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印度洋，26岁那年，我在十字路口作出的选择｜ 每日书

文｜忆悬

1

风尘仆仆的巴士，在盘山公路上不知爬了多久。终于看不到Ella小镇上拥挤杂乱的沿街店面、半空密密匝匝的电线、和清一色简陋的合金屋顶了。蒙灰的玻璃窗外，热带树林和草莽披着绿袍迎面扑来。

突然一阵心慌——

我可能上错了车；即使没上错车，要去茶园景区还得换乘一次，单程两个多小时。前方过道，乘客带上车的竹笼里，几只鸡扑腾着翅膀，神经质地啼叫。湿热的空气在车厢里发酵。我忍不住皱起眉，问自己：然后呢？

我在下一个巴士站下了车。

站台旁有一块供人休息的水泥台。掏出旅行背包里半掌厚的《孤单星球之东南亚》，把背包放在大腿上紧紧抱在胸前，就像抱着自己的整个世界。旅行介绍里说，斯里兰卡像印度洋中一颗巨大的泪珠。起初看到地图还不以为意。在我看来它更像用毛笔蘸着浓墨顿下的一点；又或是巨大的雨珠，由十二月的海上季风席卷而来，从科伦坡追着我到了山区高地，阴魂不散，砸得人生疼。

自从离开马尔代夫，来到斯里兰卡，我的心情随着雨季的泥泞俱下，一路滑到了谷底。于是有了这样的场景：在岛中部的一条上坡山路边，在某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休息区，看起来有点无措的年轻亚洲女孩儿，盯着一本打开的书发呆。

“我讨厌机场的道别……”

我们紧挨着坐在马累机场送客大厅墙边的塑料座椅上。闷着头，盯着我们相触的一只脚。J 的米色格纹裤下是一只浅口帆布鞋。我脚上的蓝色布纹夹脚凉拖，一路从东南亚穿来了印度洋中的这座迷你小岛上。

“我知道，亲爱的。” J 的声音很温柔，像在安慰一个撒娇的小孩儿。“我跟你保证，我们很快又会在一起了。”

你怎么可能保证——话没有说出口，委屈和所有一时叫不出名字的情绪随着眼泪涌了上来。

上一次和他道别是一年前的浦东机场。他的一场急病将我们的恋爱甩出轨道。我使劲忍耐，忍到他消失在出境口的那扇白色阻隔板之后，才转身开始流泪。

J 回英国家乡做手术，出了ICU 病房，在漫长的疗养之后，找了一份马尔代夫杂志社的工作。我那时刚从上海的一家传媒公司辞职，对行业和生活环境心生倦意，一时看不到方向。

“中国现在是马尔代夫的新兴游客市场，一些度假村开始特地招聘讲中文的工作人员。”

“没有酒店行业的工作经验也没关系吗？”

“你要相信自己。” 聊天对话框里蹦出的字符像他在我耳边的鼓励。“一样是和各种人打交道，理解对方，有效地沟通。你完全可以胜任。”

遇到J 那年，我24岁，对爱情所有的理想和想象第一次有了具体的形状。一直被评判为幼稚、高傲、不适应社会的特质，在他眼里都成了可以燃烧的星星。就像奥斯卡·王尔德关于爱的一句描述，“我爱他，是因为他像爱情本身应有的样子。” 而他只是恰好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对”勿忘我“色的眼睛。

你会来看我吗？J 在马累岛面朝大海的一间公寓里问我。

拖着鼠标，不断转动谷歌地图上的蓝色星球。在印度洋里放大再放大。印度半岛下方，被深蓝色海洋环绕的马尔代夫就像一串巴洛克风格的珍珠项链。在那天之前，我还没听过它的英文名字。Maldives，和一列相似的名字放在一起——Malta，Mauritius，Moldova，傻傻分不清它们各自属于哪个大洲。但这有什么关系，就像梧桐树成排的上海巨鹿路，是因为我们曾一起踩过夏日斑驳的影子才变得特别起来。

