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借对陆云《与平原书》的初步解读，重新认识三国到西晋的历史

一

公元300年前后，陆云给其兄陆机写了一些信，迄今保留着三十五通。这些《与平原书》，曾是启发刘勰在二百年后撰写《文心雕龙》的“近代之论文”之一。在刘勰看来，陆云于信中谈论文学，常有真知灼见，“泛论文意，往往间出”，又“雅好清省”，有自己的态度，虽然比不上陆机《文赋》等一流作品，也有它们自身的价值，缺点只在于“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也就是没有触及文学的本质与根源，又未能引经据典，让后人从中获得教益。

这当然是主张文学应该“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并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为文学评论首要任务的刘勰的看法，不过也提醒我们注意到，陆云的这些信，一方面，在刘勰生活的齐梁抑或更早的晋宋时代，就已经被看成是魏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评论，但另一方面，在像刘勰这样的传统诗文评论家心目中，这些信的地位，又还达不到顶级。而这几乎就是陆云《与平原书》在迄今一千多年来历史上的一个定位。

由于这一定位，过去只有像明代博学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他“偶阅士龙与兄书”，并据其中的“《二祖颂》甚为高伟”等五通，评定“其兄弟间议论如此，大自可采”，可像他这样认真对待这些信的，毕竟是少数。即使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成立的20世纪，如陈钟凡、郭绍虞在他们各自带有学科开创意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都提到过“大氐商量文事”“大率讨论文事”的陆云《与平原书》，但就像郭绍虞“以其过涉琐碎，无关弘旨，故不赘述”一样，很多时候，这些信仍然是被轻轻搁置一旁。

大概要到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里引述其中八通，并结合陆机的《文赋》，分析二陆“首贵清绮”“重在文辞之声色情思”，又说陆云赞扬陆机长在清绮、新奇而“病在芜累”，亦显示他有相当的“识力”与“见解之缜密”——特别指出陆云有“清绮”的文学观念，尽管还是接续了刘勰的观察，可总算是发掘了这些信在现代文学批评史话语体系中的理论价值。

陆云画像

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传统的抑或现代的文学评论中，陆云的《与平原书》之所以不能得到充分肯定，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并非纯粹的理论“论文”。这当然是由于过去的文学评论观念过于强调评论的抽象性与思辨色彩，即文学评论本身的主体性建构，却很少将它们看成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表达。

但事实上，如果说文学起源于人有表达、倾诉的欲望，那么，最初的文学评论，便应该是对这种文学表达、倾诉的回应，是作为读者的评论人主动发起的与作者的交流互动。文学评论本质上是与文学的对话，对话的方式以及表达的形式，随着语境不同，自然也有所不同。

朱自清曾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始于论诗”，最早的诗论，是见于《尚书·尧典》尧与夔的对话：“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不过，他引这段对话，主要为了说明“诗言志”乃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还是忽略了舜提出“诗言志”这一理论，是在与乐师夔谈话的场景。同样，他引《论语·阳货》载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未曾注意到孔子发表这段评论，恰是在与弟子谈话的场合。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既有评论人，有被评论的乐与诗，还有听众，尧与孔子的评论，才呈现出它们特有的意义。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评论。

如果说文学评论在本质上是一场对话，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和有效的文学话语，都应该产生于对话之中，那么，书信便是对话者本人用文字写下来的话语。古人说“寄长怀于尺牍”、“亦心声之献酬”，说“执书当面”、“辞若对面”，都是指写信人与收信人能够穿越时空，仿佛面对面地谈话、推心置腹，而在书信中谈论文学，当然也就是文学评论的一种最基本形态。在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陆云之前，已有曹植的《与杨德祖书》等，之后，有萧纲的《与湘东王书》等，都是极其重要的文学评论，也都是以书信方式表达对文学写作、文学家个人、文学潮流的看法以及自己的立场。

