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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回头—通往1987年10月 15日的道路:《托马斯·桑卡拉:冷战非洲的革命者》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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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布赖恩·J·彼得森( Brian J. Peterson )

译者: Potere Operaio

编者:水手

文章来源:译者知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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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次国际演讲中,桑卡拉(Sankara)激情呼吁非洲各国元首组成“反对债务的统一战线”。这场演讲发生在1987年7月29日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峰会上。这位年轻的革命领袖敦促他的前辈们抵制偿还债务,尽管许多人在经历了多年的强迫劳动、殖民暴力和强制征兵后,已深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推行的项目之中。对桑卡拉而言,债务偿还关乎生死存亡与公平正义:

“债务无法偿还,首先,因为如果我们不偿还,放贷者不会死,这一点你可以确信无疑。反过来,如果我们偿还,我们才是会死去的人,这一点你同样可以确信无疑。那些让我们背负债务的人就像在赌场赌博一样,只要他们赢了,就没有问题。现在他们输了赌注,却要求我们偿还债务。如今出现了一场危机……他们输了。他们输了,所以游戏该结束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无法偿还债务,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偿还。”

在桑卡拉看来,那些不负责任地借给非洲国家的资金,被自私的政治精英从国库中窃取,“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在外国银行持有巨额资金”。如今,全球金融机构要求普通非洲人“为了稳定”而“负责任地行事”,但这却“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桑卡拉指出,债务的根源更为深远:“借给我们钱的人,正是那些曾经殖民我们的人。”债务是被强加在前殖民地身上的,这些国家经历了多年的强迫劳动、殖民暴力和强制征兵。桑卡拉暗示了他父亲的经历——作为一名被征召的士兵,他反过来说,实际上是欧洲欠非洲一笔“血债”。在殖民主义之后,西方的“技术刺客”导致了更多的债务,这些人“在融资渠道上为我们提供建议”,实际上却是“巧妙地组织了对非洲的重新征服”,将非洲带入了金融“陷阱”。

在呼吁免除债务时,桑卡拉提议从不同的道德角度看待问题:“当我们说无法偿还债务时,我们绝不是在违背道德、尊严或对承诺的尊重……[但是]富人和穷人的道德标准并不相同。《圣经》和《古兰经》无法同等地为富人和穷人服务。我们需要《圣经》和《古兰经》的两个版本,以阐明这两类人的不同处境。”并非世界上的穷人在管理钱财时失职并累积了公共债务,因此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毫无意义。在结束演讲前,他呼吁非洲人团结起来反对偿还债务,以“避免在某个时候像布基纳法索一样被一个个消灭”。他还略带幽默地补充道:“如果布基纳法索因为偿还债务而灭亡,我就不会参加下一次会议了。”这句俏皮话引发了笑声,但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真相。在整个非洲的权力走廊中,人们越来越觉得桑卡拉的革命已达到顶峰,他的时日无多。这一点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桑卡拉竞选该组织主席的提议遭到其他领导人的断然拒绝。美国大使馆在7月7日至9日关于阿布贾峰会的报告中强调,“桑卡拉对担任高调国际职务的兴趣”是他“寻求摆脱法国和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替代方案”的一部分,但他几乎未获得任何政治支持。事实上,有传言称桑卡拉可能很快会被推翻。然而,当他抵达峰会时,他得到了尼日利亚年轻人比其他任何非洲领导人都更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显示了他在基层的受欢迎程度与在非洲精英中的声誉之间的巨大差距。

桑卡拉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声明在外交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桑卡拉如今坚决反对这样的安排。他拒绝为了暂时的债务减免而抵押国家的未来。1987年7月2日的一份美国电报报道了桑卡拉的抵制态度,称这是“其总统骄傲和固执的表现”。电报进一步指出:“桑卡拉一直在谈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这些条件会给国家带来更多贫困……[并且]法国的结构性援助资金只有在达成协议后才会发放。”桑卡拉“优先考虑有利于农村贫困人口、文盲、妇女、残疾人和病人的项目”,这被认为是他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协议的原因。


两周后的7月17日,美国大使内尔(Neher)与桑卡拉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试图说服他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根据会议记录,桑卡拉评论说,华盛顿能够与“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并质疑为何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布基纳法索,还补充道:“这里没有腐败问题。在这里开展的项目会非常成功。”内尔回应说,如果布基纳法索“成为西方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建立联系”,就会“吸引美国的关注并带来更多合作”。桑卡拉以前也经历过类似情况,但他仍然坚信,这样的关系只会让他的国家更加依赖外国控制。他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布基纳法索“必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且他“不能接受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作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

在桑卡拉去世前的几个月中,他的家人和朋友们悲痛欲绝。家人们开始询问帕斯卡·桑卡拉(Pascal Sankara),布莱斯(Blaise)和托马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帕斯卡回忆说:“拉萨内叔叔(Uncle Lassané)来到家里,尖叫着:‘他们要杀了他。但托马斯什么也不做。’”很难确切知道桑卡拉为何选择不保全自己的生命,但与他亲近的人给出了各自的解释。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认为,桑卡拉“意识到自己被历史评判的风险”,他理解其中的两难处境:要么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而失去尊严,要么冒着失去权力的风险在历史上留下光荣的位置。沿着这一思路,当杰曼娜·皮特罗伊帕(Germaine Pitroipa)向桑卡拉提起这个话题时,他告诉她:“一旦有了流血事件,就无法停止。如果我们杀了布莱斯,那么一个杀手就会杀了我,他还会继续杀人。如果我杀了布莱斯,然后我就必须杀了他的兄弟、表亲,这样永远没有尽头。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必须用思想战斗,而不是用暴力。”但也可能存在一种徒劳感。在暗杀发生前的几个月,桑卡拉对J. P. 拉普(J. P. Rapp)说:

“人们来见我,非常不安:似乎布莱斯正在准备一场针对我的政变。他们非常惊慌。我告诉他们:当你得知布莱斯正在准备一场针对我的政变时,试图阻止它甚至提醒我都不值得。那将意味着为时已晚,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对我了解太多了,如果他想攻击我,没有人能保护我。他有很多对付我的手段……所以如果他准备发动政变,那你最好听天由命。让它发生是必要的。”

事实上,孔波雷(Compaoré)拥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而且在军队中,对革命方向的抱怨日益增多。桑卡拉唯一的希望是通过说服全国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各个派别选择团结而非分裂,进而直接向民众呼吁,来掌控政治局势。在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之前,7月23日,他会见了布基纳法索共产主义联盟(GCB)、布基纳法索统一共产党(UCB)——这两个组织的代表,提出了组建单一“先锋队政党”的问题。他还联系了泛非人民民主和发展联盟(PAI-LIPAD)的成员,询问他们是否可能参与。这个问题已在议程上讨论了近四年,但桑卡拉一直对此犹豫不决。他担心疏远民众,但现在他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先锋队政党,”他在接受古巴《格拉玛报》(Granma)的一次广播采访中说,“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目标了。但仍然存在许多小团体观念,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大力推动达成共识。”在7月23日的会议上,所有各方正式同意这些计划,但孔波雷的派别投了反对票,这只是为了拖延桑卡拉的融合进程。孔波雷对桑卡拉心目中那种多元化的先锋队政党毫无兴趣。他设想的是一个不容忍意见分歧的独裁国家。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解释说:

“组建单一政党的压力很大。桑卡拉主义派别希望将不同观点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化的形式。但布莱斯一派反对。他们认为权力来自枪杆子,布基纳法索统一共产党作为一个军事政党,最适合掌权。我们不同意。我们不想让桑卡拉屈服于这种想法。我们希望避免出现一个由军队主导的单一政党。他呼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政党。”


目前尚不清楚桑卡拉是何时以及如何开始构思这种政治多元化的。然而,他很可能读到过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创建“社会主义多元化”的类似努力,也可能在尼加拉瓜了解到相关情况,那里尝试融合多元化和“先锋主义”。当然,他所理解的多元化,不是多党选举民主,而是一种允许观点多样性的制度,以此丰富政治实践。无论如何,在会议后的几天里,孔波雷的派别发布了大量攻击他统一努力的宣传册,旨在制造混乱。讽刺性周刊《闯入者》(L'Intrus)越来越多地卷入这场文字战争。桑卡拉的反对者,由希恩·基利米特(Hien Kilimité)、瓦塔蒙·拉米恩(Watamou Lamien)领导,桑卡拉的兄弟们也参与其中,他们在周刊上发表文章,宣称目标是“粉碎知识分子的傲慢”,传播淫秽的阴谋论,同时指责桑卡拉实行独裁统治。桑卡拉对这种文字攻击感到沮丧,但他更担心的是对革命热情的消退。

经过四年的奉献和牺牲,桑卡拉在革命承诺上愈发孤立。工会和学生团体的反抗行为只会加深他被疏远的感觉。但在许多方面,最致命的一击来自政府官僚机构内部广泛失去支持。公务员们长期以来对桑卡拉的政策不满,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于是发起了一场破坏政府运作的运动,使他的政策过时且无法执行。这是一场广泛但非正式的罢工,旨在削弱革命国家。在接受《格拉玛报》采访时,他指出“官僚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其“在国家管理中的经验”来“给我们制造麻烦和困难”。他的同事们也回忆说,公务员们“在地方层面破坏革命”。在总统府,助手和顾问们在不合作的官僚机构面前突然变得无能为力。随着官僚们撤回支持,孔波雷的派系看到了巩固权力的机会。

随着革命四周年纪念日的临近,桑卡拉试图改变现状。他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选择完全透明,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8月3日,他在电台和电视直播中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访谈,谈及民众不满的诸多方面。这次市政厅风格的访谈允许普通人自由提出任何话题。一位莫西族(Mossi)长者质问桑卡拉有关“青春鲁莽”和“冲动”的问题,而其他人则表达了对降雨不足、内部权力斗争传闻以及近期工会活动的担忧。桑卡拉坦诚回应,试图缓解他们的疑虑。他承诺将放缓变革的步伐。然而,对许多观众和听众而言,这次访谈反而加深了他们对革命失败的感受。事实上,由于1987年降雨姗姗来迟,农村地区气氛低迷。与此同时,城市中的反对声音日益高涨,许多人不再追随革命的步伐。一位前劳工活动家兼革命防卫委员会领导人解释说:

“在改变国家民众思想观念方面,我们未能成功。革命因此失败了。它开始时一点点地改变,但人们无法坚持到底。我能感觉到桑卡拉已经陷入绝望。他从未放弃,但他明白人们已经听天由命。他们无法追随他。他们听天由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宁愿死,也不愿让革命陷入血腥境地,牺牲自己兄弟的生命。这象征着他对革命失败的认知。”


1987年8月4日,革命周年庆祝活动在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举行。以第二届全国革命防卫委员会会议为基础,这次活动聚焦农民,因此周边村庄的大量农民被动员起来,无精打采地走过博博炎热的街道,旁边是身着法国军装的非洲退伍军人。然而,紧张局势依然弥漫。孔波雷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将大部分突击队部署到博博,在城市周围占据战略位置。桑卡拉的盟友布卡里·卡博雷(Boukary Kaboré)担心一场政变正在酝酿,于是从库杜古(Koudougou)调来相应数量的人手。这座城市实际上被对立的军事团体分割开来。帕斯卡·桑卡拉(Pascal Sankara)当时在城里参加活动,其他家庭成员也听到了政变计划的传闻。人们担心会在大批国际观察员面前发生类似萨达特(Sadat)遇刺的事件。甚至连普通的博博居民也听到了这些传言。一位博博的革命防卫委员会领导人回忆道:“气氛非常紧张。有传言说桑卡拉可能会被杀。我能感觉到情况越来越糟。桑卡拉显得非常虚弱。”

在留存下来的视频中,桑卡拉显得消沉。他失去了往日的昂扬神采和活力,严肃地宣读演讲稿,庆祝“新农民的诞生”。观众表情平淡,几乎没有掌声。但在承认许多民众的不满时,桑卡拉表示“我们确实犯了错误”。作为补救措施,他提议革命“暂停”。早在孔波雷在暗杀事件后提出“整改”之前,桑卡拉就已开始这样做:“我们必须整改,更加精确,让自己适应民众,而不是试图让民众适应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幻想。”他还谴责他的革命同志们“懒惰、懦弱、胆小怕事”,“那些基于剥削他人而过着奢侈生活的人”,以及“诋毁运动、腐败行为、各种挑衅、敲诈勒索和威胁”。他哀叹“我们队伍内部、革命阵营中的敌人”以及“隐藏个人野心的阴谋家”——这些描述无不适用于孔波雷。桑卡拉支持农民,呼吁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承担起他们的历史责任,通过无私奉献和牺牲来缩小城乡差距”。他宣布团结即将来临,这将成为“先锋队政党”的基础。然后,他公然挑战孔波雷的派系,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应该警惕,防止团结变成枯燥、单调、清一色的局面。相反,我们更希望看到众多不同思想和多样活动的丰富表达,这些思想和活动充满了千变万化的细微差别,都勇敢而真诚地呈现出来,接受差异,尊重批评和自我批评——所有这些都朝着同一个光辉目标前进……我们人民的幸福。”

桑卡拉承认错误并呼吁“暂停”的做法为时已晚,因为他的敌人有效地利用了这些言论。这次演讲无意中加速了政治危机,迫使孔波雷的派系在桑卡拉转移话题之前,利用这些革命失误展开行动。他们将桑卡拉方向的转变视为他“背叛”革命的证据。作为回应,桑卡拉不仅停留在言辞上,他重新雇用了被不公平解雇的教师和公务员,同时寻求与泛非人民民主和发展联盟领导层和解。他极力争取释放苏曼内·图雷(Soumane Touré),但在全国革命委员会中,他的提议遭到否决,他被指责“软弱”。面对敌人声称他过于集中权力的指控,他考虑将权力下放给他人。8月22日,他组建了一个“特别内阁”,任务是改变他的角色,甚至放弃总统职位。“他想下台。他想辞职,回到农村,致力于农村动员工作,”瓦莱雷·索梅说,“他厌倦了管理政府。他想让布莱斯担任领导职务。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他试图辞职,但他们不让他下台。”桑卡拉提议让孔波雷担任总理,并让他为新内阁提名部长。但孔波雷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桑卡拉下台后的合法性存在问题,并计划将所有错误归咎于桑卡拉,以便自己掌权。


