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咩哩干”到“美利坚”：清朝国名翻译的看人下菜史

当你听到“咪唎坚”和“咩哩干”的国名时，是否会联想到某种绵羊的叫声？如果告诉你“邪马尼”就是德国，是否会觉得这名字带着点邪门气息？这些看似山寨的译名，正是清朝早期对西方国家的“任性”翻译。

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美利坚”、“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义大利” 、“荷兰”等译名仿佛天生就带着几分高贵。然而，如果把时间倒回200年前的清朝，你会发现这些国家曾经有着令人啼笑皆非的中文名：美国叫“咩哩干”（像羊羔叫），英国叫“谙戈利亚”（拗口得像咒语），德国叫“邪马尼”（邪教头子有木有），俄罗斯叫“罗刹国”（佛教中的恶魔）。

这些看似“山寨”的译名背后，是一部清朝对外态度从 “藐视”到“重视” 的转变史，也是一部生动的中外关系史。而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听起来略显“搞笑”的国名之所以没有被重译改良，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大清国“看人下菜碟”——虽然这两个国家是大航海时代初期的世界霸主，但由于后来“掉队”了，清政府也就没给它们“面子”。

清朝前期的“任性”翻译：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世界各国基本是俯视的态度。这种心态也直接反映在对西方国家国名的翻译上。美国人刚到中国时，被称为 “呵嘪哩噶”，这纯粹是“America”的音译，但完全忽略了“United States”这部分。

后来，广东人将其翻译为 “咩哩干”，其中“咩”就是羊的叫声，用牲口来命名一个国家，其鄙夷之意不言而喻。

英国也不外。“England”最初被翻译为“谙戈利亚”、“英圭黎”、“英鸡黎”等。福建人直接叫“英咭唎”（口字旁表示“这啥鸟语”）当时文人还振振有词：“用‘口’字旁算客气了！没叫他们‘东夷西戎’已是给面子！”毕竟在朝贡体系里，洋人都是“不会磕头的弟弟”，名字难听点怎么了？

康熙年间一份奏折中写道：“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朔，惟红毛一种好宄莫测，中有英圭黎。”清朝前期对欧美人的统称更是直白——“红毛”或“红毛番”。这个称呼源于明朝对荷兰人的印象，明代《粤剑篇》记载：“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

1881年繪製的東半球地圖，称非洲国家為“烏鬼國”。

其实，西方列强不用感到委屈。大清的这种种族歧视的豪横，不只针对白人， 对待非洲黑人 更直白，直接给非洲大陆盖章“乌鬼国”，堪称种族歧视界的“扛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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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翻译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博弈

鸦片战争（1840年）是重要的转折点。 清政府在船坚炮利的打击下，视角从藐视变成了重视。这种转变也直接反映在对西方国家国名的翻译上。

美国国名的演变尤为典型。从最初的“咩哩干”，到后来的“咪唎坚”（清朝海关的正式称呼）、“弥利坚”（魏源《海国图志》），再到“米利坚”（徐继畬《瀛寰志略》），最后到我们熟悉的“美利坚”。

曾国藩在奏折中，把“米利坚”和“美理哥”两个早期译名掐头去尾，打造了“美利坚”这个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大亚美理驾”悄然简化为“大美国”，与“大清国”工整对仗。清亡后，“大美国”也就成了“美国”。

英国也从“英圭黎”变成了“英吉利”，德国从“邪马尼”变成了“德意志”，俄罗斯从“罗刹国”变成了“俄罗斯”（其实，“俄”这个字在古意中含贬义：歪头之间，时间很短）。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国名翻译上，还反映在对外机构的命名上。原本的“抚夷局”改为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字之差，反映了对西方态度的根本性变化。

这波改名潮，表面是“信达雅”，实则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国策在翻译界的折射——从“天朝很傲娇”到“你也很不戳”：

洋务派、维新派人士如梁启超，主张“师夷长技”，改名是为淡化歧视，方便学习西方。但清末顽固派户部尚书徐桐曾怒喷：“中国什么都美，美国还美个啥？”——可惜大清键盘侠打不过西洋战列舰。

这种转变实际上展现了中国文化中一种难能可贵的胸襟——即使在战败的屈辱中，中国人仍能客观承认他国之长，不惜改变沿袭数百年的传统称谓习惯，用“美”、“德”、“英”等褒义字眼重新命名这些国家。这种务实和开放，体现出当时大清文人士大夫们的一种慕强以自强的心态。

葡萄牙与西班牙：为何成了“翻译界的例外”？

在西方国名翻译普遍“升级”的大背景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却成为例外，它们的名字似乎被“遗忘”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背后其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译名是1848年徐继畬编写的《瀛寰志略》确定下来的。徐继畬在福建厦门结识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雅裨理长期住在福建，讲的是一口流利的闽南语。

葡萄牙的葡萄牙文是“Portugal”，如果用北方官话翻译，应该是“波尔杜葛尔”（利玛窦的译法）。但雅裨理用闽南语发音，将其译为了“葡萄牙”（“葡萄牙”三字是纯粹的闽南语音译，其中“葡萄”对应“Portu”发音，与水果本无关系）。

同样，西班牙的英文名“Spain”、西班牙文名“España”，最初被翻译为“日斯巴尼亚”（“日”字需以粤语发音才相近），后来才统一为“西班牙”。

那么，为什么当其他西方国家的译名都变得“高大上”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却保留了自带戏谑感的原样呢？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相对“掉队”。当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不复大航海时代初期的辉煌。