只不过书信这种对话式的书写，往往比较口语化，有它行文随意的特点，也多就事论事，有较强的针对性，倘若固执于过去的观念，坚持文学评论应该在形式上就标榜理论建设、话语生成，而脱离了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具体环境、历史背景，便很难理解它们的价值，恰恰就在它们产生于文学活动的现场，从书写、阅读到传播，在这一整个文学生产过程里面，评论，可以说无所不在。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陆云的《与平原书》恰是因此被置于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边缘。指出这一点，是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迄今对这些信，还缺乏整体性的研究。

二

陆云的《与平原书》三十五通，全部载在《陆云集》中。《陆云集》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宋庆元六年（1200）徐民瞻刻《陆士龙文集》十卷。徐民瞻当时任嘉兴府华亭知县，因华亭为陆机、陆云的家乡，他便在此修了二陆祠堂，又刻了《晋二俊文集》，既为表彰乡贤，亦有“风示学者之意”。由于他交游广泛，此举不仅惊动他在秘书省的旧友，甚至为远在建阳的朱熹所关注，也因此，这一《陆士龙文集》的刊刻，从底本的搜寻，到委托县学监刊、校正，每一步都力求完美，有迹可循。现在通过校勘，我们还知道它的底本，应该是流传于齐梁至唐代的一个《陆云集》，说明其来有自，其中收录的陆云诗文也都相当可靠。

《陆士龙文集》，民国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

过去有人怀疑这一宋刊《陆士龙文集》的卷八有一处错简，流传颇广的明代陆元大翻宋本便曾予以“纠正”，而卷八的内容，恰好为陆云的三十五通《与平原书》，所谓错简，涉及其中三通。由于宋刊《陆士龙文集》是一个孤本，据校勘，也知它是现存所有明清时代《陆云集》刻本和抄本的唯一祖本，孰是孰非，本来难以判别，但宋本有一个长处，就是它的每一页版心，都清楚标有页码，以卷为单位，相当规整，卷八也是从第乙页到第十四页，连续无误，据此便可推断，在当初缮写、刻印、装订的过程中，无论刻工还是监刊、校正人，都仔细核验过卷八的文字，确认它们与底本一致。这当然也就让我们释然：在新的可靠证据出现以前，仍可相信宋本所刊《与平原书》三十五通，确为陆云所写，是他本人的意思。

陆云在《与平原书》中说：“《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王世贞曾据以推测“老杜诗云‘陆机二十作《文赋》’，当已过二十也”。逯钦立后来作《〈文赋〉撰出年代考》，以更严密的考证，论定《文赋》应该是陆机晚年所写，绝非如杜甫诗说“陆机二十作《文赋》”，他提出最重要的证据，也是陆云的这一封信，不过，为了结论的周详，他“通考各札”，首先推断全部三十五通《与平原书》，都作于永宁二年（302）六月陆云到邺以后，至太安二年（303）十月陆机、陆云死以前。尽管陆侃如、陈世骧在随后的文章中，都补充说有个别信当写于永康元年（300）、永宁元年（301），但也都肯定他的“论断严谨”，几乎无可置疑。而这一考证，虽然主要针对的是陆机的《文赋》，可是也实实在在解决了陆云《与平原书》写作时间的问题，对于我们将陆云的这些信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解读，是莫大帮助。即便今天来看，在这些信当中，有少量写于元康九年（299），时间应该更早一点。

而自从佐藤利行在《陆云研究》一书中，就全部的陆云《与平原书》做了注释和日文翻译，后来，松本幸男又发表了更为详细厚重的《陆云〈与平原书〉译注》（一）（二），在日本，目前已有两种陆云《与平原书》的注释。在中国，也有刘运好在《陆士龙文集校注》中对陆云《与兄平原书》的校注。这些注释，也都为完整阅读和研究陆云的三十五通信，扫清了相当多障碍。