布基纳法索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人民之家,是众多国际会议、节日、政治集会、音乐会等的重要场所

随着乌弗埃-博瓦尼(Houphouët-Boigny)资助了一场更广泛的宣传活动,更多恶意的宣传册达到了新的效果。到9月,这些宣传册指责桑卡拉“疯狂”和“性变态”,街头巷尾传言桑卡拉不是“纯正的莫西族人”。虽然莫西族的权威人士没有直接挑战桑卡拉的迹象,但据斯金纳(Skinner)报道,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拜访莫罗·纳巴(Moro Naba),并参加他的早间仪式”。在莫西族圈子里,许多人认为桑卡拉是政治篡位者,甚至是“外国人”。他们援引十七世纪富尔贝族(Fulbé)政治人物莫罗·纳巴·莫蒂巴(Moro Naba Motiba)的例子,他在莫罗·纳巴·奥ubi(Moro Naba Oubi)死后巧妙夺取了权力。这些宣传册援引历史作为提醒。让-帕斯卡尔·韦德拉奥果(Jean-Pascal Ouedraogo)读了这些恶意材料后,去见他的朋友。“宣传册铺天盖地,说的都是些可怕的话。他们用尽一切可能的方式侮辱玛丽安(Mariam),”韦德拉奥果回忆道,“我对托马斯说:‘你谈论友谊,但布莱斯不知道什么是友谊。这不是相互的。你把他当作朋友,而他却准备背叛你。你的自我保护本能在哪里?’”但即便孔波雷在军队中煽动反桑卡拉的反对情绪,桑卡拉仍然为他的朋友辩护。

虽然外国势力支持推翻桑卡拉,“国际阴谋”理论广为流传——该理论将孔波雷描绘成国际计划中的棋子——但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它基于先入为主的假设和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包括利比里亚军阀自相矛盾的陈述、未经证实的新闻报道以及流行电影,这些都提出了问题,但几乎未提供证据。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剖析内部和外部的角色、动机、情况以及所使用的工具——武器、金钱、情报和人员,并从多因素和细致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从时间上看,孔波雷在革命陷入困境、越来越不受欢迎、面临经济困难和广泛抵制时发动了政变,尽管桑卡拉本人仍受到许多人钦佩。至于动机,孔波雷的权力崛起主要由他自己的野心及其身边人的利益驱动。他有夺取权力的动机,比如在腐败和自我致富方面获得更大自由。他绝非外国势力的无知工具。他使用欺骗手段获取物质、外交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无论在哪里,只要能找到支持,他都会争取。现有证据表明,政变计划早在桑卡拉被谋杀一年前,就已在瓦加杜古由孔波雷的派系策划完成。他们布置好一切,然后操纵外国势力,提出孔波雷比桑卡拉更“温和”的观点。他们利用桑卡拉在经济问题上的失误,同时看到他因外交孤立而产生的多种机会,来填补权力真空。最终,孔波雷利用了一切可用资源,随意借助科特迪瓦、法国、利比亚、美国,甚至未来利比里亚军阀的支持,在国际舞台上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他的行动。与此同时,他确保了来自多哥、马里和尼日尔等邻国的外交支持。在非洲法语区的政治阶层中,人们普遍认为桑卡拉必须下台。

自1983年以来,法国政府多次试图削弱全国革命委员会,并考虑军事干预以推翻桑卡拉。多年来,有记录显示,法国情报部门试图操纵媒体,编造诋毁桑卡拉及其团队的故事。然而,关于桑卡拉暗杀事件的两本最深入的书籍——索梅(Somé)和安德里亚米拉多(Andriamirado)的著作——对内部参与的细节描述甚少。安德里亚米拉多驳斥了“帝国主义阴谋”理论,认为暗杀是“纯粹内部危机的顶点”。然而,尽管法国可能未从军事角度直接策划推翻桑卡拉,但法国政府创造了一种环境,使政权更替更有可能发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法国在缓慢发展的经济危机(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政变)中发挥了作用,最终戏剧性地导致了政权更迭。事实上,在桑卡拉被推翻前的几个月中,法国撤回了财政支持,这占全国革命委员会预算的30%至40%。1987年7月,美国大使馆报告称:“我们和法国人都未搁置大约2500万美元的结构性调整资金,我们认为桑卡拉打算尽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前景黯淡。”这种经济压力暴露了全国革命委员会领导层内部的裂痕。两个月后,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秘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出橄榄枝,希望达成协议。一份大使馆电报报告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安排结构性调整计划的提议“在9月下旬由桑卡拉的财政部长首次口头传达给[非洲区主任阿拉萨内·瓦塔拉(Allassane Ouattara)]”,此时距离桑卡拉去世仅两周。在经济困境中,法国利用财政手段对全国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桑卡拉很快被内部盟友抛弃。


安德里亚米拉多著作的书影

法国未直接参与政变的军事行动,但法国军官可能与孔波雷、乌弗埃-博瓦尼等人共享情报。根据法布(法国-布基纳法索)防御协议,留在布基纳法索的法国军事人员仅有25人,均为国家宪兵队训练人员。任何法国军事力量若要介入,可能需从布基纳法索境外——如科特迪瓦或多哥——进入,且并无法国军事干预的报道。然而,通过军事和情报渠道,法国的影响无处不在,尤其是考虑到大量非洲士兵曾在法国军事学校接受训练。此外,退役的法国军官在非洲找到高薪工作,为非洲政治精英提供安全服务和情报,以保护或推动法国商业利益。无论如何,法国人显然预料到瓦加杜古会发生政变。桑卡拉被谋杀四天后,法国外交部官员告诉美国外交官,“六个月前,法国政府完全驳斥了关于政变的持续传闻”,但孔波雷与乌弗埃-博瓦尼“在政变前几个月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以至于“回想起来,政变并不令人惊讶”,甚至“合乎逻辑”。法国外交官和情报官员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在法国外交圈内,从乌弗埃-博瓦尼这样的人物那里获得的线索表明,人们普遍认为孔波雷是更温和的选择,推翻桑卡拉符合法国的利益。桑卡拉被谋杀当天,雨果·萨达(Hugo Sada)在办公室与非洲事务小组负责人让·奥迪贝尔(Jean Audibert)交谈。萨达当时仍是《青年非洲》的编辑,但在为合作部服务后,与米特拉兰(Mitterrand)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他回忆桑卡拉的暗杀事件:

