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困境：货殖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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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居家时，闲来无事，翻了翻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列传有七十，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倒数第二篇名为“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单独为商人写的传记，在讲究士农工商的阶级社会里，这不仅开史书之先河，更创观念之未有。

那太史公为商人作传的目的是什么呢？司马迁自己是这样说的：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但如果有时空穿梭机，我们回到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一定会为他的这种观念所叹服。

所谓士农工商，国之四民。士，处于四民之首，社会地位也很高，而商，虽列入四民末流，但在秦汉时期，堪称不入流。在秦朝和西汉，商人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也可以说没有社会地位。始皇帝在位时，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一并列入谪戍群体，即随时可以被押往边境服役，为国效力。到了汉朝，底层混混出生的刘邦，对待商人更加“低人一等”，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出门不得乘车，还得加倍交人头税。

商人被打入社会另册，而绝大部分人对此均视为正常，是有缘由的。不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抵触商业及商人，甚至进行迫害。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商人就是资本家，他们不事生产。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耕田也不织布，如果生活困顿，家徒四壁，食不果腹，也就算了，但他们偏偏通过倒卖货物，能够不劳而获，过上地主家的日子，那人民群众岂能不愤怒？

至于生活标准与规格——穿什么衣服，几菜一汤，出门坐什么品牌的马车，放在现代来说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为有些待遇，财富不能享有，只属于权力的层级配置，僭越注定是危险的。这种思维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用哈耶克的话来说，我们今天这一代的青年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即无论在学校中或在报纸上，都是把商业企业精神看成是不名誉的，把赚取利润说成是不道德的，把雇用100个人视为剥削，却把指挥100个人看做是光荣。

可以说，从古至今，中国的大商人，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非有大智慧、大格局者不能。

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司马迁能跳过“主流”意见，为商人作传，足以证明其见识远超时代，更非一般御用文人可比。在司马迁看来，商业符合人的本性与道的规律，所以他说：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一些或传奇、或著名的商人，其人其事，足见商业的重要性。其中有一个“无盐氏放贷”的事例，引起了不少争议。

故事发生在西汉吴楚七国之乱时期。话说吴楚七国刚刚发生战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需要跟随军旅一同出征平叛，需要借贷，放高利贷的人都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封国在关东地区，而关东战事胜利与否还不能最终确定，风险太大，所以没有人肯借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来借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两地平定。一年当中，无盐氏的利息就高达本金的十倍。

十倍利息，放在现代，妥妥的高利贷打击对象。在那个时候，也有人认为这是在放高利贷，而且无盐氏，不仅不爱国，还在大发国难财！简直是岂有此理！

毁家纾难，大义为先。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就弘扬的道德观念，然则，道德观念应当是用来律己，不能用以责人。慷他人之慨，当然容易，解自己囊包，往往却要思之再三。司马迁笔下的无盐氏，虽然获利非常，但这是从上帝视角来看事后的收获。须知，无盐氏的借贷，不是一般的投资，押注的风险，不仅仅是金钱，甚至包括了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如果吴楚七国叛乱得逞，那么整个汉朝的统治秩序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各地诸侯纷纷效仿，割据一方，中央政权的权威将不复存在。而他作为投资方，不仅连本金都收不回，自己也得全部玩完。他的家族、产业、地位都将在这场浩劫中灰飞烟灭。历史上，七国之乱的平定，本身就充满侥幸。如果不是周亚夫力挽狂澜，如果不是汉景帝果断决策，如果不是叛军内部矛盾重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结果都可能截然不同。这场叛乱的平定可以说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商人的处境愈发不堪。汉武帝的“算缗”和“告缗”令一出，国库虽然充实了，但代价却是社会中产基本全面破产，商人被全面管制和搜括。从此以后，商人阶层一蹶不振，国家资本则通过盐铁专营等方式在不断扩大地盘，但也逐渐落入极少数的权贵阶层，中产阶级的消失，为社会两级分化埋下伏笔。

写在最后的话

如果自由与正义还值得热爱，如果民主与平等还值得追求，如果社会的文明与公民的尊严还值得赞颂，那么法治精神就应该得到最广泛的播撒与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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