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环球时报
近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拉开帷幕，主题为“落实的COP”。不久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新报告显示，全球升温突破1.5℃恐难避免；预计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3050亿美元适应资金，但2024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规模仅为282亿至317亿美元，规模相差10倍之多。挑战是全球性的，承压最重的却往往是能力最弱的国家。检验安塔利亚会议成色的标尺在于能否落实以下两件事，一是推动解决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的“老问题”，二是回应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借气候名义设置贸易壁垒、损害集体努力的“新挑战”。
应对挑战，必须回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占全球大头，至今拥有更强的资金、技术和制度能力。要求各国按同一把尺子减排、按同一张账单出资，既不公正，也不可能真正落实。当然，坚持这一原则不等于发展中国家免责——《巴黎协定》之下，所有缔约方都要提交并实施国家自主贡献，发达国家应落实率先深度减排并提供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支持的条约义务，发展中国家立足国情尽己所能。
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落到可检验的安排上，资金是第一关。根据COP29第1/CMA.6号决定，设立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及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关键是拿出清晰的年度增长计划与时间表，并接受定期核查，再稳步讨论迈向1.3万亿美元的路径。公共资金应以赠款和高度优惠融资为主，贷款按面值计入会显著放大账面规模；私人投资只能作增量，不能替代出资义务。技术上，转让要落到可负担的许可、设备和产能，落到标准与运维能力的开放，同时尊重知识产权，通过自愿许可、共同研发等市场化方式扩散。
同样依据这一原则，气候措施不能异化为贸易壁垒。《公约》第三条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应成为变相限制国际贸易的手段。以“碳泄漏”“公平竞争”为名，对光伏、风电、电动汽车和电池加征关税、设置碳边境调节机制，只会抬高清洁技术价格、放慢减排速度，最先受损的恰是缺乏议价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这里还要厘清一个要害问题：什么可以计入出资。新的气候资金集体量化目标（NCQG）下的发达国家公共资金是主体，必须可核查、可到账；企业间清洁技术贸易属正常国际贸易，不计入；无偿技术援助、能力建设与南南合作是自愿、额外的贡献，不纳入核算，更不能抵扣出资责任。把三者混为一谈，实质是用贸易额冲抵法定资金义务——这不是“落实”，是转移责任。
发展中国家以清洁技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是实质性贡献，不是威胁。以中国为例，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更关键的是外溢效应，中国向全球提供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设备，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60%和80%以上。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对全球南方的支持也看得见，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
把发展中国家的清洁技术出口说成“危及国内生产”的威胁，是弄错了对象。真正危及转型的是关税与补贴竞赛：它让组件更贵、供货更慢，也让坐拥全球60%最佳太阳能资源、却只获得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约2%的非洲更难起步。
COP31要“抓落实”，落到实处的应是如期到位的资金、开放的市场和公平的规则。南北公平是气候治理得以维系的政治前提，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性贡献不该被关税定义成威胁。让清洁技术自由流动，让资金如期到位，让责任回到历史排放的原点，安塔利亚会议才能交出经得起检验的答卷。（作者是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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