“我清楚记得桑卡拉被暗杀的那一天。10月15日,我在巴黎,正与爱丽舍宫的非洲顾问讨论事情,他是密特朗的好友,对奥迪贝尔很了解……虽然密特朗对桑卡拉的个性着迷,但也有政治现实的考量。负责军事、情报服务和合作的人坦言,他们不再愿意支持桑卡拉。他们完全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与科特迪瓦的问题,以及桑卡拉与卡扎菲的关系。他们在最后阶段非常活跃,任由事情自然发展。到了最终阶段,他们放手让政变发生,因为他们认为暗杀是必要的,不能让桑卡拉继续掌权。但这也带来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桑卡拉终于被除掉了。我不认为法国人直接参与此事。但科特迪瓦是另一回事,因为布莱斯与乌弗埃-博瓦尼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利比亚在暗杀事件中扮演了非常模糊的角色。”

档案资料显示,在政变前的几个月中,孔波雷频繁访问阿比让(Abidjan)。这些访问通常低调,但美国驻阿比让大使馆的一份电报报告称,8月21日,孔波雷会见乌弗埃-博瓦尼,两人“讨论了利比亚”及其他事务。美国驻达喀尔大使馆后来的报告称,尽管孔波雷“从未向乌弗埃-博瓦尼寻求支持”,但这位科特迪瓦领导人保证他会“对瓦加杜古的任何政府更迭视而不见”。更多证据表明,在桑卡拉被暗杀后,法国大使馆提供了支持。核心人物、法国驻科特迪瓦大使米歇尔·迪普奇(Michel Dupuch)告诉美国外交官,他“亲自向乌弗埃-博瓦尼通报了政变消息”,“总统最初反应是耸耸肩,几乎未表现出任何漠不关心……[他]几乎未表现出惊讶,也未对桑卡拉之死流露丝毫失落感”。这暗示乌弗埃-博瓦尼知情并支持政变。然而,当他得知桑卡拉被杀时,他感到极为沮丧:“桑卡拉去世消息传到阿比让的第二天,迪普奇说乌弗埃-博瓦尼完全改变了态度。他表达了震惊和愤怒,认为通过暴力和杀戮处理政治变革是错误的方式。”这种反应表明,乌弗埃-博瓦尼支持政变,但未预料到会导致桑卡拉被谋杀,这一情绪也得到周边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共鸣。


孔波雷

1987年9月,法国和利比亚在同意乍得停火后,开始了更直接的对话,同时考虑贸易协议。与此同时,桑卡拉与利比亚的关系恶化。据报道,卡扎菲对桑卡拉拒绝参加1987年9月1日利比亚革命周年庆典感到不满,两人还通过电话进行了激烈争吵。桑卡拉坚决拒绝了利比亚提出的开放波城(Pô)用于训练或作为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武器运输通道的要求。9月1日,孔波雷代替桑卡拉前往的黎波里,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并会见了卡扎菲和穆萨·库萨(Moussa Koussa)。在此期间,穆萨·库萨向当时仍在的黎波里大使馆的桑卡拉透露了利比亚通过非官方渠道向孔波雷运送武器到波城的物证。据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透露,一位参加会议的利比亚翻译听到孔波雷表示“事情进展不顺利,和桑卡拉在一起,所以卡扎菲发火了,‘等我们除掉他!’”我们应对这种传闻持保留态度,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利比亚领导人知晓孔波雷的计划。事实上,许多前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认为卡扎菲参与了桑卡拉的暗杀事件。在最近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采访时,包括前利比亚驻布基纳法索大使穆罕默德·萨米·阿扎赫里(Mohamed al-Sadani al-Azhari)在内的卡扎菲前政府成员,也公开承认卡扎菲和孔波雷讨论了向查尔斯·泰勒提供支持的多种方式,而这正是桑卡拉明确反对的。最后,美国驻达喀尔大使馆报告称,有传闻卡扎菲“对桑卡拉不满”,并与他人勾结,计划杀害桑卡拉,因为桑卡拉拒绝了利比亚的要求,包括卡扎菲希望在布基纳法索使用军事基地的提议。暗杀事件发生前两周,美国驻瓦加杜古大使馆不祥地报告称,卡扎菲可能“向其他军事单位提供军事装备”或“鼓励其他军官参与”推翻桑卡拉的行动。在孔波雷发动政变后的几天里,卡扎菲也进行了干预,空运武器支持孔波雷。所有迹象表明,卡扎菲在政变中的作用仅限于提供武器,并为孔波雷通过非法钻石贸易敛财提供了动机。

当桑卡拉与西方外交官保持距离时,孔波雷却频频会见各国常驻大使,并讨好外国元首。据美国大使内尔(Neher)称,桑卡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让自己“实际上无法被常驻外交使团接触到”,因为在桑卡拉缺席的情况下,孔波雷的派系得以塑造舆论并争取外国支持。在桑卡拉被暗杀近一年前,孔波雷的支持者——一些未具名的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和军官——向美国大使馆提供情报,称孔波雷“在当前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务实”且“总体上较为温和”。这些消息来源——很可能是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计划(IMET)的毕业生——描绘了桑卡拉的对比形象,将他描述为“激进”,甚至暴力,同时质疑他的合法性,称“桑卡拉从出生起就背负着特殊的负担,因为他是莫西族奴隶的儿子”。而孔波雷则被描述为“作为纯正的莫西族人更容易被接受”。简而言之,全国革命委员会内部的一个派系利用其与大使馆的关系,使舆论倾向于有利于孔波雷的方向。

很明显,白宫对桑卡拉持相当负面的看法。1987年4月14日,里根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非洲事务的高级顾问赫尔曼·科恩(Herman Cohen)访问阿比让,随后前往瓦加杜古会见孔波雷,这一观点也传达给了乌弗埃-博瓦尼(Houphouët-Boigny)。“我指责桑卡拉试图破坏整个西非地区的稳定,”科恩解释道。乌弗埃-博瓦尼对此不屑一顾:“桑卡拉只是个孩子。他会很快成熟起来。”但科恩继续说道:“因为只有我们两人,我坚持认为桑卡拉损害了整个西非法语区的形象,最终也会损害乌弗埃-博瓦尼自己……没过几天,桑卡拉就被布莱斯·孔波雷暴力推翻了,孔波雷对法语区的忠诚度更高。”科恩未说明他的话与最终行动之间的联系。但两天后,美国大使内尔会见了布基纳法索外交部长莱昂德尔·巴索莱(Léandre Bassolé),表达了对与桑卡拉关系的失望,称桑卡拉“需要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很可能孔波雷让桑卡拉感到美国不会给予他强有力的支持。当然,对美国外交官而言,孔波雷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更和蔼、温和且令人安心的领导人。在结束外交任期前不久,内尔大使还宴请了孔波雷夫妇。“在我离开前大约一周,布莱斯和他的妻子来吃午饭,”内尔回忆道,“在某个时刻,钱塔尔(Chantal,孔波雷的妻子)抱怨所谓的社会主义废话,说,‘我父亲在科特迪瓦有一辆凯迪拉克。他出门从不离车。我可不想坐经济舱’等等。布莱斯有些尴尬。这些话他们绝不会公开说,但在我们面前他们说了。这是最后一次会面。”