最初相遇，是J 先看到了我。穿过舞池黑压压的人群，他走过来，伸出手自我介绍：你好，我是J。那么这次，就换我走向他。

其实刚开始工作那几年，我也想过出国留学。只因为迷上了阿莫多瓦的电影和佛拉明哥舞的红裙，就想去西班牙求学，在语言培训中心上了几堂西语课后又不了了之。相比生来就刻入了GPS和耐力的信天翁，我大概是一只充满执念又随意任性的漂流瓶。我知道自己不会永远驻足于同一个海岸。虽然海的辽阔与未知也会让我感到恐惧，但心底深处还是相信：顺着风与海流，一定会抵达我最终要去的地方。

与生活了七八年的上海道了别，我带着28寸的行李箱和50升的双肩包，以及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偏执与天真出发了。马尔代夫的游客落地签，有效期30天。不得不离境前，我发出了五份毛遂自荐，应征了三家度假村的招聘启事。距马尔代夫最近的中转地斯里兰卡，同样的落地签30天。那之后我人会在哪里，或者不得不去哪里，和J 的感情又要面对什么样的新考验，我通通来不及思考。

无数陌生的身影在马累机场大厅里穿行。我用手背抹掉眼角的泪水。

“没事的，亲爱的。” J 揽过我的肩膀，“等你回来一起过圣诞节。”

那么，就去它的茶园吧。还在国内时都不怎么喝红茶，又何必在这里装腔作势，一副千里寻访锡兰茶园的伪信徒姿态。我累了，不想频繁打包收拾、四处晃悠着打卡“游客必去“了。我只想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停留休息几天，每天在住处收发邮件，保持手机通话无阻，直到我可以带着好消息回去。

在斯里兰卡地图——“泪珠”的下端，我看到了一个海滨小城的名字。Matara，我低声念出。嘴唇轻触，舌尖卷翘，听起来就像一个温柔的女性名。想象自己赤脚踩在细沙上，岸边的棕榈、椰树在海风中摇曳。一望无际的印度洋海岸线，在视线无法抵达的另一边就是马尔代夫，还有正在那里等着我的人。

2

院子中央的几株香蕉树在阳光下撒下阴影。巨大的紫红色花朵垂向地面，一串串生涩的绿香蕉，沿着花梗上端孔雀开屏般展开。树荫下的草丛偶尔发出悉索声。一片香蕉叶片突然抖动，我的眼睛只来得及捕捉一晃而逝的弧线，八成是一只栖息在树上的壁虎。

我坐在客房外的屋檐底下，一丝不动的空气把脸蒸得热烘烘的。忍不住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植物的芬芳，和久违的晴天。

“吃得惯吗？” Janani 奶奶的声音从院子另一边传来。她抱着一筐洗好的衣物，几步走到我的面前，低头看了眼我面前的小矮桌，一大盘咖喱炒饭和油炸的菠萝蜜。我把鬓角汗湿的几缕头发别到耳后，拿起她特别给我准备的勺子，往嘴里塞一口米饭，然后使劲点点头。她满意地咧嘴笑，带着洗衣篮消失在院子另一角。

我低下头，继续用勺子拔拉着这顿早午餐。这是我来到Matara的第三天。第一天抵达由婆媳经营的这家家庭旅馆，Janani奶奶和Amaya阿姨不容推辞地抢过我手中的行李。除了身上立刻减轻的负重，胸口连着几天蜷紧的一只爪子也立刻送开了手。我关上房间门，拉上窗帘，一夜无梦地睡到第二天上午。

或许是因为情绪连续多日的高度紧张，一旦放松下来，每天都只觉得困。和Janani她们通常接待的游客不同，我对观光一点都没兴趣。每天上午睡到自然醒，一天几次去客栈书房兼电脑房上网，其它时间就回房间补觉。到了饭点再坐在庭院边的屋檐下，就着矮桌和小板凳吃饭。虽然每顿的味道都差不多——一大盘炒饭，外加不是裹在咖喱粉就是浸在咖喱汁里的一份炒菜，我的胃口却一反常态的好。真是匪夷所思，米面类的碳水化合物，我明明向来吃得少，饭菜顿顿也不能重样。难道斯里兰卡美食的精髓，都藏在貌不惊人的家常菜里？

