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大学“系办存废”争议升级，校方回应

2026年11月11日，台湾世新大学的学生团体“世新学权前进阵线”在校园内创办人成舍我的铜像前再次集结，将一封“战帖”递向校方：要求学校在11月25日前，公开各系行政人力配置、业务分工与改善期限。若逾期未获完整且可供检验的回应，学生表示不排除扩大抗争。

同一天，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高等教育司司长廖高贤对外证实，该部门已于11月5日正式发函世新大学，认定校方在推动系办裁撤的决策中“未善尽沟通”，属于程序上的重大瑕疵，要求校方在完善师生沟通并提出替代方案之前，先行恢复原有系办的设置，并限期一个月内完成改善；若逾期未改，将依据相关规定，从扣减私校奖补助款到核减招生名额等方式予以处置。

从“联合院办”到“问AI”

世新大学在本学年度推动了一系列组织转型措施，其核心是将各系原有的独立系办公室裁撤，整并为“联合院办”，并将原本由系办人员协助办理的校级行政业务，依性质收归教务、学务等行政单位统筹。校方的解释是“让业务回归权责单位，建立更清楚的分工与服务机制”。与此同时，校方在图书馆内增设了KTV、游戏设备等娱乐空间，并将其定位为“多功能空间活化”，旨在提高既有空间的使用效益。

然而，这一系列措施在缺乏充分师生沟通的情况下落地，迅速引发了学生的反弹。学生团体“世新学权前进阵线”于10月8日在创办人成舍我雕像前宣布启动“舍我学运”，提出“还我系办系秘”“校务资源配置透明”“还我受教权利”“还我言论自由”四项诉求，并将陈情书送至校长室门口，但未获校方当面回应。学生所援引的，是成舍我“我要说话”的办校精神，将言论自由与对校务发表意见的权利，直接嫁接到对行政决策程序的质疑之上。

争议的焦点并非抽象的“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的方式与代价。学权前进阵线总召林承熙指出，系办长期扮演着学生与行政体系之间的关键窗口角色，选课、学分抵免、毕业资格认定、实习文件协调等事务，均依赖熟悉各系具体业务的秘书人员。整并为联合院办之后，学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寻找对口窗口、反复跑流程，甚至面临权责不明与跨单位转介的困境。此外，校方在宣传中曾出现“有问题问AI”的说法，被学生视为对行政服务实质缩减的敷衍性替代，进一步激化了不信任。

当局主管部门的介入

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的介入，经历了一个从审慎观察到明确纠偏的过程。

9月30日，该部门曾表示，校务改革虽属大学自主范畴，但若持续沟通不彰，将组成专案小组到校访视，以维护学生受教权益和校务正常运作。10月中旬，专案小组正式成立并前往世新大学，与学生会谈，了解学生诉求。10月22日，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郑英耀在立法机构表示，已要求世新大学限期改善，若未改善，后续将有行政公权力介入，视情节程度减少私校奖补助款、扣减招生名额。

11月5日的正式公函，将这一立场落实为具体的行政指令。廖高贤在11日的媒体联访中明确界定了校方的两项缺失：其一，决策前仅通过电子邮件、网络公告等方式通知师生，未让学生充分表达诉求；其二，未让学生了解裁撤系办后有哪些具体的替代协助措施。公函要求校方“暂缓现行措施，恢复原本系办的设置”，待沟通完善、替代方案提出并报主管部门后方可继续推进。廖高贤同时重申，教育主管部门“尊重大大学自主”，但新的措施在实施前“必须善尽沟通”。

这一处置的逻辑是清晰的：它并不否定世新大学推动行政改革的权限，也不对“联合院办”与“系办”两种模式在效率上的优劣作出实质裁决。它所审查的，是决策程序是否满足了一个基本条件——那些将直接承受改革后果的师生，是否在决策形成之前获得了实质性的参与机会。当校方将沟通简化为单向通知时，程序的正当性便出现了缺口，而主管部门的介入，正是对这一缺口的行政性修补。

校方回应

面对主管部门的限期改善要求，世新大学在11月11日下午给出了初步回应。校方表示已收到函文，将“秉持大学自治精神，尊重其依法自主规划与推动校务的权责”，同时尊重教育部门依法对大学校务的监督与指导，对于主管部门的意见“将予以审慎检视，并依相关规定妥为处理”。校方强调，校务运作涉及整体行政制度、教学需求及师生权益，“将审慎评估”，后续处理方向待校内讨论确认后“适时对外说明”。

这一回应在措辞上是周延的，但在实质上是悬置的。

它既未明确承诺恢复系办，也未给出具体的改善时间表。学生团体对此并不满意。学权前进阵线在11日的宣讲中，将“战帖”的期限设定在11月25日，要求校方公开五项信息：各系专责行政人力、业务分工与责任归属、行政服务改善情形、对先前四项诉求的正式回应，以及改善期限与负责单位。学生所要求的，已经从“恢复系办”这一具体结果，延伸到了决策透明与可问责性的一般性原则。

大学自治、行政效率与校园民主

世新大学的争议，表面上是一所私立大学内部行政架构的调整，其背后却触及了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治理中一组持续存在的张力。

大学自治赋予学校在行政组织与资源配置上的裁量空间，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学术自由与专业判断。然而，自治并不等同于行政权的单方面行使。当改革措施直接改变学生获取行政服务的方式、影响其学习权益的实质体验时，学生的参与便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咨询”，而成为程序正当性的构成要件。教育主管部门此次所援引的，正是这一逻辑：它不挑战学校“改什么”的权力，而是审查学校“怎么改”的程序。

行政效率的逻辑同样值得审视。校方将系办整并的理据，归结为分工清晰化与资源集中化。但学生所指出的，恰恰是效率叙事所遮蔽的另一面：那些难以被标准化的、依赖具体人际经验与各系特殊知识的行政协调工作，在集中化之后是否真的被更有效地承接了？系秘书多年积累的业务熟悉度，是否能够通过“集中办公”或“AI客服”被无缝转移？这些问题无法通过一纸行政命令获得答案，它们需要在师生与行政人员的共同检视中，以具体的数据与经验来回应。

而“舍我学运”将创办人成舍我的言论自由精神作为动员资源，则为这场争议增添了另一层意味。它表明，学生所争取的，不仅是一项具体的行政服务，更是一种关于校园共同体成员资格的主张：在那些将塑造其日常学习经验的决策中，他们应当拥有被倾听与被回应的位置。

本期策划：七维

整理编辑：大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