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视其为白人的耻辱：日本占领新加坡，威胁整个英语世界

希特勒对日本占领新加坡的评价较为复杂。一方面，他对日本的军事能力表示认可，认为日本军队迅速击溃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大军，尤其是轻易攻占新加坡，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另一方面，他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此感到叹息和不满。希特勒一向看重大英帝国，视它为雅利安人在德意志崛起前的优秀代表，日本打败英国让他觉得这是“世界历史上白人最大的耻辱”。

盟军向日本投降

新加坡在日军十余天的打击下，盟军总部选定一个代表团前往日军总部，由一名高级参谋、一名殖民地政府秘书和一名翻译员组成，三人乘坐一辆挂着英国国旗和白旗的汽车到日军前线，讨论双方停止交战。 他们回来覆命时说山下奉文要求白思华亲自带所有参谋前往武吉知马路的福特汽车工厂（Ford Motor Factory）与他会面并共讨投降条件。日军还要求盟军把日本旭日旗悬挂在新加坡当时最高的建筑物国泰大厦（Cathay Building）。

2月15日下午5点15分左右，白思华正式向山下奉文投降。 当天早上，白思华已经下令销毁所有秘密和技术设备、密码、秘密文件和重型枪炮。

萨弗克郡军团的投降士兵被日本士兵用枪指着

根据投降条款，双方必须在当晚8点30分停止交战，新加坡所有盟军必须无条件投降、留在原地并在一小时内解除武装。英军能暂时保留1,000带武装的士兵阻止掠夺行为，直到日军接手。山下奉文也同意对新加坡的平民负起全部责任。 班涅特得知白思华投降后，把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的指挥权交给炮兵指挥官塞西尔·卡拉汉（Cecil Callaghan）准将，再和几名参谋一起乘坐小船逃离新加坡，最终回到澳大利亚。

据报道说，有15,000至20,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新加坡沦陷时被俘虏。 班涅特将失败归咎于白思华和英属印度军队，但卡拉汉却说澳大利亚部队在战斗接近尾声时受到了许多逃兵的影响。 战后，詹姆斯·赫维·泰尔（James Hervey Thyer）和查尔斯·亨利·卡佩（Charles Henry Kappe）编写的一份报告说到了战斗的最后阶段，只有最多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部队继续坚守防线。 许多英军部队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高级讲师克利福德·金维格（Clifford Kinvig）在分析新加坡战役时，指责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旅长邓肯·麦克斯韦的失败主义态度，没有妥善保卫新柔长堤和克兰芝河之间的地区。作家彼得·埃尔菲克（Peter Elphick）也声称澳大利亚士兵占了盟军掉队者的大多数。 据其它消息来源所说，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旅长哈罗德·伯菲尔德·泰勒在压力下情绪崩溃。作家彼得·汤普森（Peter Thompson）写道，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寡不敌众，战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学家约翰·科斯特洛（John Costello）认为白思华坚持把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集中在海滩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山下奉文将盟军战败的责任归咎于英军低估了日军的军事能力，以及白思华在应该增援防守新加坡西北部的澳大利亚部队时的犹豫不决。

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在战时写的一份机密报告于1992年公开，报告中写道新加坡的沦陷归咎于澳大利亚军。 澳大利亚军史学家亨利·约翰·科茨（Henry John Coates）认为韦维尔的报告缺乏实质内容，因为尽管盟军在战役的最后阶段无疑缺乏纪律，尤其是那些临时被派上战场、训练不足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增援部队，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在作战时表现出色，甚至得到了日军的尊重。 在马来亚战役中，澳大利亚军在金马士（Gemas）、峇吉里（Bakri）和三板头（Jemaluang）取得了战役中为数不多的杰出战术成功，而且尽管澳大利亚军兵力占驻守马来亚盟军的13%，他们的阵亡人数却占盟军的73%。 科茨认为，新加坡沦陷的真正原因是新加坡战略的失败，而澳大利亚政府也因为缺乏给驻守新马的澳大利亚军提供足够的军事资源促成了整个战略的失败。

战役结果

分析

日军以平均每天9英里（14千米）的速度从泰国新戈拉（今宋卡）行650英里（1,050千米）至新加坡南海岸。 据报道，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对日本迅速取得连胜印象深刻，但他对新加坡战役却持不同看法，认为这是“白人”的挫折，但最终符合德国的军事利益。据报道，希特勒不让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发表祝贺日本的公报。

希特勒一向看重大英帝国，视它为雅利安人在德意志崛起前的优秀代表。日本占领新加坡，意味着“二等民族”的日本人打败了他心目中的“一等民族”英国人，这让他从极端种族主义的角度感到不爽和惋惜。新加坡是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日本占领新加坡，极大地削弱盟军的力量，希特勒很清楚这有助于巩固德国在欧洲不可撼动的地位。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把新加坡的陷落称为“英国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的投降”。 他的医生莫兰男爵写道：

