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口不小！伊朗议长不满中伊合作进度，直接向中方提出了4个要求

前言

各位读者朋友，我是小李。

近日，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中伊建交55周年》的署名文章，通篇直击要害：双边合作框架已搭建多年，但实质性成果落地偏慢，亟需按下“加速键”。

他系统梳理出四大战略支点——推动中国在中东冲突调解中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协同构建包容、均衡的地区安全新机制；依托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平台提升国际能见度与制度性话语权；以及最紧迫的一环：全面深化对华投资与技术转移合作。

几乎同步，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海达里现身上海进博会配套论坛，现场发布一份涵盖11大重点产业、总计150个具体项目的招商引资目录，预估总投资规模达3000亿美元。会场汇聚约300位来自中伊两国政府机构、央企、民企及金融机构的代表，但整场活动未促成任何一笔整体性资金承诺或联合开发协议签署。

一边是密集释放合作意愿、递出巨额项目包，另一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仍在动态调整中——这种“双轨并行”的节奏，既折射出德黑兰当前强烈的突围诉求，也暴露出其在商业可投性层面尚未完成关键准备。

真正值得前置审视的，并非3000亿美元的总量数字，而是两个更本质的问题：伊朗究竟期待何种形态的合作？又愿意为此提供哪些具备法律确定性、执行稳定性和风险对冲能力的制度化保障？

四个方向

伊朗当前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极为承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7月最新评估显示，该国GDP将萎缩5.4%，全年平均通胀率预计维持在68.9%高位。

世界银行统计指出，伊朗上一财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9%，实际商品与服务进口额下滑14.8%，而食品类物价指数在2026年2月同比飙升至99%，创近年峰值。

美国持续强化海上出口管制，致使原油外运量长期低位运行，财政主干收入严重受限；与此同时，伊朗里亚尔在自由外汇市场对美元的兑换能力，自2025年末至2026年9月累计缩水近50%。

在此背景下，伊朗将合作重心进一步向东方倾斜，逻辑清晰且务实。中国已连续十余年稳居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也是其原油出口最主要承接方——仅山东地区独立炼化企业日均加工折扣伊朗原油就超百万桶。

2021年签署的《中伊25年全面合作计划》确立了长周期合作基调；2023年成功加入上合组织、2024年正式成为金砖国家成员，背后均有中方积极协调与支持。大门始终敞开，这一点必须明确确认。

但细察卡利巴夫提出的四大路径，其现实操作权重存在显著差异。首项即呼吁中国介入中东热点冲突调停，助力伊朗摆脱“战而不决、和而不实”的胶着状态。中方一贯主张政治解决争端，但斡旋行动本身有其固有门槛与角色边界。

2026年6月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共识，主导斡旋的是巴基斯坦，阿曼与卡塔尔则长期承担信息传递职能，中方并未被纳入核心协调圈层，亦无必要替代现有成熟沟通渠道。第二项关于共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的倡议，立意具有正当性——地区安全不应长期依赖外部力量兜底。

然而，中国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经贸纽带同样深厚，不可能为满足伊朗单一安全关切，而被动卷入区域阵营分化。真正可持续的安全机制，应让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能平等参与、共同塑造，而非简单更换依附对象。第三项借力上合与金砖提升国际影响力，多边平台确能拓展发声空间，但国际地位终究取决于经济韧性、治理效能与外交公信力。

上合与金砖并非自动升降梯，按下按钮即可跃升。伊朗能否在这些机制内提供具有公共价值的产品，能否为其他成员国创造可感知的实际收益，远比“身份标签”本身更能决定其话语权成色。

前三项聚焦于地缘政治与制度参与，中方可在尊重主权前提下予以呼应，但推进节奏与深度并不由伊朗单方面设定清单所能主导。

真正锚定经济基本面的，是第四项：扩大对华直接投资与关键技术合作。这也是伊朗当下最迫切的诉求，紧迫到将3000亿美元级方案直接带到进博会现场。

恰恰是这条最急迫的路径，暴露出德黑兰在“提出需求”与“兑现条件”之间，尚存一段亟待弥合的距离。而这段距离的另一端，霍尔木兹海峡正同步运行着一套差异化通行管理机制。

海峡上的缴费档位

当伊朗在上海高调推介3000亿美元项目包时，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规则也在悄然运转。

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席莫加达姆公开证实，目前允许中国、印度、伊拉克及卡塔尔四国商船通行，但实行差别化待遇：卡塔尔船只享受全额免征，中印两国船舶则需缴纳所谓“航行保障服务费”。

尽管伊朗官方将该项费用命名为导航支持与航路监管服务成本，但名称修饰无法改变其通行规制的本质属性。霍尔木兹海峡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下的国际海峡，中方一贯强调应保障各国船舶安全、自由、无障碍通行权利。

航运业多方信源显示，在现行分级收费体系下，油轮单次通行费用上限约为16万美元，散货船则控制在12万美元以内，支付方式接受人民币及部分合规稳定币结算。

相较冲突升级初期动辄百万美元的报价，当前金额已有明显下调，但收费行为本身所释放的政治信号，不会因数额缩减而弱化半分。

将这两组动作置于同一分析坐标系中，内在逻辑难以自洽。

一面是中国企业被邀请参与150个重点项目、总额高达3000亿美元的投资图谱，期待中方以真金白银、核心技术与长期资本深度介入；另一面却在中国船舶必经之路上设置一道明码标价的通行闸口。