里根其人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在1987年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积极推翻桑卡拉。美国驻瓦加杜古的中央情报局站点只有一名案件官员(以外交身份为掩护),内尔“觉得他不太有用或有效”。事实上,美国外交官罗伯特·普林格尔(Robert Pringle)回忆说,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存在感不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国军事情报官员在大使馆提供的简报”。无论如何,尽管与桑卡拉的关系处理起来困难重重,中央情报局对针对他的政变态度并不明确。一份报告警告说,“如果林加尼(Lingani)、宗戈(Zongo)或孔波雷夺取政权,任何新政府都可能‘向利比亚靠拢’,或者‘对军事装备有需求’”。桑卡拉成功地让利比亚和苏联都有所忌惮。此外,在伊朗门事件丑闻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去世后,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前联邦法官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于1987年5月上任,他立即实施法治,并停止了里根不想成为头条新闻的任何行动。在这种背景下,布基纳法索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与过去中央情报局干预过的国家——伊朗、刚果、古巴、智利等——不同,华盛顿在布基纳法索没有值得冒险进行暗杀计划的地缘战略或经济利益。

然而,美国官员至少意识到政变可能发生,因为他们能从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计划(IMET)的毕业生网络中收集信息,其中大多数人被认为支持孔波雷。随着许多常规援助项目的减少和和平队的逐步撤出,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计划提供了“接触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途径”,一份美国电报称。美国大使馆还定期为该国“最资深的军官,包括孔波雷”举行研讨会,使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能够评估内部军事动态。到1987年,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计划的21名毕业生中有5名在政府中担任关键职位的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这些毕业生甚至控制了该国六个军事区域中的两个。华盛顿将这些军官视为“那些将帮助决定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是成为负责任的非洲邻国,还是成为破坏稳定和令人担忧的因素的人”。支持孔波雷的接受过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计划训练的军官包括夸梅·卢盖(Kouamé Lougué)、路易·约翰尼·亚梅奥戈(Louis Johanny Yameogo)、皮埃尔·韦德拉奥果(Pierre Ouedraogo)、希恩·基利米特(Hien Kilimité)、让-皮埃尔·帕尔姆(Jean-Pierre Palm)和多米尼克·迪安德雷(Dominique Diendéré),后者是吉尔伯特·迪安德雷(Gilbert Diendéré)的兄弟。

根据这些反桑卡拉的消息来源,9月29日的一份美国秘密电报揭示了政变前的军事局势。在此期间,军事职位进行了重新调整,孔波雷占据了优势。他仍担任第五军区司令,负责瓦加杜古、科姆巴西里(Kombassiri)、滕科多戈(Tenkodogo)和库佩拉(Koupela)。他的突击队在吉尔伯特·迪安德雷指挥下,还负责总统安全。夸梅·卢盖上尉成为多里第一军区的负责人,据报道他“对桑卡拉政府不满”,而路易·约翰尼·亚梅奥戈上尉,第四军区负责人,在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私下表达了对革命的失望”。国民宪兵队副指挥官让-皮埃尔·帕尔姆上尉支持孔波雷,他的许多支持者“表达了对过去腐败日子的向往,因为他们利用这种方式来补充微薄的工资”。国民宪兵队被视为在支持推翻桑卡拉的政变中可能发挥“关键作用”。革命防卫委员会负责人皮埃尔·韦德拉奥果上尉也被描述为“对革命进程感到失望”。

相比之下,桑卡拉有一些关键支持者,如第三军区的布卡里·卡博雷上尉和国民宪兵队队长乌塞尼·孔波雷上尉。让-巴蒂斯特·林加尼(Jean-Baptiste Lingani)被认为不太坚定地支持任何一方,亨利·宗戈(Henri Zongo)的立场也不明确。但宗戈如今是全国革命委员会内亲商派系的关键人物,他对桑卡拉的决策感到沮丧。他的私人部队驻扎在坎博因塞(Kamboinsé),这里是快速干预和运输中队(ETIR)的基地,由米歇尔·科阿马中尉指挥,他强烈“支持桑卡拉”。因此,米歇尔·科阿马在桑卡拉遇刺当天很快在家中被谋杀并不令人意外。但没有证据表明亨利·宗戈或让-巴蒂斯特·林加尼是推翻桑卡拉政变的主要推动者。事实上,在桑卡拉被推翻两年后,孔波雷将林加尼和宗戈逮捕并立即处决。最终分析认为,“只有布莱斯·孔波雷能够真正掌控局面,并且如此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孔波雷“很可能是任何政变企图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对桑卡拉构成最大威胁”。暗杀事件发生前两周,电报不祥地报告称:“桑卡拉知道历史会重演,对桑卡拉政府来说,时钟正在滴答作响。”


林加尼与宗戈

1987年9月28日,桑卡拉进行了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参加埃塞俄比亚革命庆典。这是门格斯图政权衰落时期,埃塞俄比亚的共产主义革命已奄奄一息,这很难让桑卡拉感到信心十足。但在他离开期间,谣言四起,称孔波雷可能在他不在时夺取政权。许多目击者报告说,听到钱塔尔·孔波雷(Chantal Compaoré)特别直言不讳地谈论她作为即将上任第一夫人的角色,以及她计划在巴黎等待丈夫“解决与桑卡拉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桑卡拉似乎不可避免地将被推翻。在亚的斯亚贝巴,他会见了让·齐格勒(Jean Ziegler),齐格勒提到切·格瓦拉(Che Guevara)遇刺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桑卡拉突然问齐格勒:“切去世时多大了?”齐格勒回答:“39岁零8个月。”桑卡拉自言自语道:“我能活到39岁吗?我怀疑。”齐格勒留下的印象是,桑卡拉感到自己的死期将近。从埃塞俄比亚回来后,桑卡拉数周未公开露面,据说他生病了。事实上,在政府于8月26日解散后,他未能出席另一次部长会议,直到去世前一天。与此同时,桑卡拉的许多盟友,包括索梅(Somé)和吉苏(Guissou),失去了部长职位。在桑卡拉缺席的情况下,孔波雷主持部长会议,还引人注目地坐在他朋友的主席位上。

当桑卡拉在家中康复时,9月24日全国革命委员会政治局会议的与会者针对政治统一的条款争论不休。但会议上最具爆炸性和后果性的议题,是创建一支新的内部安全和“反政变”部队的计划,即领土管理和安全干预部队(FIMATS)。“当我们提议成立FIMATS时,布莱斯反对。但我们愚蠢地在总统安全领域给了布莱斯太多权力,”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说,“我们信任他。布莱斯是个好演员,他为了夺权而玩弄权术。自从布莱斯接管波城以来,所有在那里接受训练的人都忠于布莱斯。”孔波雷推迟了FIMATS的组建,他的棋子已就位。事实上,一份美国大使馆电报报告称,孔波雷的部队“自8月4日以来从波城调来”,此前博博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该国约八百人的精锐战斗部队随时准备执行任何潜在行动。他的副手吉尔伯特·迪安德雷,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负责桑卡拉周围更广泛的安全机构,并且有足够的火力轻易制服桑卡拉的个人保镖。孔波雷在他的司机哈米杜·迈加(Hamidou Maïga)——马里记者穆罕默德·迈加(Mohamed Maïga)值得信赖的兄弟——中也有一个可靠的间谍。哈米杜作为双重间谍,从桑卡拉的核心圈子收集信息,同时提供错误信息。这使孔波雷能够密切关注桑卡拉的行动和安全细节。

