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民国大师之中，胡适无疑是极其特别的一位。
其特别之处在于对他、他的思想的评价是严重两极分化的。拥趸对他、他的思想推崇备至，奉为圭臬；然反对者则又斥其为“汉奸”、“卖国贼”…………
而造成这样评价极端分化的缘由，其实很大原因就是他所说的话语被断章取义所致。
一如他的“我情愿亡国，也绝不愿对日作战”之语，这句话结合当下民族主义情绪热烈的社会氛围，又怎会让他落得一个好名声。可是事实上，这不过就是断章取义的一个“经典运用”案例罢了。
断章取义——取自《不要断章取义》
1933年4月3日，面对日益危急的民族形势，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
而在文章中董时进认识到了中国国力与日本军力无法抗衡的事实，遂提出了他认为的全民抗战主张。
而这一主张绝非很多人文章中的“激进”二字就可以圆场的，文章中董时进写到“现在中日两国国力悬殊，敌强我弱，若想击溃日本，我们要学一学军阀的那些手段，强拉民夫来当兵，没收大户人家的钱财充公，反正这些百姓逆来顺受惯了，把他们送上前线和日本人一命换一命，我相信他们不敢有一句怨言，如果胆敢抱怨，一律军法从事。”
可以看到董时进基于百姓好对付、肯服从的特点，认为可以强拉民夫，乃至用他们以一命换一命，用军阀手段榨取百姓财富……
董时进的建议，这毫无疑问是对百姓生命财产的漠视，直白点就是意欲将百姓当耗材。
当然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统治者是一向如此的。站在董时进之流角度，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可从来如此，便对吗？
胡适先生何等性格？主张的又是何？他自然是不能也不会忍耐的（作为对比，鲁迅曾长达数年多次喷过胡适，然而胡适却从未回喷，甚至还在鲁迅去世后帮助其遗孀出版其作品），这毕竟是触及了他的底线问题。
胡适随即在《独立评论》写下了《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
在文章中，胡适先生诘问董时进——”如果这才是救国，那么亡国又是什么？董时进口中的“我们”又究竟是谁？董时进是“我们”还是“他们”中的一个？
如果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站在百姓角度上看，谁又乐意被董时进们揪着去甘做耗材呢？个体尊严、生命价值难道真应该湮没于集体利益、长远目标之名中吗？
当然不应该。
而借助断章取义的话语歪曲成胡适先生宁愿亡国，无疑是颠倒黑白，恶意抹黑之举。
戏谑的是董时进后来创建了农民党（坦白讲其主张培养农民政治能力，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是不错的主张，不过又与时势相悖，不靠着剪刀差怎么发展工业，这也是后面他劝阻毛主席土改失败出走的一大原因），但1950年选择了赴港，而后赴美定居。至于后来关于胡适先生的“低调俱乐部”、“沈崇案”等又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看一个人好坏，不仅在“言”，亦更在“行”。这种“行”不必是大事，小事上更能彰显个人品行。
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教授学者，胡适死后遗产不过一百五十三美元。至于为何如此之少，无一不与其高洁品行有关。
除了上面，我们提及的帮助鲁迅遗孀出版鲁迅作品事迹之外；他资助过上不起学的林语堂2000美元，还假托是学校相赠；他还资助过陈寅恪治病；资助过陈之藩赴美；资助过李敖；甚至于连偶然结实的卖饼小贩也资助过其住院费用。而这也是为何那时会有“我们的朋友胡适之”说法的由来。
政见不同，当然会招致攻讦。人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但一个人身上人性的光辉，却终是难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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