Janani再次出现在院子里时，怀中的晾衣篮不见了，手里多了一个盘子。“来，这是饭后甜点，都是我们家种的。”

我赶紧谢过，在小饭桌上挪出一个角落。

Janani 笑起来。“你看看我，见到和外孙女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就忍不住担心，担心你吃得好不好。”

“您外孙女在哪儿呢？”

“在科伦坡上大学——” Janani挺直腰，一只手臂搭在腰上。手腕处，一串似乎戴了很久的金镯子，包裹在低调温润的油光里。“——所以她几个月才回一趟家。” Janani 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一个人离家这么远，妈妈一定很想你吧？”

我看着手里的金属勺，头部凹面上粘着几颗米粒和切得细小的洋葱丁、辣椒碎。我珉着嘴，喉咙里语焉不详地应和了声，然后抬起头，回她一个礼貌的微笑。

Janani满意地点点头。“对了，洗衣机今天下午都可以用，有衣服就拿过来吧。”

我不慌不忙地吃完她端给我的水果，去了皮、切成块状的芒果和香蕉，然后回到房间整理行李。

磨得泛白的赤陶地砖上，散落着我在山区时用过的天蓝色棉布围巾，几件皱巴巴的T恤、衬衫，摸上去有点湿的薄外套和牛仔裤，还附着垂丧的尘土味。我把打算手洗的内衣挑出来单独放在一边。但好像还忘了点什么。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或者物，必须马上被想起。

是什么呢？是我错过了什么，还是忘记了什么？自从来到Matara，马尔代夫的求职出现了进展。收到过几封拒信：因为暂时没有适合我的岗位，或是遗憾我没有酒店业工作的经验。但一家叫扶桑岛的度假村跟我进行了电话沟通，HR和前台经理对我似乎都挺满意。在斯里兰卡快两周了，我还可以继续停留一阵子，等待更多机会。

可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突然而来的直觉仿佛盘踞在肩头的蛇，不安地吐着信子。

环顾房间里属于我的不多的的私人物品，试图寻找到一些线索。行李箱清空了，一览无余的坦白。我又拽过双肩包，拉开所有拉链，把包整个倒过来甩了又甩。

一包卫生巾掉了出来。

数数里面的独立包装。上一次用卫生巾是什么时候？那时我刚从国内出境，从昆明到了老挝。我记得在两国接壤的口岸磨丁，一入住客栈，我就紧急找商店买卫生巾。粗算下来是六七周前的事了。然后是刚到马尔代夫那天吗？一整天在路上奔波，快半夜才到J 的住处。隔了一整天才想起补吃了一粒短效避孕药。

我从地板上起了身，垂着手臂挪向床边。每走一步就像是漏气中的充气玩偶，逐渐蜷缩、失去体量，最后轰然倒下。正对着床的天花板上，吊扇不慌不忙地继续旋转。墙角有壁虎吱吱呀呀地打了几声鸣——它们是在嘲笑我没来由地胡思乱想，还是在预言我尚未破译的天机呢？

我无法思考。眼皮又开始发沉了。

3

“Dear Ms. Yixuan,

来自马尔代夫扶桑岛度假村的问候！

我们很高兴地决定向你提供隶属前台部门的中文宾客关系专员一职。请查收附件中的合同及录用通知书。

您的待遇详情如下：

请尽快确认合同，签字后邮件返回。

M

高级人力资源专员”

老式的台式显示器，在半明半暗的书房里闪着频。一个个英文字母，边缘长出了绒毛，微弱浮动着仿佛随时要打滚逃窜。这不是做梦吧？不是过去这些日子以来，我每天无数次想象，然后又偷乐的白日梦吧？我把邮件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视线最后落在发信人抬头下的酒店商标logo上。抽象的海浪波纹上生出两株椰树，树冠轮廓乍看又像是盛放的扶桑花。

