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宋朝人已经开始打盗版了

你以为“防盗版”是现代出版社的烦恼？其实在南宋，书商就已经为这事跑官府、出牌记、贴榜文，甚至把“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八个字直接刻进书里。

雕版印刷在宋代大规模普及，书变得比以前便宜、也更容易复制；但版一多，盗版就来了——改个书名、节略内容、换个书坊重雕，原编者和原书坊的心血全被“蹭走”。宋人怎么应对？答案比很多人想得专业。

一、先有“版”可盗，才有“版权”意识

唐代已有雕版，但真正形成规模出版市场是在两宋。眉山、杭州、建阳、汴京、临安各地书坊林立，经史、地志、诗文、类书都能成批印卖。书一旦能批量复制，“谁出的版、谁能不能再印”就成了利益问题。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里总结过一句：“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也就是说，用官府或牌记方式禁止翻刻，宋代已经开先例。

宋拓神龙兰亭序 图源：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

二、最直白的一行字：何尊不算，程舍人牌记才算

最出圈的宋代“版权声明”，在王称《东都事略》末尾。今见相关传本、仿宋本目录后有长方牌记，原文：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

“眉山程舍人宅”是书坊/出版者，“已申上司”是说刻印前已向官方申请保护，“不许覆板”就是不许别人整套重雕翻印。它不完全等于今天的“作者著作权”，更偏“出版者专有翻印权”；但对南宋书市来说，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防盗版告示。

《东都事略》写北宋九朝史，王称（又作王偁）撰，程舍人为之刊行。书坊肯花多年编校刻印，自然怕别家拿现成版重印、抢销路。把声明刻进目录后，等于随书附一张“版权页”。

三、更完整的一桩案子：祝穆为《方舆胜览》告官出榜

如果说《东都事略》牌记是“书商自声明”，那祝穆《方舆胜览》就是“作者兼书坊+转运司出榜”的完整流程。

祝穆是南宋建安人，编地志、类书，和外祖父一系与朱子学派有渊源。《方舆胜览》是旅游、地情、四六用典类书，自序题嘉熙己亥。问题是这种书投入大、又容易被别家“改头换面”再印，祝家于是主动找官府。

两浙转运司留下的《录白》大致经过如下：祝太傅宅干人（管家）吴吉向转运司呈状，说本宅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等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岁辛勤”；如今雕版花钱很多，怕书市逐利之人把原版翻开，或者改换名目，或者借《节略舆地纪胜》之类名目翻印抢市场，导致本宅白费心力、白花钱。

因此请求：雕书应按规矩向“使台”申明，请官府约束，杜绝翻版；希望出榜下发衢州、婺州等雕书处张挂晓示；若有人这么干，允许祝宅陈告，追人毁版、断治施行。

转运司准了。榜文落“嘉熙贰年拾贰月”，由转运副使“曾”台押，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处；福建路转运司又另文呼应，要求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版。也就是说，至少在两浙刻书重镇和福建刊书系统，祝家都拿到了“官方禁翻令”。

后来祝穆之子祝洙重刊，咸淳二年又向福建转运司申请一次，榜文从“衢、婺”扩大到“麻沙、书坊、长平、熊屯”等建阳刻书地，说明不是一次了事，而是反复被盗、反复再申。

这份《录白》的价值在于：它不只是“不许抄”，而是把“编者多年劳动—书坊资金投入—改名家名目/节略文字的盗版手法—官府张榜—受害人陈告—毁版治罪”全串起来，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出版保护文书。

四、不止有地志：国子监也为《毛诗》发“公据”

宋代不是只保护畅销地志。段昌武写《丛桂毛诗集解》，参酌吕祖谦、朱熹等说，由其侄段维清刊印。结果市面有书肆翻刻，可能窜改首尾、增损音义。段维清向行在国子监呈状，国子监于淳祐八年七月给“禁止翻版公据”，牒两浙、福建转运司约束书肆；若有人不遵，可执公据到所属陈告，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这件事和祝穆案互补：祝穆案偏“编类地志+书坊自营”，由转运司出榜；段昌武案偏“学者注经+亲属刊行”，由国子监给公据。可见南宋的防盗版不是孤立个例，而是书坊、编者、地方转运司、中央国子监都能介入。

再补两个文人侧例：范浚被人借名刻《和元赋集》，他诉官毁版；朱熹《四书问答》未公开也被书肆盗印，亦诉县官追版。这说明“名声被冒用”和“未刊稿被偷印”，宋人已经分开处理。

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 图源：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

五、宋朝的“反盗版工具箱”

综合存世材料，宋人主要用三招：

1.牌记自声明。目录后、序后或卷末刻“某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之类。成本低、随书走，但强制力有限。

2.地方转运司出榜。书坊向两浙、福建等转运司呈状，官府出“录白/榜文”，在衢州、婺州、麻沙、建阳等刻书地张挂，禁止改换名目、节略翻刻。

3.国子监或地方官给公据。用于经学、国子监相关书籍，给原刊者“执照”，遇盗版可凭公据陈告追板。

此外，宋代对部分新刊文字有预审、对国子监经书有专刻权，对历书、敕令类更有严格官印制度；但“私书防盗版”总体仍是个案处理，不是全国一律的著作权法。

六、为什么宋人这么早较真？

三个原因。一是雕版降低复制成本：一部书可反复印，盗版者不用重新编，只要重雕或节略就能卖。

二是地志、类书、时文最易被抄：《方舆胜览》这种“按郡编材料”的工具书，别人改个名、删一点就能冒充新品。

三是书坊投入大：买稿、编校、刻版、造纸、销货都要钱。祝穆状里反复说“积岁辛勤”、“所费浩瀚”，不是客气话。

所以宋人的诉求核心不是“精神创作人格权”，而是“别让人白拿我的版重印赚钱”。这跟现代版权不完全一样，但已经踩中出版权、反不正当竞争的雏形。

七、后续：元明清怎么接着玩

宋代之后，牌记传统没断。

元代陈宲刻黄公绍《古今韵会举要》，牌记说“私著之文”怕人改换名目、节略翻刻，已向所属陈告禁约。

明代《唐诗类苑》写“陈衙藏板，翻刻必究”，《月露音》写“静常斋藏板，不许翻刻”，还标价格、说“千里究治”；明末余象斗被翻到头疼，直接在《东游记》卷首骂“逐利无耻”者。

清代李渔在南京开芥子园，自著自印自售，用钤印防仿；郑板桥诗序甚至写“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真到专门立法，要等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五章五十五条，才从“牌记+榜文”走到近代著作权。

大清律例 图源：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

尾声

再回看前文那行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它看起来像一句书商广告，实则背后是南宋出版链的全部焦虑——编书难、刻版贵、盗印快、维权靠官。

今天你在书脊看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往前追溯，不是从1709年英国《安娜法令》才开始；至少在南宋的衢州、婺州、眉山、麻沙书坊里，已经有人为这件事认真跑过衙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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