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塞尔与王阳明之间：哲学家、汉学家耿宁（1937—2026）

2026年11月11日，伯尔尼大学哲学研究所的网页上出现了一则简短的讣告：Nachruf Iso Kern（1937–2026） 。讣告称，这位长期在该所任教的名誉教授在伯尔尼州克拉蒂根（Krattigen）逝世，享年89岁。末尾一句是：“他在欧洲哲学和中国哲学两个领域都享有声誉”。

十年，四万页：胡塞尔档案馆里的根基

耿宁1937年10月3日出生于伯尔尼。1961年，他以一篇研究胡塞尔与康德关系的论文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被选入鲁汶的胡塞尔档案馆工作。这项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此后全部学术写作的底色。

胡塞尔留下了约四万页手稿，使用的是一套私人速记法，夹杂着大量自造缩写。要辨认这些符号，不仅需要掌握速记本身，还需要对现象学的问题脉络有足够深入的理解。耿宁对瑞士资讯说，仅弄懂这套符号就花了他两年时间，完成三卷书则用了近十年。1973年，他编辑出版了《胡塞尔全集》第13至15卷，题为《共主观性的现象学》（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将胡塞尔从未整理成可读形态的遗稿呈现给了学界。同年，他在海德堡以一项关于理性概念的研究取得教授资格。

这段经历所塑造的，不仅是一位现象学文献学者的技术能力。它在更深的层面上规定了耿宁后来处理中国哲学的方式：他习惯于面对未经整理的、原始的、需要极大耐心才能进入的文本。这种习惯，在他后来研读王阳明与唯识学文献时，以一种几乎是同一性质的劳动被延续下来。

1979年的决定：放弃海德堡，前往中国

在取得海德堡的教授资格之后，耿宁面前展开的是一条典型的德国哲学教授生涯。但他在1979年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欧洲哲学界极为罕见的决定：辞去海德堡的终身教职，前往中国学习哲学。

此后数年，他先后在台湾大学学习中文与中国哲学，随后前往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以及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他对瑞士资讯说，自己更喜欢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爬遍了中国名山。除中文外，他还通晓英、意、荷、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他的理由直接而务实：研究一种哲学，必须懂它的原生语言。1985年起，他在伯尔尼大学讲授道教、儒教与佛教，课程覆盖中国哲学的各个方面；1995年，伯尔尼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Titularprofessor）头衔。

这一决定的意义，需要在20世纪欧洲哲学家的职业常规中来理解。放弃一个已经获得的德国正教授席位，去一个与自身学术训练完全异质的传统中从语言开始重新学习，这不是一种职业策略上的“拓展”，而是一种近乎彻底的重置。他所放弃的，是欧洲哲学体制内稀缺而稳定的位置；他所选择的，是一条没有制度保障的、以文本和语言为唯一路标的长路。

“良知”的三层分疏：心性现象学的核心贡献

耿宁最为中文哲学界所熟知的著作，是2010年由巴塞尔Schwabe出版社出版的德文专著，中译本由倪梁康翻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题为《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书名取自王阳明少年时的一个问句：人生第一等事是什么。老师答“读书登第”，王阳明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读书学圣贤才是。

耿宁的研究核心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王阳明的“良知”究竟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一次精细的概念分疏。他认为，王阳明在不同语境中所说的“良知”，至少包含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内涵。借助现象学对“自身意识”或“本原意识”的分析，耿宁将“良知”诠释为一种具有自知、自证结构的“本原知识”，而“致良知”则是这种本原知识在道德实践中的实现。但他同时强调，王阳明的“良知”并非胡塞尔意义上的纯理论性自身觉知；它是一种道德实践意义上的自觉，其指向不是意识结构的描述，而是成圣的工夫。

这一进路的哲学分量，在于它没有将中国哲学置于现象学的“应用对象”位置。耿宁所做的事情，是让现象学关于意识自身运作的分析，与阳明学关于良知自知自证的论述，在同一个哲学问题的层面上相遇。两者之间既存在可对话的结构相似性，又保持着不可混淆的差异——良知不是原意识的一个东方版本，原意识也不是理解良知的唯一框架。这种“之间”的位置，正是耿宁全部写作的栖身之处。

中国学生、译者与晚年的裂痕

耿宁与中国学界之间最持久的一条纽带，是他与倪梁康的关系。瑞士媒体将倪梁康标识为耿宁的“Lieblings-Student”（得意门生），中文版将其译为“得意门生”。20世纪80年代初，倪梁康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期间便受教于耿宁；90年代中后期，他又获洪堡基金会资助，赴伯尔尼大学在耿宁门下从事客座研究。

作为合作者，倪梁康是将耿宁思想引入中文世界的最重要渠道。他独立翻译了《人生第一等事》，并主导编译了《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这种持续了四十余年的师生与学术合作关系，在2022年因《胡塞尔全集》相关卷册中译本的授权与编者署名问题而出现公开裂痕。

伯尔尼大学的讣告没有列出耿宁的著作目录，只说他“在欧洲哲学和中国哲学两个领域都享有声誉”。这句克制的评价，恰好勾勒出他学术生涯的基本形态：他不是一个在两个传统之间建立体系的人，而是一个在两者之间持续进行翻译性工作的人——从速记符号到可读文本，从德语概念到中文经典，从现象学的意识分析到阳明学的工夫论述。他最后出版的著作之一《什么是理性？》（2021）与他1961年的博士论文之间相隔六十年，所追问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