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要亡其国，先要灭其史，抗日战争历史学家如何抗战

清朝学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欲要亡其国，先要灭其史，历史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呢？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爱国主义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撰写了一系列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论著，《匈牙利爱国者嘎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朝鲜亡国史略》、《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等。1910年，16岁的钱穆读到了梁启超刊在《国风报》上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为其“中国不亡论”所深深震动。从此，钱穆萌发了爱国思想与民族文化意识，深入国史研究终成一代史学大师。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亡之际，历史学家们也没有闲着，他们用自己的笔抗日，“一寸山河一寸金”，从民族历史文化中激发出大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中国人为国赴难抗战到底。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开篇扉页上，就明确提出“温情与敬意”是一国国民对待本国历史的基本态度：

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1935年10月，钱穆曾与姚从吾、徐炳昶；孟森、顾颉刚，钱玄同等百余教授上书南京国民政府，促进速定抗日大计，主张抗日救国。国难当头，西南联大同事陈梦家力促钱穆“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钱穆下决心要以国史作为凝聚民族精神，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有力武器，近五十万字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撰著而成，然后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

钱穆强调中国人应该知道中国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是知道了我 们自己各自的自己。”（钱穆《中国史研究法》）

史学家牟润孙在评论《国史大纲》时说：“钱氏此书中爱国家、爱民族思想洋溢满纸， 于世之持自卑自贱之论者， 痛加针砭， 立论极足使人感动。读钱氏之书， 当使懦夫有立志， 病夫有生气， 热血沸腾， 奋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此为读史之大用， 亦即史学家所贡献于世者也。《国史大纲》所可贵者在此。”

范文澜，海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素有“新史学宗师”之誉。范文澜写作振奋民族精神的《大丈夫》，以表彰历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勇于为国捐躯历史人物，鼓舞人民的抗战意志。书的命名，取自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书前《凡例》说：“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凌的事迹。”

《大丈夫》用通俗读物的形式记述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班超等25位代表人物，激发民众的爱国思想，唤醒民众觉悟要当坚决抗日的大丈夫。这部著作在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便成为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好教材，至1940年10月就印行了4版。

七七事变以后，范文澜编选《游击战术》一书，没想到大受欢迎，因而被传称为“游击战专家”。范文澜还领导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先后在豫东、豫西、豫中和豫南宣传抗日，动员民众表现突出，所以当时有记者称范文澜“以前是文质彬彬的教授，现在变成了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称他“永远是青年的模范”。

陈垣，著名历史学家，被毛主席称是“国宝”。日伪机构曾多次威逼利诱，让陈垣出任所谓“东亚文化协会”、“东洋史地学会”或“大东亚文化同盟会”等敌伪机构的负责人，陈垣一一严词拒绝，表现出坚贞不屈的凛然正气和抗日爱国的民族气节。

1943年，陈垣致信西南的一位学者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陈垣后来回忆这个时期的史学研究时说：“北平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通鉴胡注表微》就是他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最突出的作品。郭预衡《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一文，将《表微》所表之微综括为三：一曰表“亡国之痛”;二曰表“力主恢复，反对投降”;三曰立“劝戒”,讲“治术”,论“民心向背”。

国破山河，全民抗战，历史学家也不会缺席，正如梁启超感慨：“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历史学家的战场在文化战线上，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日本法西斯学者秋泽修二先后炮制了《东洋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部书，反复宣讲所谓“中国社会之停滞性”，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称其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史学家们愤而反击，吕振羽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吴泽的《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华岗的《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等文章。

日本的侵略让历史学家很难在书斋里安安静静研究学问，迫切以抗战救国为己任。1932年，傅斯年打破自己“考史而不著史”的戒律，写《东北史纲》对日本侵略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进行了有力驳斥，证明了东北本来就是中国的郡县。顾颉刚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将研究重心由“中期的上古史”转向边疆史和民族史，激发国人的爱国保土热情。

历史学家朱希祖为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张继起草了筹办总档案库和国史馆的议案，提出“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夫欲续历史，不可不设国史馆，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设档案总库”。

国史馆的设立，在抗战时期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国史不可绝，一国历史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载体，历史学家为抗日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