10月2日早上,桑卡拉感觉到了危险。有传言称,在他计划在滕科多戈发表演讲时,会有另一起暗杀计划,而且他仍在生病。在前往滕科多戈之前,他在午餐时显得忧心忡忡,正如他的朋友保罗·亚梅奥戈回忆的那样:

“我发现托马斯状态不佳。他通常总是打扮得体,鞋子锃亮,头发梳理整齐。但那天,我惊讶地看到他看起来如此邋遢……我把我对革命的所有担忧都告诉了他。我只是从内心说出了我的想法。然后我们打电话叫来了他的儿子奥古斯特,让他拿一张纸和一支笔。他连续记了三个小时的笔记。但有时我和托马斯说话时,他那天似乎心不在焉,甚至没有在听。他看着我,但眼神很遥远。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危险,但又无法定义危险或应对它。问题是他太信任别人了,没有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桑卡拉前往滕科多戈时,孔波雷已在那里为一座革命纪念碑揭幕。这个小镇是莫西王国古老的首都之一,当时正掀起一场针对桑卡拉的诋毁运动,称他不是纯正的莫西族人。滕科多戈的酋长甚至抵制某些革命政策,并设法煽动他的人民反对桑卡拉。在走向仪式的路上,孔波雷赶上瓦莱雷·索梅,说:“等等,你难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们和托马斯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你知道他的脾气,不是吗?这很可能会导致我和托马斯之间发生严重争吵。”索梅立刻意识到孔波雷试图拉拢他。索梅不安地插话道:“听着,布莱斯,我宁愿死也不愿欠你人情。你的追随者都很腐败。”孔波雷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两人中断了谈话。

桑卡拉到达时已晚,他听着乔纳斯·索梅(Jonas Somé,孔波雷在布基纳法索统一共产党的学生行动人员)对他解决民众不满努力的攻击。但当桑卡拉走上讲台时,他似乎对批评不屑一顾。他的话语中带有一种辞职的意味。随着雨开始落下,他说:“今天我们在雨中庆祝四周年纪念日。雨水是庆祝活动受欢迎的元素。对农民来说,雨水意味着喜悦,雨水意味着希望,雨水意味着胜利和幸福。”然而,桑卡拉知道,雨水来迟预示着收成不佳。尽管如此,他还是发出严厉警告,针对那些试图“破坏革命进程,认为他们可以误导民众、欺骗激进分子,并利用他们自己人为制造的混乱来控制他们”的人。他承认一路走来的困难和错误。但他将此视为“讨论我们的分歧、我们的差异”的起点。桑卡拉认为,是时候“摆脱我们新的革命伦理中的旧观念”了。引用列宁的话,他谈到了革命教育的必要性以及他作为“一个认识到自己错误的革命者”过日常生活的需要。为了平息不满,他宣布全国革命委员会将废除一项不受欢迎的牲畜税,并再次呼吁革命“暂停”。在演讲过程中,有传言称刺客计划在桑卡拉参加庆祝活动的大众舞会上袭击他,因此艾蒂安·宗戈(Etienne Zongo)迅速将他从滕科多戈带走,就在演讲结束后不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桑卡拉行事低调,大部分时间待在总统府。局势紧张到他的一些顾问甚至去度假或请假离开。街头巷尾流传着谣言,说全国各地的巫医和巫师都在预言桑卡拉很快将被杀害。于是,更恶毒的攻击开始了。一张传单写道:“托马斯·桑卡拉精神不稳定!实际上,他身边的两名法国医生背叛了他,透露了这个秘密,证实托马斯·桑卡拉患有妄想症……亲爱的公民们,我们的统治者已经陷入疯狂……[就像]其他妄想症患者,比如希特勒。”但桑卡拉身边的亲信观察到,他其实冷静且理智,问题在于他不够警觉——若多一点妄想症,或许还能救他一命。

在10月4日的最后一次采访中,现存音频资料显示,桑卡拉思路清晰,神态放松。当被问及革命取得了哪些成果时,他谦逊地说:“我们说,这就好比有人问‘一个舞者知不知道自己跳舞跳得好不好’。”重要的是人民对这些成果的看法,而不是领导层的自我感觉。不过,桑卡拉也承认:“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失败……对此我负全部责任。”随着革命接近尾声,桑卡拉谈到了他从担任总统期间学到的东西:“我明白了要更加宽容,要理解并非所有人都一样。一个想法可能是正确的,但不能仅仅因为它是个好想法,就认为每个人都会接受它。”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似乎并不担心政变会发生:“当然,人群中随时可能冒出个人,瞬间就把总统杀了。这种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很难说桑卡拉在心理上是如何接受自己生命受到威胁这一事实的。布卡里·卡博雷(Boukary Kaboré)解释说,桑卡拉拒绝采取行动对付孔波雷,实际上是接受了自己的死亡。“托马斯很清楚自己会死,”卡博雷说,“我认为他这是接受了自杀。”然而,其他人认为,桑卡拉的不作为,要么源于他对与孔波雷友谊的过度信任,要么是因为他过于自信。让-帕斯卡尔·韦德拉奥果(Jean-Pascal Ouedraogo)说:“托马斯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因为他极具魅力且充满自信,所以他不愿相信任何人能在争论或战略上击败他。他根本听不进我的话,不然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随着压力不断增加,10月7日,桑卡拉前往“协调委员会”(Conseil de l’Entente)与孔波雷和宗戈会面。他指出团结的必要性,但孔波雷面无表情。桑卡拉对朋友明显拒绝对话感到恼火,他表示自己无法在这种条件下继续工作,随即砰地一声关上了门。随着宿命感降临,布卡里·卡博雷请求批准逮捕孔波雷。副官艾蒂安·宗戈(Etienne Zongo)和警卫法莫罗·瓦塔拉(Famoro Ouattara)联系了桑卡拉的家人和密友,向他施压,敦促他采取行动。最终,韦德拉奥果在10月8日去见了桑卡拉。他弯下腰对桑卡拉说:“我理解你的友善天性,也理解你一直努力提升人民的生活,为他们开拓更广阔的视野,同时将个人利益置于一边。但你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你的弟弟妹妹们都生活在贫困中。你把父亲置于危险境地。布莱斯背叛了你。你觉得切·格瓦拉(Che Guevara)怎么样?切也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家人。而且他们要杀了你,托马斯,不是你死就是他亡!”但桑卡拉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在生命最后痛苦的一周里,他选择了沉默。