卡塔尔获免，因其在美伊对话中承担桥梁角色；印度被纳入收费序列，源于伊朗对其医药供应链的高度依赖；而中国被划入付费档位，则清晰表明：在德黑兰的战略权衡中，“准许中方船舶通过”这一基础性便利，已被赋予明确的价格标签。

小李认为，这种精细化分层定价的做法，折射出更深层的认知偏差——德黑兰倾向于将每段对外关系都视为即时可变现的交易筹码，而非需要持续投入、精心培育的长期合作通道。

来之不易的中伊航运协作氛围，一次看似微小的收费安排就可能造成可观损耗，这笔隐性成本，伊朗决策层未必已做足量化测算。

对企业而言，投资决策的最大障碍从来不是预期回报不够丰厚，而是规则稳定性缺失。今天可用“服务费”名义增设通行成本，明天就可能以“合规审查”“本地化适配”等理由增加项目执行成本。

中国头部企业的风控团队无需政治研判，仅凭商业常识即可判断：此类信号必然触发风险溢价上调，进而影响整体投资评级。

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差异化收费机制持续存在，上海发布的3000亿美元招商方案，其可信度与执行力就会天然打上问号。而这份方案本身的质地，还需从另一个维度深入拆解。

3000亿美元的分量

海达里在进博会期间推出的招商目录，覆盖新能源、交通基建、数字基建、农业现代化等11大战略板块，共含约150个细分项目，总规划投资额达3000亿美元。其中能源与基础设施类占比最高，未来五年资金缺口预估为2500亿美元；石化领域30个优先级项目合计融资需求逾450亿美元。

数据本身真实可信。但更需关注的是其生成背景。

依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权威统计，伊朗2025年全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仅为16.5亿美元，较2024年的14.49亿略有回升，但在全球FDI流量中仍属极低水平。300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年度引资额的180余倍。

一个上一财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在收缩、全年新增外资不足20亿美元的经济体，突然面向单一合作伙伴开出3000亿美元级订单，显然偏离常规商业演进轨迹。

回溯2021年签署的25年合作协议，纸面约定中国将在25年内投入4000亿美元，换取长期稳定能源供应。五年过去，协议框架下实际落地资金规模与初始预期存在明显落差。

恰巴哈尔港即为典型样本。中方企业曾深度参与前期港口建设并投入启动资金，但2024年伊朗政府将港口核心运营权授予印度公司，并签署为期十年的特许经营协议。

一个在关键基础设施运营权归属上作出如此安排的合作伙伴，转身提交3000亿美元新方案，中国企业自然会将过往履约记录纳入尽职调查与风险定价模型。

伊朗行政流程冗长、官员更迭易致合同执行波动、南帕尔斯气田开发久拖不决终成沉没成本——这些都不是新出现的挑战。

资金进入之后如何顺畅退出，远比“投入多少”更为前置和关键。伊朗现行法律明确允许外资100%控股、利润以外汇形式汇出、争议适用国际商业仲裁，并专门设计了绕开美元结算的本币债券与跨境支付工具。

文本条款本身具备一定先进性。但条文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横亘着美国单边制裁这一不可忽视的变量。即便利润汇出不经过美元清算系统，仍须履行完税认证、第三方审计及伊朗央行审批等多重手续，全流程耗时普遍以月为单位计算。

对于重资产型项目而言，现金流在关键环节滞留数月，将直接侵蚀内部收益率（IRR）。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次级制裁威胁：凡是在伊朗能源、石化、矿业等领域形成实质资产的企业，一旦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列入特别指定国民（SDN）名单，其全球银行账户、供应链网络、海运保险及物流通道都将面临系统性冻结风险。伊朗国内立法无法抵消OFAC的域外执法效力。

小李的研判是，中方未对3000亿美元方案作出整体出资承诺，表面看是出于宏观审慎考量，实则更直接的动因在于：伊朗至今未能提供一套能让中国企业风控部门签字认可的、具备可验证性与可执行性的制度保障安排。

在制裁环境下开展实业投资，合同条款再严密，只要回款环节存在不确定性，前期所有投入都可能归零——这是所有制造业出身的企业家都深谙的基本法则。值得强调的是，中伊务实合作通道并未中断。

在美国实施封锁后，中伊铁路货运量逆势增长，西安—德黑兰国际班列开行频次持续加密，能源贸易与人民币跨境结算仍在稳步推进。愿意做的，与能够稳健落地的，从来就不是同一张清单上的内容。

结语

中伊合作若要迈向纵深，仅靠单方面列清单、提诉求远远不够。

倘若伊朗真心希望吸引中国长期资本深耕布局，必须率先厘清两大根本性命题：第一，资本进入后的退出路径是否清晰、可预期、可验证；第二，当项目周期拉长至十年甚至更久时，政策延续性由何种机制来托底、由谁来背书。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收费安排，也到了重新评估与优化的窗口期。真正的合作是双向奔赴，一方试图独占全部收益而将不确定性风险全部转嫁，这样的商业关系注定难以持久。

中方始终敞开对话大门，但绝不会替任何一方代为填写一张连自身都尚未完成核算的财务账单。伊朗需要向世界证明的，不只是“中国不可或缺”，更是“中国值得重仓投入”。

这份证明，不在3000亿美元的宏大数字之中，而在数字背后那些扎实、透明、可验证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