一直在渴望、在祈祷、在等待的事，终于发生了。嘴角逃脱控制地向上飞扬，喉咙口涌上一股力。假如不是在空无一人、没有听众的房间，我简直要原地跳起来大声欢呼：太好了！

真的，

太好了！

我现在的样子一定看起来很滑稽：一条水桶形的土气棉布短袖睡裙；用发箍推到脑后汗津津的乱发；虾米一样弓身紧帖到电脑前；粗框眼镜下的面孔还没洗去夜晚爬过的痕迹，灰白，屎黄。（瞧，尽管每个人都是自己舞台上的英雄，但普通人的历史性时刻，大多一点都不辉煌。）但是，真的太好了。只要马上心怀感激地回复邮件，说我乐意接受这份工作，发回署上电子签名的合同，距离飞回马尔代夫、回到 J 的身边就近了一步。

一份出国前就势在必得的工作，现在落到了我的面前。“拒绝”这个词不存在于我的行动词典中。但我能毫不犹豫地说出，接下来将一切顺利吗？

叮咚……铛铛……高低起伏的金属音刺破了房间里的寂静，挂在对面墙上的红褐色老爷钟，开始一锤锤摇摆报时。我直起身，条件反射地跟着数起钟声，又马上失去了耐心。扫一眼电脑屏幕右上角的数字：离Amaya阿姨答应陪我去医院的时间不远了。

从回忆深处反复挖掘，那一天残留下的浮光掠影，全都是在半明半暗的室内。仿佛记忆会对空气和光线自动调节，与人的内在心境彼此相融。在Matara诊所的检验窗口，我接过一张狭长的血液孕检单。

“Positive”，以墨水打印的字迹，清晰、确凿得仿佛刻进白色大理石的墓志铭。

或许有那么一微秒，我内心是松了口气的——没有什么比不确定更让人煎熬了。我的担忧和直觉现在被现代科学戳上了一个章，不由分说，不容置疑。但这个确定的答案，又在下一微妙粉碎了我心底仅存的侥幸。即使还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总之糟透了。

这样一个平凡的日子，世界各地一定有很多26岁的女孩，像我一样刚刚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吧？这个消息令她们惊讶、喜悦、恐惧还是茫然？又有多少像我一样，独自身处短暂途经的异国，未婚、无业，无固定居所，连合法签证也只剩下十来天？

一只温热的手搭上我的肩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站在原地失了好一会儿神，于是赶紧转头，朝Amaya 充满歉意地笑笑。Amaya有没有看到检查结果，我还无法确定。她只是专注地看着我，一脸关切，眼神似乎在说，没事，我们会帮你的。

我把孕检单折了又折，折成四角坚硬的长方形，深深撺在手心里。脑中已经开始起草写给J 的邮件：亲爱的，我有两个消息，必须马上告诉你。

我不会顾作顽皮地问他，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在这一天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如此痛恨过，这个老掉牙的笑话。

4

“……实在不行，我就对着医生撒泼嚎哭吧。”客栈书房里，泛黄的机械键盘被我敲得噼啪作响。还有力气开玩笑，让我自我感觉还挺坚强。

“我同事联系了几位斯里兰卡朋友，都建议你去科伦坡的私立医院。” J 发来一连串的话，并没有应和我故作轻松的玩笑。“我把邮件转给你了，亲爱的你读了没？”

“读了。帮我谢谢你的同事。我在等最后回复，看能不能在这里弄到精神科医生出示的证明——虽然，希望不大。”

斯里兰卡刑法典规定：“任何人故意导致怀孕妇女流产，将被处以最高三年监禁和/或罚款，除非流产是出于善意，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自行引产的妇女也将受到同样的处罚。”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禁止人工流产的国家。

Amaya向我推荐了斯里兰卡计划生育协会（FPASL）热线。热线员工说，除非出示孕育会对我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医学证明，否则他们无法为我进行人流。我软磨硬泡，每天打协会热线，始终无法得到任何实质的解决方案。虽然Amaya提到可以问问认识的精神科医生，但我心里清楚，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医学造假、触犯刑法是太大的风险。

“亲爱的，不要再等在Matara了。”

“我知道。明天一早我会搭车去科伦坡的。”

“对不起，这种时候不能陪在你身边。”