“2月15日新加坡陷落的消息令首相惊愕不已。我军十万人（其中一半是我族）怎么会向兵力较少的日军举手投降呢？ 尽管他已经逐渐做好了心理准备，新加坡要塞的沦陷还是让他震惊不已。他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道伤痕。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当他裹着毛巾坐在浴室里时，他停止擦干身体，阴郁地审视着地板，悲伤地说：‘我无法忘记新加坡。’”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和英军在东南亚的其它战败极大的削弱了英国在该地区的威望。作家艾伦·沃伦（Alan Warren）表示，新加坡的陷落粉碎了大英帝国持久和强大的幻想，最终使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在短期内难以为继，并预示到了战后该地区殖民主义的终结。

伤亡统计

日本士兵枪毙被蒙眼的英属印度陆军锡克俘虏

除了在马来亚战役中的伤亡损失以外，盟军还有将近80,000来自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其它英属地区的士兵被日军俘虏，大约5,000人阵亡或受伤，其中大多数来自澳大利亚。 日军在新加坡战役中有1,714人阵亡、3,378人受伤。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为期70天的战役中，盟军一共有8,708人阵亡或受伤，130,000人被俘，其中38,496人来自英国，18,490人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当中1,789人阵亡、1,306人受伤，67,340人来自印度，14,382人是新马一带的志愿者），日军一共有9,824人伤亡。

后续事件

日军操进浮尔顿广场

新加坡日占时期从英军向日军投降后开始，日本报纸也得意洋洋地宣布日军在新加坡战役中的胜利决定了战争的大局。 日军把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岛”，意思是“在昭和时代获得的南岛”，或者“南方之光”。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科廷将新加坡战役比作敦克尔克战役。不列颠战役是在敦克尔克战役后发生的，所以科廷说，“新加坡的沦陷为澳大利亚保卫战拉开了序幕”，日本威胁到了英联邦、美国以及整个英语世界。

当时因为中日两国正在交战，日军认为新马一带的华人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也想对之前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华人以及任何持有反日情绪的人进行报复，因此大量地集中了当地华人，“检证”其中的亲英或反日人士，在肃清大屠杀中杀害了数千名“不良分子”。新加坡的其它种族也未能幸免。在接下来的3年8个月内，新加坡居民在日军的统治下遭受了巨大苦难。 被俘虏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被关押在樟宜监狱，许多人在囚禁中死亡。数千名俘虏被日军用“地狱船”载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其它地区进行强行劳役，比如去修建泰缅铁路或到北加里曼丹岛山打根（Sandakan）进行死亡行军，有许多俘虏在海运途中丧生。

印度革命家拉什·贝哈里·博斯（Rash Behari Bose）在日军的协助下成立了支持印度独立的印度国民军，并且成功地招募了许多印度俘虏。1942年2月，在新加坡的40,000印度俘虏中，大约有30,000人加入印度国民军，其中约7,000人于缅甸战役中在印度东北部的科希马和因帕尔地区与盟军作战，其余的在樟宜帮日军看守俘虏。 少数的印度俘虏被带到日军在南太平洋一带攻占的地区进行强行劳役，遭受与其他战俘类似的苦难和残酷待遇。1943年至1945年间，当太平洋战争局势对盟军有利时，幸存下来的约6,000人被澳大利亚军和美军解放。

1943年和1944年间，盟军突击队在新加坡海港进行杰威克行动（Operation Jaywick）和里茂行动（Operation Rimau）袭击日本船舰，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英军也曾计划在1945年进行邮拳行动（Operation Mailfist）从日军手中夺回新加坡，但战争在计划实施前就结束了。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军队在潮汐行动（Operation Tiderace）中收复新加坡。 山下奉文因战争罪在菲律宾受到美国军事委员会的审判，尽管他受审的罪行不是新马一带的日军犯下的，他最终还是于1946年2月23日被定罪并处以绞刑。

纪念

新加坡每年在战争纪念公园举行追悼会。

1984年，新加坡政府首次提出全面防御，作为国防战略的概念，并提醒国人只有与国家利益攸关的新加坡人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免受未来的威胁。自1998年起，新加坡把每年2月15日定为全面防卫日，纪念新加坡投降周年，每年的纪念活动包括：

自1967年起，在战争纪念公园举办追悼会，悼念在新加坡日占时期丧生的平民。

自1998年起，公共预警系统的警报声中午12点5分在全国范围内响起，新加坡民防部队也会透过警报器和广播电台广播重要讯息讯号。新加坡学校也进行应急准备演习、食物和电力配给。

自2015年起，警报响起的时间已改为傍晚6点20分，与1942年新加坡投降的当地时间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