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伐木工在山中捡到一枚印章，公安调查后调3卡车警力搜山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男人名叫郭桃仁，是一个普通的江西伐木工，在参加厂里的报告会议上被自己的上级举报，很快几个警察就来到他的家里了解情况。

原来一切都源于他笔记本上盖着的一个红印章，其原型是我党珍贵的历史文物，却保留在了一个伐木工家里，得知印章的出处后，公安机关立刻调去了三辆大卡车全范围搜山。

这个印章是什么文物？它有何意义，又是如何被发现的？

一、山中捡印章

郭桃仁是山西人，老家在万载县的一个小村庄里，下面还有个亲弟弟，名为郭兴仁，两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

郭桃仁很早就辍学打工了，他从1950年开始就一直在当地的一家伐木场上班，而弟弟则经常换工作，一直没能求个稳定，慢慢的，十多年过去了，哥哥已经是工厂的小队长了，弟弟还在找工作。

郭桃仁给弟弟开了个后门，让他也进了伐木场当个普通工人，弟弟虽然不安稳，但是工作态度还是端正的，不怕吃苦不怕累，这点还是让老板很满意的，所以对这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63年，郭桃仁接了厂里的任务，要带队去林子里伐些木材，他挑了十几号人，顺便把弟弟也带上了，这份工作还是不错的，老板人好心善，工作稳定不拖欠，两人都很珍惜。

当时正值冬天，或许是工作的时候吸了几口凉气，弟弟郭兴仁一脸难色的走过来表示要上厕所，荒郊野岭大家也比较随意，郭桃仁随手挥了挥，弟弟就找了棵大树下面解决了，临走还不忘挖个坑埋了。

可他挖了两下竟然挖出一个黑皮箱子，外皮已经烂了，可以想象到埋的时间不短了，郭兴仁打开箱子，里面是一堆泛黄的纸以及几个银制的印章，因为时间太久，上面已经发黑了。

他不认识字，随手擦了擦装进了兜里，破烂箱子也不要了，工作结束后，他跟哥哥回家，郭桃仁看着弟弟拿出了一块类似“银元”的东西，上面还有很多字，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弟弟没上过学，哥哥也是个半吊子，更别说印章上还都是繁体字，根本看不懂，不过哥哥到底还是个小队长，研究了半天说道：“这玩意应该是印章，我在老板屋里见过，好像需要蘸上印泥用。”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他从老板那里取来一点印泥，蘸了蘸，直接盖在了自己评为优秀员工时，厂里给自己发下的笔记本皮上。

这个笔记本是厂里的奖品，可他不识字，也没用过，平时就拿来装装文化人，彰显一些书生气，里面大部分都是白页，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盖，却让印章暴露出人们的视野里。

二、上报公安局

不久后，厂里召开员工报告大会，他作为小队长也得作为干部出席会议，他一如既往的拿上这个“空白笔记本”，虽然不识字，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记笔记。

然而笔记本一拿出来，外皮上鲜红的印章异常瞩目，周围坐着的同事纷纷瞟过来辨识，就连工厂指导员也来了兴趣，把笔记本拿过去看了两眼。

这位技术指导可不一般，他是共产党员，曾经也入过伍，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头进了学校继续深造，出来后就回到老家在工厂里担任技术指导。

仔细辨认着印章上的字，他立刻皱了眉，当即坐到郭桃仁的身边问道：“这是哪来的？你自己刻的？”

郭桃仁嘿嘿一笑：“哪能啊，我一共也不认识几个字，哪还有刻这玩意的技术，这是我弟弟在山里捡的！看着好看，就留在手里了。”

指导员又细细的问了问：“在哪个山里？发现这个印章的时候，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吗？”郭桃仁自己也不知道，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随后指导员连会也不开了，随口请了个假带着印章就离开了，会议还没结束，又领着几个警察走了进来，用手指了指郭桃仁：“就是这位同志！”

这番操作险些吓坏郭桃仁，差点就双手抱头了，得知缘由后赶紧带着警察去找弟弟了解情况，原来，这枚印章，竟然是共产党重要历史文物，是过去苏维埃政府的印章，是时代的证明。

印章有上下两部分，上面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面写的是“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间则是共产主义工农联合的象征图案。

那么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物为何会丢在山里呢？我党在调查了相关资料后，给出了一个解释。

三、历史的真相

这个印章的故事还要从1931年说起，那时候，日本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东北地区成为第一个沦陷地，这也成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思潮。

在这场抗日斗争中，无数人参与其中，有学生、农民、工人等等，以鲁迅、叶圣陶等文联代表发起《宣告世界书》，上面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恶行和罪孽，呼吁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抗日。

同年，毛主席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上，大家选举了有毛主席、朱老总等人为代表的中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共有63人，这场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诞生。

古代皇帝有印章，达官贵人有印章，我们的苏维埃政府自然也要有，于是，这个代表了当时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印章应运而生，它由纯银制成，低调却尽显恢弘。

这小小的印章，是一个政府的代表，承载着无数共产党人的希望，即使国民党对我党进行多次围剿清扫，我们也没有丢掉它。

然而，在第五次围剿中，还是发生了意外，我党内部左倾错误导致反“围剿”计划失败，红军被迫转移，而党中央很多重要文献以及代表物品都要分批转移。

当时，负责带走这枚印章以及部分机密文件的有五个人，他们是：张春吉、王群、邱思炎、易荣以及刘伯芳，他们都是我党过早牺牲的优秀革命家。

在转移的过程中，他们没能逃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被国民党一路追到万载县元山林场，他们和大部队已然失联，林场周围全都是敌人，他们已经无路可逃。

我党推测，或许五位英雄不愿这些机要文献落入敌手，将箱子埋进了一棵大树下，随便还用一些枯树枝盖住，防止被发现，最终，他们也没能存活下来，直到三十年后，这枚珍贵的印章才被郭桃仁兄弟发现。

结语

之后，郭桃仁两兄弟很痛快的将印章交还我党，政府也给他们批了一笔奖金，以示奖励，之后，公安机关找来三辆卡车封锁林场，挖掘当初那些烈士尸骨以及丢失的文献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