我对着电脑屏幕叹了口气。当然不可能不失望。即使他不能为我移山填海、改动一国刑法，一个紧紧的拥抱，在耳边反复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会带给我不少安慰和力量——让我真的可以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又叹了口气。“其实你来了也不能改变什么。劳动仲裁的判决什么时候出来呢？”

“下周。那个混蛋还欠了大家最后一个月的薪水。” 几周前，马尔代夫杂志社的老板无故解雇了一名外国员工，J 和另外两位英国同事集体抗议，不仅没讨回公道，还立刻遭到了解雇。“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工签已经被取消了，所以不敢轻易出境。先在马尔代夫境内找其它工作机会吧。”

“倒霉的事都一起来了！” 我又重重地砸下了几个感叹号，沮丧地摊靠在椅背上。

但发泄完了冷静想想，倒也不全是坏事。至少我的工作合同签好了。扶桑岛向马尔代夫移民局提交了我的工签申请，十个左右工作日将办理下来。HR 希望我在元旦前入境，到达工作岗位。我能听到时间的走动，滴答滴答，倒计时两周不到了。

“明天到了科伦坡，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 J 在网线另一端一再叮嘱。“我会一直在线等的。”

“好。最坏的、最后的选择还有飞回上海，但我不会回去的。希望科伦坡就是答案。”

5

一年中的次级季风已经离开了科伦坡所在的西南海岸，留下一座日头高挂的湿热城市。时间被蒸发膨胀得大腹便便，行动笨拙。我坐在开放式走廊两侧的长凳上，裸露的后脖颈和手臂被午后阳光烤得滚烫。手里捏着的小小叫号单上，有一个手写的阿拉伯数字6。

三号被叫到了。坐在旁边母女模样的两人站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向问诊式黑洞洞的入口。收回的视线与对面一位姑娘空中相遇。一瞬的慌张之后，她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大概是为了掩饰对我的好奇和窥探。在这条妇产科问诊室外的长廊上，我是唯一一个无人陪伴的女性，还是一个肤色浅了几度的外国人。即使尽量蜷着身体不想引人注意，我仍然仿佛一个刺眼的异物。

对面的年轻孕妇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及踝的深色长裙，薄薄的布料勾勒出腹部浑圆的隆起。坐在她身边的男人伸手轻柔地摸摸她的肚子。考虑到斯里兰卡保守的社会风气，我猜他应该是丈夫，而非男友或情人。姑娘低下头，把手覆盖在丈夫的手上。两个脑袋凑近低声交换了几句然后一起开心地笑起来。

我怀孕了，面对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我到现在都感受不到真实。身体出现的变化，嗜睡和莫名的好胃口，只是后知后觉地得到了验证。我仍然平坦、甚至空腹平躺时会从髂骨向中心略微下陷的小腹里，真的有一个正在生长膨胀的种子吗？如果不作任何干预，我的肚子就会鼓起来，像对面的姑娘一样吗？而我刚刚正要开启的新生活，将彻底脱离现在的运行轨迹，再也不受自己控制了吗？这一闪而过的念头，让我胸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垂下头，逼自己双眼聚焦在手中的叫号单上。

呼——吸——

没事的。6是我的幸运数字。

呼——吸——

但这个结论从何而来？也许是某次娱乐性的“心理小测试”，某个简单粗暴的命运预测：“问题一，你在海上航行，遭遇了风暴，触礁翻船，然后漂流到一座无人岛。你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 最终推断出了人生的幸运数字六。

呼——吸——

此刻能想到的只有我的年龄中带一个数字6。但这跟幸运有什么关系。我明明正在经历一场前途未卜的等待。

呼——吸——

没事的。没事的。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一定会如我所愿的……

当我再次抬头时，对面的姑娘被叫到了号，正在慢慢起身。我们又一次四目相对。她朝我点点头，表情柔和而温暖。注视着她在丈夫的搀扶下挺直背脊，稳稳地小步走向诊室门口，我忍不住想，她的友善是否因为在某程度上将我视作同类？假如她知道我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并非像她们一样，为了健康安全地生育做检查；假如她知道短短一个小时前，我无耻地撒了怎样的谎，她还会以同样温度的目光看着我吗？

