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太平洋航线上,杨虎城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第一反应不是观望,而是设法回国。此时的他,已经被解除军职,身在海外,名义上负责考察,实际上却是被迫离开西安的。
一年前的西安,真正让蒋介石感到棘手的,并不是杨虎城手中的兵力,而是他对局势的判断。日本步步进逼,南京方面却把主要力量用于围剿红军。杨虎城看得很明白,内战拖得越久,日本得到的机会就越多。
1935年12月,杨虎城在西安公开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话说得直接,也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对蒋介石而言,这种公开主张等于当面顶撞;对杨虎城而言,却是一个军人面对民族危局时的本能选择。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西北后,内心同样背着沉重压力。东北失守,部队流离,官兵的士气始终难以恢复。杨虎城曾劝张学良:“东北已经丢了,不能再把中国也丢掉。”这句话未必是原样记录,却准确反映了两人的共同处境。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在行动前反复强调,蒋介石必须活着,不能出现意外。西安方面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主张,随后经过多方斡旋,蒋介石于12月26日离开西安,局势暂时平息。
事情表面结束,账却没有真正算完。
1937年春,蒋介石在杭州召见杨虎城。谈话开始时仍带着几分客气,随后便转入责问。蒋介石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破坏了中央权威,杨虎城没有争辩,只是沉默听着。几天后,一个看似体面的安排送到面前:出国考察,等局势缓和再作打算。
这不是普通的调任。
杨虎城很清楚,离开部队就意味着失去依靠,离开西安更意味着与旧部隔绝。可当时的他没有多少选择。军职被撤,出国手续办妥,他只能带着家人和随员登船。名义上是考察,实际是被送离权力中心。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杨虎城立即设法归国。他向南京发电,请求参加抗战,得到的答复却是继续留在海外。这个决定让他十分震动。国家已经进入危急关头,一名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却被挡在国门之外,个中意味不难理解。
杨虎城没有就此放弃。他又设法通过苏联方面寻求回国途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的态度突然改变,亲自打电话说:“虎城,国家有事,咱们谈一谈。”并约他到南昌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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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电话,给了杨虎城一个回国的理由,也给了蒋介石一个重新控制他的机会。
1937年12月,杨虎城经香港、武汉前往南昌。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抗日打仗总比困在海外强。家人担心此行有变,他却判断,在全国抗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蒋介石不至于公开加害于他。
抵达南昌后,等候他的不是会谈,而是特务人员和严密看守。车辆驶入熊式辉官邸,铁丝网、壕沟和持枪卫兵已经说明了一切。杨虎城要求见蒋介石,得到的回应却是:“现在还不是见面的时候。”从这一刻起,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此后的十二年,他先后被关押于南昌、贵州息烽和重庆白公馆。关押地点不断变化,处境却没有改变。抗战胜利后,外界曾一度传出释放政治犯的消息,但杨虎城仍未获自由。1946年,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被再次提出,结果张学良被转往台湾,杨虎城则被押往重庆。
更大的打击来自家庭。谢葆真长期承受囚禁和隔绝带来的压力,1947年病逝。杨虎城失去了共同生活多年的伴侣,身边只剩下孩子、随员和漫长的沉默。有人劝他写悔过书,他始终不肯以承认所谓罪名换取自由。
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重庆局势急剧变化。撤离前夕,杨虎城被列入必须处理的人名单。9月,特务在白公馆制造惨案,杨虎城及家人、秘书宋绮云一家遭到杀害,遗体被匆忙掩埋,现场还被刻意清理。
11月30日,重庆解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部队和有关人员对秘密关押地点展开查找。白公馆花坛下的土层被翻开后,遗骨和弹壳相继出现,杨虎城遇害的真相才被确认。
1950年2月,杨虎城的灵柩运回西安。沿途送行的人很多,许多东北军旧部脱帽默立。对这座曾经发动西安事变的城市来说,那场葬礼不仅是为一位将领送别,也是对一段被强行截断的人生作出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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