志物的地位，并为日本首个MRD检测系统（Signatera）的正式临床获批提供了关键数据基础。

然而，ALTAIR试验未达主要终点，加之伴随的血液学毒性，也提示：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基于 MRD 阳性进行提前干预尚未能证实临床获益。从“精准识别复发风险”到“基于风险安全且有效地调整治疗方案”，如何实现真正的临床获益突破，仍需 VEGA 等后续前瞻性随机干预试验提供确证性依据。

专家简介

Hideaki Bando教授

•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东医院医药品开发推进部部长

•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东医院转化研究支持室室长、国际研究推进室室长、消化道内科医长

• 日本癌学会评议员、日本癌症治疗学会多癌种早期检测指导文件工作组组长

• 专业方向：消化道肿瘤诊疗、肿瘤药物治疗

• 研究领域：癌症精准医疗、循环肿瘤DNA检测、转化研究、真实世界数据应用

• 重要经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研修、爱知县癌症中心药物治疗部原医长

• 教育背景：2004年毕业于旭川医科大学医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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