6

反射着金属色玻璃外观的多层主楼，耸立在市区中心车水马龙的大路边。登记完科伦坡的客栈入住，我就放下行李，打车来到离得最近的私立医院。一路奔向咨询台，挂号妇产科。直到走进这间宽敞独立的问诊室之前，我还没有在脑海中仔细打过自述草稿。

坐在我对面一米远处的女医生，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穿一袭洁白的长褂，身旁站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实习助手或是护士，一身便装，举止青涩。医生礼貌地接待了我，简单的开场白后，微笑着等我开口。

确认了一眼关好的诊室门，我深吸一口气。好像打开了某个被遗忘的抽屉，展开一份积尘的草稿，稿纸上的单词一个个迫不及待地从我口中逃出，然后重获天日。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不受控制地颤抖。好像有另一个我，在半空中冷眼旁观坐在座位上的我，搅动着双手，一气不停地讲了一个故事。

我说自己长期处于一段暴力的亲密关系中，最近刚从中国逃了出来。我找到了马尔代夫的工作，马上就要去上任了，但几天前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我绝对不可以留下这个孩子。我把左手臂摊开，故意让医生看小臂内侧割伤的刀痕。青春期时期开始的几处自残的痕迹，现在便利地被假装成佐证。

我说，假如不能在这里做流产手术，我就只有回国，然后被家暴的男友发现，重新关回那个让我生不如死的牢笼中。我的精神状态已经受不了这段关系了。我说我不想回去，我不可以回去。所以拜托你们，请帮帮我。“故事” 讲到结尾，我眼帘湿润，几乎落泪。

在空中冷眼旁观的我，鄙视着这个自编自导、满口谎言的人。我讨厌谎言，更不想披着谎言的皮，浑浑噩噩地过一生。所以，那是我所不熟悉的自己：她怎么能如此信手拈来，自然地说出这样的事呢，就像倾诉亲身经历一样。然而，事件虽然真真假假，伤痛和绝望的情感却如此真实。这种熟悉来自一个女性成长中的耳濡目染吗？根本不需要创造和想象，因为这是我们都一定听说过的她人的故事，也是我们的集体叙事。

医生耐心地听我说，一次都没有打断。直到我终于停下，诊室里荡漾起短暂的沉默。我想知道，她们毫无一丝怀疑地接受了我的故事吗？我是否紧张得语无伦次，漏洞百出？但即使被揭穿是一个骗子，我的迫切传达出去了吗？我抿起嘴，用舌尖舔舔干燥的嘴唇。

医生和小护士互相看了一眼。

“很遗憾，你现在身陷这样的困境。” 医生平静地开口了，“只是我们医院没办法帮到你。”

这就是最终结果，无论如何挣扎也没用了吗？我几乎要自暴自弃，站起来冲出诊室。

“——但是，” 医生压低声音，“你可以去另一个地方。” 小护士麻利地把便签纸和笔放到了医生面前。她快速书写，撕下一个小纸条，走过来塞到我手中。“这是一个私人小诊所，那里的医生可以提供你需要的协助。”

医生用两只手握住我撺着纸条的拳头。"Take care!" 她看着我的眼睛说。

7

刚刚喊出“六号”的男中音，正站在长廊尽头的入口处等着我。“跟我来。” 一位中等身材、三十多岁的男医生朝我招招手，指引我进入一个房间，然后随手关上门。

房间比我刚去过的私立医院的单人诊室还大。水泥地板，白色粉刷的墙面，远处墙上一扇外装金属防护栏的玻璃窗。靠近入口处依次摆放着办公桌，一排沿墙的金属柜和几个放着各种医学用具的架子。房间另一角有张长长的金属台，毫无疑问是用来做妇科检查的。

医生并没有过多盘问。自从进了诊室，我们甚至都没有坐下。我站在办公桌前，告诉他介绍我来这里的医院名，以及我需要人工流产。可以吗，我问。他熟捻地点点头，平静得就像刚从我嘴里听到今日天气预报：一切正常，与往年无异。

