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人写“老漂”——从周齐林、陈辉、清扬婉兮到徐景洲 | 文霞

一

“老漂”这个题，这几年忽然热了。

先是周齐林的长篇非虚构《老漂一族带娃记》。评论家王十月说它“应该是国内首部系统聚焦老漂一族生存境遇的非虚构”。它的前身是一篇《暮年离乡——育儿手记》，改名《日暮乡关何处是》在《作品》发表，引来不少共鸣；王十月在东莞的一次会间劝他写成一本书，两年后书成了。作者自己初为人父，父母带病进城，于是他从“一个父亲的困境”写到“一群老人的境遇”，下到东莞镇街采访了十几个典型老漂，还访了家政育婴师、访了在国外带娃的亲戚。

接着是陈辉的《银发摆渡人》，去年六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称作“国内首部以‘老漂族’为主题的非虚构学术作品”。作者是社会学博士，从自己母亲写起，据四十二个老漂家庭的深度访谈立论，给这一群人一个学术身份：银发摆渡人。武汉大学教授吕德文在序言里说得很直：“老漂族并不是城市化的苦情者，他们其实是社会过程的历史见证者、助推者和中流砥柱。”

然后是清扬婉兮的长篇小说《有依》，今年七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写一个叫张仙女的老太太进城给儿女带娃。她在访谈里说得明白：“老年题材，是一片蓝海。”又说：“带娃的主体永远是孩子父母。老人可帮，可不帮；帮，感恩；不帮，也理解。”

三类作者，三条路子：一个年轻父亲写田野，一个学者写结构，一个小说家写虚构。加上此前的《妈妈的花样年华》《老有所依》《嘿，老头！》《空巢姥爷》《远方的家》，这个题材在近十年里，已经攒下了相当规模的一份谱系。

而在这些名字之间，还站着一个不太一样的：徐景洲的《北漂带娃姥爷的花样年华》。

二

先把三本“别人写的”摆清楚。

周齐林的长处是“近”。他自己就是那个求父母来带娃的年轻人，所以他知道老人在儿子家里最难的是什么：不是累，是没处安放自己。他往外走，采访、记录、追索，把一个人的困境扩成一群体的境遇。这本书的力量，来自“我看见他们”。

陈辉的长处是“深”。他不写感动，写结构。书里那句“老漂生活像坐牢”，是老人们自己说的，他照录；他还指出一个外人想不到的关节——老漂家里的矛盾，往往不在婆媳，而在母子，“中年叛逆”这种说法，就是子女在成年后向父母争小家庭自主权。他还写了老人们在城市里的“再社会化”：扫码、乘地铁、看护、烹饪，样样是一套新知识。这本书的力量，来自“我理解这个结构”。

清扬婉兮的长处是“宽”。小说可以让人物替作者说话，也可以让读者替人物心疼。张仙女、周岚、贺玉琴，三个老太太三种活法，虚荣的、隐忍的、要自由的，各各成立。这本书的力量，来自“我让他们活一遍给你看”。

三本书，说到底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老漂过得怎么样？

答案都不轻松。近1800万老漂，其中专程进城带娃的约占四成，将近800万人。这800万人背后，是一个个“放不下的儿女，回不去的故乡”。

三

现在说徐景洲这本。

它和上面三本最大的不同，一眼就看得出来：前三种是别人写他们，这一种是他们自己写自己。

作者不是记者，不是学者，不是小说家，他就是那个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抱着外孙女踱步、夜里喂完奶腰酸背痛的人。他在起点中文网连载，已经写了四十五万多字，只是写了十年带娃的第一年——从2016年10月产房外那一夜开始，他计划要写到当下——整整十年的带娃经历！没有采访，没有转述，没有结构模型。这是他自己的账本。

因此它的短处也很清楚：它没有陈辉的样本量，没有周齐林的田野，没有《有依》的结构经营。微博体的碎片、日记式的顺序、当日即记的粗粝，都不曾剪裁。若以“著作”的标准衡量，它甚至显得不够整饬。这一点不必替它遮掩。