桑卡拉继续正常的工作安排,参加各种活动。1987年10月8日,他出席了纪念切·格瓦拉遇刺二十周年的展览开幕式,以及以切·格瓦拉命名的街道揭幕仪式。切·格瓦拉的儿子卡米洛·格瓦拉(Camilo Guevara)也在场,桑卡拉宣称:“切·格瓦拉没有死……你无法扼杀思想。思想不会消亡。这就是为什么切·格瓦拉是革命牺牲精神的象征,他的精神永不磨灭。”在描述切·格瓦拉在非洲的身后影响力时,桑卡拉所描绘的形象,后来也与他自己的遗产相符。他称赞切·格瓦拉的人性、热情、革命信念、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严格的品格”,这些品质使切·格瓦拉能够“在艰难的道路上带领人民”,并“让自己成为人民的代表”。他的讲话再次强调了自己对“革命道德”的承诺。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桑卡拉参加了在瓦加杜古举行的一场备受瞩目的国际会议——班巴塔论坛(Bambata Forum),该论坛旨在反对种族隔离。实际上,这是桑卡拉在公众视野中的最后一次露面,大多数人看到他是为了推动泛非主义团结,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据哈施(Harsch)说,桑卡拉试图挑战其他非洲领导人,促使他们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采取集体行动,加速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在会议上见过桑卡拉的人注意到,他在四十五分钟的发言中“状态良好”。随后,在10月10日,有人看到他与孔波雷一起参加大众舞会。几天后,桑卡拉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群众体育日活动上。萨瓦多戈(Sawadogo)注意到总统比平时瘦了,便对他说:“我听说你生病了?”桑卡拉回答:“现在好多了。”他们很快坐下来观看比赛。然而,根据所有报道,他迅速恢复了体力,许多人期待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桑卡拉20周年忌

10月14日,星期三,桑卡拉参加了他的最后一次部长会议。议程上有很多事项,包括精心制定一项旨在打击腐败的“革命行为准则”。桑卡拉曾呼吁委员会采用这项准则。但此时,政变阴谋已在进行中。事实上,这次会议可能加速了事态发展,正如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回忆的那样:“欧内斯特·农格马·韦德拉奥果(Ernest Nongma Ouedraogo)在提交文件时说:‘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关注着敌人,而现在我们却要关注我们的朋友了。’他说这话是开玩笑,但语气很不友好。”孔波雷的盟友将这句话解读为威胁。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看到大家反应激烈,迅速出面缓和气氛。“布莱斯没有参加10月14日的会议,”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解释说,“我提议托马斯和其他领导人去卡亚(Kaya)开会,让革命的‘四位领袖’在讲台上团结起来,以平息关于分裂的谣言。托马斯同意了这个提议,还想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于是,他让我去见布莱斯。但当我去的时候,布莱斯拒绝见我,说他患了疟疾。”

会议结束后,桑卡拉比平时更早回到家中。许多人建议他在总统府待几天。在回到卧室之前,他与刚从利比亚回来的艾蒂安·宗戈交谈,宗戈带回情报,显示有秘密武器运往波城。然而,最紧迫的是,宗戈在法达恩古尔马(Fada N’Gourma)的朋友从奥诺雷·特拉奥雷(Honoré Traoré,孔波雷的副官)那里得知,一场政变正在策划中。宗戈强烈敦促桑卡拉留在总统府。那天晚上,托马斯和玛丽安(Mariam)一起看了一部关于列宁生平的电影。然后,桑卡拉走到桌子前坐下开始写作。玛丽安打趣地问丈夫,回忆起列宁为了写作放弃睡觉的场景:“你现在是要像列宁一样了?”事实上,他正在努力完成10月15日晚上一场重要的革命武装组织(OMR)会议的演讲稿,希望能缓和局势。这篇未发表的演讲稿近年来被公开,其目的是解决全国革命委员会“高层的派系斗争”问题。本质上,它回顾了博博会议上的主要观点,并建议采用“革命行为准则”。孔波雷后来声称,桑卡拉计划在10月15日晚“除掉”他和他的阵营,即所谓的“八点钟阴谋”,但这一说法早已被证实为虚假。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总结道:“‘八点钟阴谋’完全是假的。这是布莱斯编造出来为自己的计划辩护的。直到最后,桑卡拉都把布莱斯当作自己亲爱的弟弟。他警告所有人不要碰布莱斯一根头发。他保护并维护着布莱斯,而这正是他的致命弱点。”

在撰写演讲稿时,桑卡拉可能也在担忧自己的安全,尤其是现在领土管理和安全干预部队(FIMATS)的组建被推迟了。根据监控信息,法国驻瓦加杜古军事联络处报告称,“在政变前一天,即10月14日,桑卡拉打电话给卡扎菲,表达了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并寻求利比亚的帮助”,一份美国电报称。据说卡扎菲“承诺提供保镖,以换取在波城军事基地进行训练的权利”,但后来未采取行动支持桑卡拉。如果这是个陷阱,那么卡扎菲很可能只是将信息转达给了孔波雷,孔波雷随即启动了他的计划。第二天早上,艾蒂安·宗戈开车前往法达恩古尔马,从奥诺雷·特拉奥雷那里获取政变阴谋的细节,特拉奥雷可能一直在试图救宗戈的命。事实上,许多人都收到了政变的警告,离开了市区。宗戈到达后几分钟就意识到桑卡拉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说会把总统引诱到委员会,然后在那里杀了他。计划非常详细,”宗戈解释说,“这就是政变的实施方式。他说这就是计划的进行方式。”加斯帕德(Gaspard)要去通知中立的科阿马(Koama),于是宗戈试图打电话给瓦加杜古提醒桑卡拉,但电话网络中断了。就在那时,他意识到政变即将来临。他急忙赶回首都,但为时已晚。宗戈设法活了下来,但很快就被逮捕了。


瓦加杜古当地人通勤于市中心

宗戈前往法达恩古尔马的途中,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与桑卡拉见面,两人一起阅读了革命武装组织的演讲稿,并进行了修改。然后,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索梅提出了多项政变阴谋的证据,希望他的朋友能采取行动。但事后看来,他认为桑卡拉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死亡。“他什么都知道。布莱斯的阴谋,他都清楚,”索梅悲伤地回忆道,“早上,我们详细地谈论了这件事。他有一种宿命感。他不想采取行动。那些在10月15日被杀的军官、士兵和其他人,他们曾请求允许逮捕布莱斯,但托马斯说:‘不,不,不。’他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在他去世的那天早上还谈论了这件事。”就在中午前不久,索梅正走出门时,又转身回来。桑卡拉勉强挤出一丝微笑,但索梅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朋友。他形容桑卡拉当时的心情是“在死亡面前保持冷静”。

