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东晋义熙十一年（405年），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只做了八十多天，便辞官归乡。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决绝，他没有留下长篇解释，只是不愿为了微薄俸禄，向上级低头行礼。“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后来成为人们理解陶渊明性格的一把钥匙。
可谁能想到，一个在官场上不肯委屈自己的人，回到田园后，却在儿子身上反复碰壁。陶渊明能看淡仕途得失，却很难看淡孩子的成长。官场上的失意可以放下，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却总会在日常琐事里一次次冒出来。
陶渊明出身于曾经显赫的官宦之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将，父亲也做过地方官。只是到陶渊明这一代，家道已经衰落。幼年失去父亲，后来又失去母亲，他比许多同龄人更早尝到生活的艰难，也因此格外看重读书和立身。
他并非没有机会做官。青年时期，陶渊明曾先后在桓玄、刘裕等人麾下任职，也做过地方小官。问题在于，他既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又不愿迎合权势。几次出仕，几次离去，表面看是职位变动，实质上却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撞。
辞官之后，陶渊明在浔阳柴桑一带经营田园，过起了耕作、饮酒、读书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并不宽裕，甚至常常捉襟见肘，但他至少获得了精神上的自主。《归园田居》《饮酒》等作品，正是在这种生活背景下写成的。
有意思的是，能写出“采菊东篱下”的人，并不意味着家中事事顺心。陶渊明有五个儿子，分别是舒、宣、雍、端、通。孩子年龄不同，性情也各异，却没有一个完全符合父亲心中的标准。
长子陶舒已经十六岁，陶渊明认为他懒散，缺少担当；次子陶宣到了十五岁，虽已到了立志求学的年纪，却不喜欢文章学问。雍和端十三岁，连“六”和“七”这样的数字都没有弄明白。最小的陶通将近九岁，心思则常放在梨子、栗子等吃食上。
这些话听起来尖刻，却不是陌生人的讥讽，而是一位父亲写给自家孩子的牢骚。陶渊明一面嫌孩子不争气，一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年老，家中生活并不富足，孩子若没有本领，将来很难独自立足。
于是，《责子》出现了。诗的开头写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两鬓斑白，身体衰老，父亲先写自己的状态，再转到五个儿子身上。这不是随手发怒，而是把衰老、贫困和教子无方的担忧，压缩在几句诗里。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一句话，几乎把陶渊明的失望全说尽了。对文人家庭而言，读书不仅是求取功名的途径，也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本领。孩子不愿读、不肯学，在陶渊明看来，便意味着将来少了一条可以依靠的道路。
诗中对五个儿子的评价，各有落点。陶舒是懒，陶宣是不爱文术，雍端连数字都分不清，陶通则只想着寻找果子。写得很直白，甚至带着几分刻薄。然而细读便会发现，诗里没有真正的恶意，更多是恨铁不成钢。
父亲的责骂，常常不是因为孩子一无是处，而是因为父亲曾经寄予厚望。陶渊明早年写过《命子》，其中有对儿子品行和学业的期盼。多年以后，他发现现实没有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落差越大，话语便越重。
诗的结尾尤其耐人寻味：“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既然命运如此，那就暂且喝一杯吧。这里有自我排遣，也有无可奈何。陶渊明没有继续训斥，也没有安排一套宏大的教子方案，而是用一句近乎认命的话收住全诗。
这便是《责子》特别的地方。它不像训诫文章那样端正，也不像家书那样温和，反而保留了家庭争执后的真实语气。父亲会失望，会发火，会觉得孩子不懂事；可骂过之后，牵挂并没有消失，反而藏在每一个被点名的细节里。
陶渊明能够辞官，是因为他明白什么样的生活自己不愿接受。面对儿子，他却无法简单地“一走了之”。孩子不是官场，也不是可以随时辞去的职务。哪怕嘴上说“且进杯中物”，心里仍要惦记他们日后的生计与处世。
《责子》没有写出父子之间后来究竟如何，也没有交代五个孩子最终成了什么样。留下来的，只是几句带着怒气的家常话，以及一个名士在家庭生活中的普通烦恼。诗写到这里，陶渊明的酒杯已经举起，五个孩子的身影仍在庭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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