三

陆云兄弟有互相写信的习惯，其兄陆景曾写信给他们的长兄陆晏，说当离别之际，总有道不尽的千言万语，“其为思结，缠在心膂”，便要靠书信传递，而每当忆及“兄之笃睦”，却又未收到新的来信时，亦会重温陆晏以前的信，“宝录兄书，积之盈笥，不得新命，无以自慰，时辄温故，以释其思”，并写信告诉他最好能随手写几个字来：“有信勿忘数字，每见手迹，如复暂会。”陆云与陆机也互相写信，还互相赠诗，章太炎就说他们“频烦执讯，悉密如儿童晏语，孝友之性，盖得之自然也”。陆云《与平原书》三十五通写在他们去世前的大约四五年间，总共九千多字，可以想象原来不止于此，这些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收入文集，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们都对相互间的往来书信格外珍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陆云在信中写了很多他对文学的看法，算是一种公开发表的文学评论。

对陆云的来信，陆机当初都有回复，抑或是陆机写信来，陆云回复。这不仅能从陆云的《与平原书》中看到，从现存陆机《与弟云书》的残篇亦可察觉。如陆机在信中描绘洛阳的建筑、景观，与陆云写信详述他登邺之三台的情形，便相仿佛。如陆机在信中谈及左思的《三都赋》，与陆云写信劝他写“三都”，大概也有关联。而陆机在信中说“思苦生疾”，又好像是对陆云写信叹“用思困人”的呼应。但遗憾的是，陆机《与弟云书》仅存只言片语，远远不能为陆云《与平原书》的解读提供更多线索。又由于这是兄弟间的通信，许多事由、前情在他们是不言自明的，写信时便有所省略，落笔也较随意，可在外人看来，就很难理解。随着时间流逝，当初大的环境、背景都日益斑驳，语境缺失，也让今人阅读和研究全部的陆云《与平原书》，变得越来越困难。

不过即便如此，如果仔细阅读陆云的三十五通《与平原书》，还是能看到它们包含的信息量之丰富，足以令我们对陆机、陆云与他们的时代，有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通过这些信我们可以知道，在二陆的时代，诗文写作已经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活动。陆云现存的诗赋，如《大将军宴会被命作此诗》《太尉王公以九锡命大将军让公将还京邑祖饯赠此诗》等，都是他参加公宴时的应酬之作，《愁霖赋》《喜霁赋》《登台赋》等，也是为了参与文士聚会而写。《逸民赋》看似抒情，却也曾激发同侪写下《反逸民赋》，与他辩论。《九愍》的写作，则不仅是为了致敬屈原，也是要挑战历代效仿屈原辞赋的写作者。陆云往往是写完初稿，先拿给陆机审阅，请他把关、润色，经反复讨论、修改，才定稿，正式发布。当然，并非是陆云单方面依赖陆机，陆机也会听取陆云的意见，在陆云的《与平原书》中，因此有很多对陆机作品的评价，有褒有贬，都相当直率，以至陆机抱怨陆云对他格外苛刻，不近人情。这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写作是一项社会性活动，尽管书写本身是个人行为，可是在写作之初，就必须要顾及读者的感受，还要面对同行的竞争，所以，对他们来说，写作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所谓“用思困人”“思苦生疾”之叹，都由此而起。而我们今天在《陆机集》和《陆云集》中看到的许多作品，都曾经过这样的书写、被评论、修改、定稿到最后评定的流程，包括陆云在信中提到的陆机《述思赋》《文赋》《（羽）扇赋》《（叹）感逝赋》《漏（刻）赋》和《读古五言诗（拟古诗）》、《园葵》诗、《汉（高祖）功臣颂》、《吊蔡君（邕）》、《辨亡论》等，也包括陆云自己的《逸民赋》《岁暮赋》《愁霖赋》《喜霁赋》《登台赋》《南征赋》和《登遐颂》《张二侯颂》《九愍》等。在陆云的《与平原书》中，可以说能看到评论是如何参与到诗文的写作和定型，而从后来刘勰多次引陆云的信，称“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称《文赋》“巧而碎乱”，又以为“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也可以看到陆云关于《辨亡论》《文赋》等陆机作品的评价以及他自己文学趣味的表达，是如何定义了他和陆机在文学史上的形象。

