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初，南京，冯玉祥向蒋介石提出出国考察水利。表面看，这是一次体面的安排；实际上，却像一扇被悄悄关上的门。蒋介石给他挂上“水利大使”的名义，同时吩咐有关部门办理军人退役手续。冯玉祥人在海外，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剥离了从军近半个世纪的身份。
这件事之所以刺痛冯玉祥，不只是因为少了一个头衔。军装、军衔和部属，几乎构成了他人生的全部坐标。有人回忆，他得知消息后十分难过，认为这等于否定了自己数十年的军旅生涯。蒋介石的处理方式，也由此超过了普通的人事调整。
两人的关系，曾经亲密到留下正式兰谱。1928年2月18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郑州互换兰谱，一个称对方为胞兄，一个称对方为胞弟。那时北伐即将完成，双方都有兵力、有地盘，也都需要彼此。兰谱上的“安危共仗”，并非空泛客套，而是当时政治军事格局下的现实承诺。
冯玉祥早年长期活动于北方，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他表示支持国民革命。1926年，西北军处境艰难，他赴苏联考察。北伐开始后，中共和蒋介石都希望他回国，冯玉祥遂于当年9月回国，重整旧部，担任国民联军总司令。
真正把两人推到一起的，是1927年南京与武汉对峙时的兵力格局。冯玉祥掌握数十万军队，控制豫、陕、甘等地，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提供军饷和政治支持，解了西北军的燃眉之急，冯玉祥于是选择合作。
但合作不等于信任。
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差别，也在这一阶段暴露出来。面对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冯玉祥没有采取一律严厉处置的办法，刘志丹等人曾被礼送出境。冯玉祥看重这些人的能力，认为即便政见不同，也不必赶尽杀绝。这个做法与蒋介石的路线并不相同，裂缝从此埋下。
1928年北伐胜利前后，蒋介石改变了原先由西北军接收北平、天津的安排，转而让阎锡山方面接收。冯玉祥对此十分恼火，甚至称病不参加善后会议。蒋介石随后以任用冯部将领的办法安抚，但利益受损留下的疑心，并没有因此消失。
编遣问题更使矛盾公开化。冯玉祥主张各集团军混编，军权归中央；这个方案看似有利于统一，实际也意味着各方要交出既有兵权。冯玉祥手下兵力最多，若裁军真正实施，西北军受到的冲击也最重。阎锡山借机提出另一套方案，蒋介石则在各方之间周旋，逐步掌握主动。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反蒋，最终失败。冯玉祥的西北军由此瓦解，他本人退居幕后。1933年，冯玉祥又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曾一度形成声势，但在内外压力下失败，只能离开前线。
抗战爆发后，冯玉祥重新获得政治位置。西安事变期间，他曾表示愿意以自身安全换蒋介石获释；全面抗战开始后，又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只是到了抗战相持阶段，蒋介石与共产党关系恶化，冯玉祥同左派人士往来较多，两人的联系再度减少。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主张和平，蒋介石却越来越担心他的声望和影响力。于是，出国考察便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名义上是水利考察，实质上却伴随着军籍处理。冯玉祥后来在海外公开表达不满，1948年2月8日，他在美国报纸发表致蒋介石的信，批评对方背弃政治协商会议的承诺，并劝其下野。
同年，冯玉祥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蒋介石随即宣布开除其党籍。冯玉祥担心遭到报复，曾留下遗嘱。9月，他应邀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乘船经黑海前往敖德萨途中，船舱突发大火，冯玉祥与小女儿一同遇难。
火灾究竟如何发生，至今没有足够证据作出确定判断。蒋介石为他办理退役手续，确实是能够查证的政治动作；但把这件事直接等同于黑海火灾的幕后指令，则缺少可靠材料支撑。两人的关系，从结拜兄弟到政治对手，留下的并不只是个人恩怨，也是一段军政权力重新分配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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