清政府在外交上相当懂“看人下菜碟”，对于当时强大的国家，使用雅致的译名，而对于相对衰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没有给予同等的“尊重”。清政府的这种区别对待，实则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政治”逻辑——对强权给予语言上的尊重，对衰败的帝国则维持原状。

不得不承认，清廷在翻译外国名称时展现出的这种“看人下菜”的灵活性，恰恰反映了一种开放务实的心态——能够根据对象国实力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态度，不固守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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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博弈

清朝对西方国家译名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外力量对比的深刻变革。从华夷观到平等外交，从“夷”到“洋”，这些称谓的变化不仅仅是字面的改变，更是心态的转变。

所以，某报纸前几天《拿没拿洋奖项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被很多人认为傲慢，其实真不是的。夷对应的是夏（文明），洋对应的是土（落后）。管外国人的东西叫洋，其实是一种尊重。比如我们形容一个人洋气，是说他（她）潮流、时尚、时髦，说一个人很土，就是这个人表现得土气、俗气、落后。

扯回正题，清朝皇帝的传统华夷观根深蒂固（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异族入主中原）。康熙帝虽然对西方文化持开放态度，但晚年也担忧：“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乾隆帝更是实行以防夷为第一要务的政策，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

这种华夷观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彻底打破。 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清廷虽然“愤夷己极”，但畏惧之心已溢于言表。

咸丰十年左右，《文宗实录》中的上谕基本上已不见“夷”字，而被“洋”字取代。次年，清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华夷关系变为华洋平等已是事实。

到维新变法时，光绪帝下诏表示：“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这标志着清廷正式承认了西方的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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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翻译的美学与政治

当我们审视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地名翻译远不仅是语言转换那么简单，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态度。中国对西方国家译名的变化，正是从传统华夷观向现代国际关系转变的一个缩影。

一个好名字能发挥巨大作用。 比如徐志摩把巴黎“Champs-Élysées”译成“香榭丽舍”（听着就是富丽堂皇的大别野），朱自清译“Fontainebleau”为“枫丹白露”（画面感秒变文艺大片）。这样的译名，就最大限度表达了褒义，激发了无数中国游客的向往。类似的现代操作还有：纽约改叫做“新乡”、格陵兰正名为“青岛”。

其实，中国本土也有许多因改名而受益的地方，如张家界（原大庸市）、武夷山市（原崇安县）、九寨沟（原南坪县）等。好名字确实是吸引关注的重要法宝。

回到国家译名上，日本对西方国家的翻译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朝鲜人李百拂曾指责日本：“如中国根据译音字其邻国，英也，德也，美也，法也……在中国语法中皆为懿词，皆含好意，若日本则适相反。字德国曰独，意谓独夫之国也。字美国曰米，形容其可以吃下去耳。”——平独镇露大波波含泪点赞。

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国面对西方文明时的不同心态：中国在战败后选择“师夷长技”，在译名上给予尊重；日本虽然在明治维新后玩脱亚入欧，但仍试图通过贬低西方来建立自身文化优越感。

大清这种乐于承认他人长处、不再以天朝自居的胸襟，使得中国能够在外交挫折后迅速调整策略，最终融入国际社会（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后，大清其实越来越努力表现得像个正常的近现代国家 ）。

结语：天朝雅量高致

当我们审视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地名翻译远不仅是语言转换那么简单，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态度。

一个好名字能发挥巨大作用。 比如“香榭丽舍”（Champs-Elysées）和“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这样的译名，就最大限度表达了褒义，激发了无数中国游客的向往。

同样，中国本土也有许多因改名而受益的地方，如张家界（原大庸市）、武夷山市（原崇安县）、九寨沟（原南坪县）等。好名字确实是吸引关注的重要法宝。

回到国家译名上，日本对西方国家的翻译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朝鲜人李百拂曾指责日本：“如中国根据译音字其邻国，英也，德也，美也，法也……在中国语法中皆为懿词，皆含好意，若日本则适相反。字德国曰独，意谓独夫之国也。字美国曰米，形容其可以吃下去耳。”——平独镇露大波波含泪点赞。

这种差异鲜明地反映了两国对西方的不同态度。而中国对西方国家译名的变化，也正是从传统华夷观向现代国际关系转变的一个缩影。

有趣的是，中国人在翻译外国名称时展现出的这种“看人下菜”的灵活性，恰恰反映了一种开放务实的心态——能够根据对象国实力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态度，不固守成见。

这种乐于承认他人长处、不以天朝自居的胸襟，使得中国能够在外交挫折后迅速调整策略，最终融入国际社会（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后，大清其实越来越努力表现得像个正常的近现代国家）。

当我们今天轻松地说起“美国”、“英国”、“德国”时，很少会想到这些看似自然的译名背后，有着如此曲折的演变历程。从“咩哩干”到“美利坚”，改变的不仅是名称，更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知。

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日本看到“米国”的称呼，在越南听到“花旗国”的说法。这些不同的翻译如同一面面三棱镜，折射出各国在与西方接触时的不同心态和立场。

地名翻译从来不只是语言的艺术，它是国际权力结构的晴雨表，记录着世界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浮沉。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地名的翻译与接受依然是一种微妙的权力话语，反映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角力。

从“咩哩干”到“美利坚”，大清国名翻译的变迁，活脱脱一部《傲娇天朝变形记》：​​开局一张嘲讽脸，打脸后疯狂刷好评​​。如今在中华崛起方兴未艾、东升西降态势已成的局势下，天朝并没有把这些已约定俗成的“美颜名”改回去，或许正是这个古老文明能够不断焕发新生的关键所在——既能坚持文化自信，又乐于承认和吸收他国之长的平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