其次，在这些信中，至少有三通提到《吴书》，主要是动员陆机以吴人视角写下吴的历史。这三通信大约写于元康六年（296）陆机、陆云先后自吴返洛阳、加入贾谧的“二十四友”之后。在随后的两三年里，陆机不仅参与了贾谧主持的“晋书限断”讨论，还像为贾谧“二十四友”之首的潘岳一样讲过《汉书》，元康八年（298）为著作郎、“专掌史任”后，又“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关注的重点与职责，都在汉晋历史，由此也写下《汉高祖功臣颂》《吊魏武帝文》与《晋纪》四卷。大约同时，陆云则写下赞美汉高祖的《盛德颂》，并在《与平原书》中称“《刘氏颂》极佳，但无出言耳”。元康七年（297）陈寿死，其所撰《三国志·吴书》得到官方认可，这对陆机、陆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促使他们下决心写出吴的“不朽”历史。也因此，陆机首先完成了检讨吴在政治上得失而具有《吴书》大纲性质的《辨亡论》，并得到陆云“已是《过秦》对事”的赞美。尽管《吴书》最后没有写成，但从陆云的信与陆机《辨亡论》中，已可窥见其纪传体的体例与部分人物传的轮廓，同时，看到其中贯彻的对吴之兴亡深层原因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吴之所以能在汉末独立，靠的是孙权“推诚信士”“量能授器”，又之所以在太康之役中土崩瓦解，是因为孙皓未能做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在有着同样天时、地利的情况下，能否“人和”，是最关键。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认识，尤其是对亲身经历的吴末暴政有深刻反思，对于倡导“封建制”的司马氏政权，他们才寄予了莫大期望。如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中所说，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遵循“为己在乎利人”的原则，后者却是基于“侵百姓以利己”的逻辑，这两种制度的优劣成败，自可一目了然。也可以说正是通过陆云的这些信，让人看到二陆不仅有文学家的一面，还有史家的一面，而他们在对现实政治的判断与自身立场的选择中，能够超越地域、族姓、王朝的局限，也恰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认识特别是对汉晋历史的认识。当然，他们未能有历史的后见之明，还不曾料到“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扇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也更来不及检讨“八王之乱”的根源，恰在于“大封同姓”。