“有两种选择。” 他走到墙边带锁的柜子里，取出一个深棕色、硬边略显磨损的手提皮箱，把皮箱放到办公桌上。箱子中间的黄铜配件被医生粗短的手指拨弄了几下，皮箱蚌壳般打开。内胆的米黄布料的收纳格里，装着一个个我不知学名与用途的药瓶、安瓶，和几只独立包装的注射器。

“你可以选择药物流产，或者手术。”

我犹豫了一会儿，抬头看医生。他正伸手从白色长袍的口袋里掏出手帕，三两下抹了把油光汗湿的脸。“选择药物，先打一针，然后服用药片，之后就会开始流血。不过药物流产有可能不完全，会造成感染。”

“那手术呢？”

“器械伸进去，一小时以内可以结束，然后要在床上静养几天。”

“手术在哪里进行？” 我盯着他长袍前襟上的一处黄色污渍。

“这里。” 他伸手指向角落里那张光秃秃的金属台。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自己光着下半身，躺在那张毫无遮挡的台子上，一阵尖利的痛劈过身体。我打了个冷颤。原来这间偌大的房间，即可以问诊，也兼作手术室。

“我选药物。”

预约好第二天一早来打针和拿药的时间，我回到客栈，下单飞马尔代夫的机票。科伦坡和马累的飞行时间一个半小时。可是我已经等不及见到J 了。

8

呕吐。低烧。冷颤。医生提到的所有副作用都出现了。

在黑暗的洞穴里我抱着肚子等待。等待剧烈的绞痛从身上穿梭而过，像一个幽灵。疼痛是一个幽灵。它突然闯入，执着盘踞我的身体。这不再是我的身体。它什么时候才能属于我。

卧室门留了一道缝。有光探进来。J 有时走进来，擦汗，在床边坐一会儿，低声问，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又陷入那条河流，暗红色的河流。在河流上沉浮。我没敢看，从身体里剥离的是什么。是什么颜色。我只想等到疼痛离开。

我做了一个梦，被妈妈踩住了身后的影子。影子变成粗大的尾巴，她死死踩住，不肯松开。我哭着请求，快松脚，妈妈，快松脚，请让我离开。

我又回到了上海的那间公寓。离二号线出口走路十分钟的公寓，老小区沿街的一栋。从厨房窗口能看到十字路口的立交桥。在桥的这头看不到桥的另一头。妈妈没有通知，突然降临，像看不过眼的房东，洗碗拖地，哀叹我的凌乱生活。过几年等我退休，搬来和你一起生活。我说了吗——妈妈，我不想和你一起生活，你心里的空洞无法由我填补——那天我说了吗，还是保持了沉默？

又沉入河，河中有黑色的漩涡，触手般的水草。我被紧紧缠绕。

女人们用布遮住肚子，就像遮住羞耻。在那条长廊上，有人朝左拐，有人向右。那一天，我或许不是唯一一个选择提早疼痛的女人。早一点，轻一点。晚一点，重……无数点。

我是无性人会更加幸福吗？我为什么要被赋予子宫。即使被裹在肚子深处，打开它的钥匙从来不止握在我的手中。我的子宫，是我的私人物品吗？

我可以愤怒吗？可以说出我的愤怒吗？

对不起，医生。看到你长褂上的黄色污渍和深黑的指节，我竟然想到了Dexter，甚至想象你是不是还在屠宰场兼另一份工。其实我对你只有感激。

什么保护孕妇安全的宪法，隔个五千公里，这不是屠杀，而是要发大红花的英雄事迹。

好痛。仍然痛。幽灵什么时候才离开？

你醒了吗？要不要坐起来吃点东西？

我噗嗤笑出来，然后又哭起来。

怎么了，亲爱的？

我骗那家私立医院的医生说，我的男友多么危险。但我才是那个可怕的坏人吧？我根本没有考虑过——竟然连一次、一瞬间都没有考虑过还有另一种选择。

……我们现在没有条件留下它。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只是有点难过。

……你想做妈妈吗？

不想。至少现在不想。但我就是觉得难过。

你爱我吗？

我爱你。

请你一遍遍地告诉我。

不想。至少现在不想。但我就是觉得难过。

9

国际机场隔壁的水上飞机码头，从日出后开始热闹起来。应扶桑岛HR的要求，我一大早就到码头等待安排。圣诞和元旦高峰期，水上飞机的座位首先安排给度假村客人，员工的座位经常会被调度。我第三次跟TMA水飞公司的地勤人员确认座位，对方带着歉意地摇摇头。