但它补上了前三种缺的那一块：当事人的声音，而且是连续九年的、不间断的声音。

访谈是一时之问，小说是一人之撰，只有它，是九年里每一天的在场。陈辉的书里，老人们的委屈是被转述的；徐景洲的书里，委屈是他自己的，写完就过了，第二天还要抱娃。这个区别，看着细微，实则关乎一个群体能不能“自己开口”。

四

更要紧的差别在立意。

周齐林、陈辉、清扬婉兮，三个人都在写“困境”——写离乡、写隔阂、写牺牲、写回不去。这是对的，问题本来就在那里，说出来才算被看见。

徐景洲写的却是“活法”。

这本书的书眼，作者自己说过：“带娃同时没放松学习，否则沦为保姆即人生失败；带娃反而成就学习之星。”另一句是：“读书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这不是口号。九年里，他抱睡的臂弯里写打油诗，哄睡的踱步间读《红楼梦》《金瓶梅》，六平米的蜗室里四壁环书，把北京林业大学、奥体、清华艺博、万圣书园当作自己的课堂；他给外孙女开“徐徐而笑”的QQ空间，由姥姥兰玲一天不落记录图文；最后评上了“首都市民学习之星”。2026年2月11日，《中国日报》英文版第二版以整版篇幅报道“老漂族”，在头版报眼推荐，就是以他这个个案开的头。

于是问题被换了一次：不是“老漂过得怎么样”，而是“老漂还能成为什么”。

这个转换的分量，在当下格外重。我们谈老龄化，惯常用两组词：负担、照护；谈老漂，惯常用两个词：牺牲、亏欠。这两组词都没错，但它们把老人固定在“被安排的位置”上。陈辉的书里说得很透：老漂们“并不是凭借其生活智慧获得存在感，而多是作为高质量的劳动力存在”。这句话是学理的冷，也是现实的冷。

徐景洲偏不信这个。他承认自己是“反对派”出身，是产房外那一夜的生死把他逼上北漂的；可一旦来了，他没有把自己交出去。带娃没有让他降格成一个后勤，反倒给了他第二次出发的理由。这大约就是平台简介里那句“颠覆了‘老人带娃是牺牲’的刻板认知”的真正着落——它不是一句宣传语，它有九年的账可查。

五

当然，说他有这一层，不等于说这一层已经写足了。

我读下来，最觉可惜的是：那些“活法”的好段落，往往散落在微博体的流水里，被当日的琐事淹着，不曾被提炼成章。六平米蜗室四壁环书那一段，本该是一篇独立的文章；评上“学习之星”前后的心境转折，也只用了两三条微博带过。作者是高级编辑出身，剪裁的功夫原不缺，只是他选择了“实录本”的路子——全、真、不剪裁。这条路于史料有益，于阅读有损。

我的意见是：实录本与精选本，应当分作两途。实录本供同代人照见自己，精选本供后人认识这一代。前者已在起点连载，不必再动；后者若肯下剪裁的狠手，把“带娃”与“自我长成”两条线重新编次，这本书完全当得起“一代老漂的生命档案”这个分量。

这不是苛求。恰恰因为它的材料太厚，才更该有第二副剪刀。

六

末了说一句题外的话。

上述四本书，三个作者都是“替别人说话”的：周齐林替父母那一代，陈辉替被访的四十二家，清扬婉兮替笔下的三个老太太。他们的写作，都有一种可敬的克制——不越过当事人替他们下判断。

徐景洲不需要这种克制，因为他就是当事人。他也不必替谁立言，他只是把自己的九年摊开：一天一天地记，一首一首地写，一次一次地抱起来又放下。摊开之后，我们才看见——所谓“老漂”，不是一群被城市化卷走的人，而是一群在异乡重新学着生活、并且真的学会了的人。

这一点，别人替他写不出来。

据说，徐景洲目前在起点中文网连载的《北漂带娃姥爷的花样年华》只是写完了第一年的带娃经历，就已达45万字，而他的宏愿，是一直写到当下……

附：百度搜：老人带娃的代表作品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