最后，陆云《与平原书》写道：“昨闻有贼消息，愁愦无赖。”据考证，信大概写于太安元年至二年（303），所谓“贼消息”，当指賨人李特在太安元年五月击败河间王颙手下大将、杀广汉太守又或是在翌年三月攻陷益州之事。陆云当时居邺，却为遥远的益州发愁，也并不奇怪，因为到了太安二年五月，当义阳蛮张昌借讨李特弟李流之机，在荆州起兵，横扫江、扬，“跨带五州”时，据《晋书·陆云传》记载，成都王颖就准备派他前往征讨，因此，在《与平原书》中，他说将“南去转远”。而事实上，自元康六年（296）氐人齐万年在秦、雍起兵称帝，与二陆熟稔的周处被派去镇压，不幸战死，二陆对关陇的形势和战局就格外关注。元康九年（299）齐万年被擒后，陆机还写下《晋平西将军孝侯周处碑》，以表彰周处的“忠概尽节，不顾身命”。与此同时，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宁，将伺国隙”有特别敏感的汉中太守阎缵，也写诗称赞周处“身虽云没，书名良史”。潘岳作《关中诗》，则不仅哀悼“周殉师令，身膏氐斧”，也特别提醒人注意“蠢尔戎狄”“窥我利器”。在为关中侯马敦写的《马汧督诔》中，潘岳还讲到当齐万年率氐、羌、卢水胡、匈奴等一时俱起，是多么的“震惊台司”，又当周处战死之后，面对“群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马敦是怎样的苦守汧县，“保榖全城”。而江统则写下有名的《徙戎论》，再三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要求一劳永逸地将“夷狄”迁到更远的地方，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石崇大概也是在此时写有《王明君辞》，借王昭君口说汉胡有别，“殊类非所安”，“远嫁难为情”。对氐羌之民的戒备、对戎晋冲突的担忧，自此便深深扎根在陆机、陆云与潘岳、阎缵、江统、石崇等元康一代人心中。而经过数年战乱和随之而来的水旱之害、疫疬之灾，关中之民饥寒交迫，纷纷流亡汉中、蜀地，乃至荆州、江南，所到之地，都如“飚风骇荡”，引发新的社会不安、族群冲突。巴氐李特、李流兄弟就是随大批流民到汉中，进而攻下成都的。在赴益州讨李流的义阳蛮张昌军中，也多是“诸流人及避戍役者”，所以，后来击败张昌、石冰的庐江陈敏就说他们是“乌合之众，其势易散”。太安二年十月，陆机、陆云被捕，旋即被杀，当时，舆论已有称“今中国大乱，无复纲维，晋室当不可复兴也”，二陆至死都未见得是如此绝望，不过他们对形势的观望与担忧，在陆云信中，虽然寥寥几个字，也已经袒露无疑。而这就提醒我们，无论在元康年间的文学史还是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当中，都不仅要注意“八王之乱”这个背景，也要重视所谓“五胡之祸”的影响，因为对这一时代的人来说，朝廷内部矛盾带来的政治危机与“华夷”“戎夏”冲突导致的整个社会的危机同在，只是不知道哪一个来得更快，更具有毁灭性。

陆机画像

四

从1995年发表第一篇有关《与平原书》的论文，我读陆云的这些信，迄今整整三十年。当初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此前一年我在京都大学进修，按照惯例要做一个报告，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点迎难而上的心情，于是选了那时还不太为学界重视的陆云《与平原书》。记得在讨论环节，研究二陆已经都有所成就的已故兴膳宏先生、釜谷武志教授等提了不少问题，有关于这些信真伪的判断，也有文字解读上的疑难，而回答他们的提问，就成了后来我反复阅读这些信的一个动力。

1998年，当我再次到访京都大学，并且提交了二则陆云《与平原书》注释的报告，返国前，兴膳宏先生将松本幸男教授发表的《陆云〈与平原书〉译注》厚厚一叠复印件交到我手上，这便成了后来我注释与研究《与平原书》的重要参考，同时也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我不能半途而废。先行者的工作难度总是比较大，可是，中文世界的读者却并不容易见到佐藤利行、松本幸男这两位日本学者的相关论著，因此，最后我决定将他们的意见也择要写进这本书的注释。

应该说明的是，对三十五通陆云《与平原书》的解读，到今天依然存在很多困难，尚有未解之谜与对它们的误读，但尽管如此，还是需要指出这些信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能够提供一个与二陆以及西晋的文学生产同步的视角，让我们看到许多过去被遮蔽的历史，恰如陆云诗所说：“琼瑰非宝，尺牍成珍。”如果说陆机、陆云的诗文是西晋文坛上璀璨的花朵，那么，这些信就好比花朵的根系，当我们将花朵重新放回西晋文学的土壤，这些盘根错节、细碎琐屑的根系，便能让花朵复活，再次绽放它们的新鲜美丽。所以，这一次我交出的既有对《与平原书》的“注释”，也有围绕《与平原书》的“研究”，就是希望通过对三十五通陆云《与平原书》的初步解读，同时结合陆机、陆云的诗文，重新体验他们从华亭到洛阳的心路历程，并尝试以他们的视角，重新认识三国到西晋的这段历史。

2026年3月31日于复旦光华楼

本文为《尺牍成珍：陆云〈与平原书〉的注释与研究》的前言，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后拟，注释从略。

《尺牍成珍：陆云〈与平原书〉的注释与研究》，戴燕/著，商务印书馆，2026年9月版

来源：戴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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