我踱步走出休息厅，站在码头边。绿松石色的潟湖里，浮漂甲板边停靠的几排水上飞机陆续载满乘客。它们在海面上转身、滑动，激起波纹与浪花，然后逐渐升空。

天气真好。我贪婪地呼吸着咸湿的空气。仿佛刚刚结束冬眠、走出洞穴的动物，虽然身体有点虚弱，但站在炙热的阳光下，就足以感受到重获的新生。

身穿肩章白衬衫和黑短裤制服的飞行员，指引着一群肤色各异的游客朝我站的方向走来。我朝边上让了让。几位还没来得及收起冬装的游客，掏出手机、相机，朝着海天一色一阵猛拍。

那是哪里？有人指着视野里不远处的岛屿。平坦的小岛，密密麻麻的建筑。

飞行员回答：我们的首都马累岛，要过去的话需要坐轮渡或快艇。

这是什么？有人喜悦地叫起来，指着码头几米处。玻璃似透亮的海水中，一条拖着线形长尾的刺魟缓缓掀动着两只胸鳍，像在水中飞翔的蝴蝶。

飞行员答：这叫“stingray”，在近礁很常见哦。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都知道，我暗自偷笑，得意于自己拥有的小秘密。在马尔代夫已经生活了几周，我知道大多数游客所不了解、或者还没有机会体验的，尽管这其中还包括度假者通常不想见到的阴暗角落。马尔代夫不安定的政治生活，极其低下的女性地位，本国宗教习俗与国际旅游业间的反差和冲突……通过 J 和他身边的一群记者朋友，去扶桑岛上任前，我的脑袋瓜算是被各种知识和信息武装好了。然而知道归知道，人能够为未知充分地做好准备吗？就像过去几周发生的一切，只能在遇到麻烦和困境的时候逐一攻克。开心就大笑，难过就哭出来。

我知道天堂海岛只存在于旅游宣传词中，在海岛上的工作也不会只有阳光。即使无法预见在扶桑岛上等着我的会是什么，属于我的新章节，已经开始在谱写了。

“我为你感到骄傲。” J 为我打着气，“休假的时候可以回马累，我的同事们也都是你的朋友和后盾了。”

我把头闷在他怀里，想问，到时你还会在吗，但最终没有问出口。与我道别之后，J 要回去准备第二天飞香港，面试某杂志社的工作。我决定暂时不去设想，假如得到工作offer，他是不是就不回马尔代夫了，而我们之后是不是又要继续相隔两国。

“你的旅行包，一会儿我寄存到同事那里，放在那里会很安全。”

乘坐水上飞机的托运行李额是20公斤，随身可以带一个小包，我只得把陪了我两个多月的旅行背包留下。“真有点舍不得，好像跟一个老朋友说再见。它可是一路陪着我出国，看过一路的风景。”

“你不是又多了一个朋友。” J 笑起来，伸手拍拍我的麻布手提包包口，露出的一小截红色毛绒。“Yomo，请你在岛上好好陪着忆悬。”

如J 的承诺，我们一起度过了那年的圣诞节。他送的其中一件圣诞礼物是芝麻街里的Elmo (艾蒙) 玩偶。因为离开上海前，我参加过一个项目，为中文版《芝麻街》写剧本。我给J 送的玩偶取名Yomo，结合我名字的首字母，这样它就会成为我的独一无二。Yomo后来陪我去了很多地方，虽然那都是后话。在扶桑岛的时候，它一直躺在我的枕头边。

想来好笑，我们多么容易在某种事物上寄托情感，哪怕是幼稚的、微不足道的，毫无理性可言。但只要能找到一份寄托，似乎再困难的日子也能熬过去，走出来。

很快，我就要登上我的那趟航班。

我可不打算错过。

（完，本文是我的马尔代夫回忆录系列故事的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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