与玛丽安共进午餐后,桑卡拉完成了演讲稿,换上运动服,因为他打算会议结束后去运动场。四点钟时,桑卡拉在总统办公室,在前往“协调委员会”大楼之前,他与塞尔日·巴利马(Serge Balima)交谈。桑卡拉刚接到一位达喀尔同事的电话,得知塞内加尔一家杂志刊登了一篇相当负面的文章,他想向迪乌夫(Diouf)总统投诉。“他大约四点十分打电话给我,说:‘来见我。’他对达喀尔一家杂志刊登的批评文章感到困扰,”巴利马回忆道。他们交谈时,电话响了。巴利马站在附近,能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他以为是玛丽安——说:“托马斯,救救自己,因为他们刚打电话给我,看起来你大势已去(c’est foutu pour toi)!”电话挂断后,巴利马默默地跟着桑卡拉下到一楼。在分手前,桑卡拉说:“给迪乌夫总统发份电报。”大约四点十五分,桑卡拉开车离开,巴利马意识到事情有些严重。“当我回到楼上的总统办公室时,那里空无一人,”巴利马回忆道,“办公室通常会有人,我回来时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我明白了。那天我本可能会死,但托马斯让我去发电报。这救了我的命。”事实上,即使是最接近桑卡拉的人,也预料到了政变,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10月15日前夕,军官和全国革命委员会成员注意到布基纳法索各地军队的重新部署,孔波雷悄悄集结了大量兵力在首都周围。然后,桑卡拉的盟友突然看到军队调动。“10月15日下午,我在机场附近,看到一群军用卡车,上面有许多戴着贝雷帽的突击队员。有些不对劲。在那里看到这么多突击队员是不正常的,”保罗·亚梅奥戈(Paul Yameogo)回忆道。艾蒂安·宗戈被捕时,他看到“协调委员会”大楼附近大约有六百名突击队员,还有更多人从波城赶来。桑卡拉的部队很容易就被击败了。美国大使馆在政变前报告了“奇怪的迹象”,表明“有事情正在准备中”。这些迹象包括军事指挥官的调动,以及“孔波雷夫人上周早些时候也离开了该国”。据说钱塔尔(Chantal)在巴黎,住在大使巴里·吉布里纳(Barry Djibrina)那里,他是孔波雷与法国非洲事务特别顾问雅克·福卡尔(Jacques Foccart)的联系人。暗杀事件发生后,电报报告称“所有行动都是由孔波雷的突击队员采取的”,并证实“没有其他因素参与政变”。这些证词和目击者描述表明,在吉尔伯特·迪安德雷上尉指挥下,孔波雷的突击队员是主要刺客。

虽然有可能利比里亚雇佣兵——正如埃利斯(Ellis)所说的“一群利比里亚人”——在瓦加杜古某个地方作为后援,但他们在政变中似乎未发挥重要作用。在布基纳法索国内,没有任何文件或口头资料证明桑卡拉被谋杀时有利比里亚人在场。更具争议的是,普林斯·约翰逊(Prince Johnson)在他对桑卡拉被谋杀的大量虚构描述中声称,目睹了孔波雷杀害桑卡拉。他的说法与每一个可信的消息来源相矛盾。泰勒(Taylor)坚持认为,在暗杀发生时,瓦加杜古没有利比里亚军队。虽然泰勒的证词可能是出于自身利益,但显然孔波雷几乎不需要额外的军事力量。据报道,当时唯一的外国军事存在是利比亚飞机在政变前后运送武器。

孔波雷对军队和警察的控制非常强,以至于在10月15日,他能够在远离瓦加杜古的地方,除掉桑卡拉的重要盟友,如米歇尔·科阿马(Michel Koama)和文森特·西居埃(Vincent Siguié)。美国大使馆报告称,这就是快速干预和运输中队(ETIR)无法提供援助的原因:“坎博因塞(Kamboinsé)的干预部队确实一直留在兵营里,而且确实是那里的士兵起来反抗指挥官科阿马中尉,并在当晚将他处决。”口头消息来源证实,正是科阿马的副手加斯帕德·索梅(Gaspard Somé)被杀害。西居埃在与敌人进行长时间交火后,在前往加纳的路上遭到伏击并被杀害。甚至布卡里·卡博雷在库杜古(Koudougou)强大的BIA师,也很快被孔波雷的联合部队击败。简而言之,孔波雷夺取和巩固权力,是基于广泛的军事支持以及对关键机构的掌控,比如革命防卫委员会(CDRs)、警察和宪兵。从军事角度来看,桑卡拉和他的盟友几乎无能为力。或许桑卡拉的宿命论源于他作为一名军人的认知,即暴力的天平已不可逆转地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倾斜。他试图避免流血冲突,却看不到出路,难道他是听到了革命殉道的诱惑之声吗?


桑卡拉遇刺后,塞内加尔左翼刊物《Xare bi》出版的纪念专刊

桑卡拉坐在司机德·松达中士(Sergeant Der Somda)旁边的前排座位上。他最得力的保镖法莫罗·瓦塔拉(Famoro Ouattara)休假不在,这使总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桑卡拉乘坐一辆标致205汽车,驶入“协调委员会”大楼的庭院,他要参加一个“特别内阁”会议,会议将讨论新提出的“革命行为准则”,并听取阿卢纳·特拉奥雷(Alouna Traoré)关于他前往贝宁设计先锋队政党的报告。当桑卡拉坐在会议桌首位时,阿卢纳·特拉奥雷、克里斯托夫·萨巴(Christophe Saba)、弗雷德里克·基恩德(Frédéric Kiemdé)、博纳旺蒂尔·孔波雷(Bonaventure Compaoré)、帕特里克·扎格雷(Patrice Zagré)和巴武·鲍林·巴穆尼(Babu Paulin Bamouni)都在场。突然,外面传来尖叫声、轮胎摩擦声和枪声。“这是什么声音?”桑卡拉问道。特拉奥雷记得听到机枪声响起,就像“大雨突然落在铁皮屋顶上”。桑卡拉的七名内阁成员都躲到了桌子下面。

外面,下士哈米杜·迈加(Corporal Hamidou Maïga)向司机德·松达开枪,德·松达随即倒下。紧接着,希亚辛特·卡凡多中士(Sergeant Hyacinthe Kafando)驾驶一辆三菱戈蓝汽车驶入庭院。在吉尔伯特·迪安德雷上尉(Captain Gilbert Diendéré)的指挥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突击队,包括卡凡多、阿尔佐马·“奥蒂斯”·韦德拉奥果(Arzoma “Otis” Ouedraogo)、纳比·恩索尼(Nabié N'Soni)、纳科尔马·万帕斯巴(Nacolma Wanpasba)、通德(Tondé)、纳邦斯-门德·韦德拉奥果(Nabons-mendé Ouedraogo)和卡布雷·穆穆尼(Kabré Moumouni),向桑卡拉的保镖发起攻击。据美国大使馆的秘密消息来源称,“军事人员”(“mortally commandos”)命令桑卡拉的保镖“趴在地上”。有报道称:“这些人开始向躺在地上的保镖开枪,目的是也把他们杀死。(唯一幸存的保镖是这条信息的来源。)”

当桑卡拉的同事们拼命寻找掩护,徒劳地试图躲在椅子后面时,桑卡拉从桌子旁站起来说:“待在这里,他们要找的是我。”他双手举在空中走出会议室,立刻与孔波雷的两名年轻突击队员面对面,其中很可能是希亚辛特·卡凡多和纳比·恩索尼。索梅回忆说,桑卡拉举起双手,就像在西方电影里那样,然后离开了会议室。就在这时,他被杀害了。美国大使馆证实,桑卡拉是被“冷血”枪杀的。事实上,证据表明,这些杀戮并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策划、高效且彻底的。两名突击队员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G3步枪向桑卡拉射击。28年后的尸检和弹道报告显示,桑卡拉的身体“布满子弹”,几十发卡拉什尼科夫和G3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手臂和腿部。1987年10月15日下午4点30分左右,37岁的托马斯·桑卡拉遇害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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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8 17: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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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8 09: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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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8 16: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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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7 19: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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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8 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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