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阎云翔 | 从“安静走开”到“横空出世”：Z世代如何重塑青年？——他们的自我、关系与人生选择

编者按

《当代青年研究》近日推出Z世代研究系列对谈

收到了一些读者的积极反馈（截屏自“小红书”）

今日推送四期对谈文章的合集

希望抛砖引玉

与大家尤其是Z世代群体共同思考

对谈一：

• Z世代坚持“我的情感我做主”，而不是努力使自我的情感适用于外部的规训和期待。更关键的是，他们要设立情绪边界，通过建立边界，努力从消耗性的情绪或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追求情绪上的自洽和不内耗，是Z世代内在性转向的核心特征。
  

• 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是新家庭育儿模式的直接产物和非预期后果。与“80后”相比，Z世代承载更多的不仅仅是希望，还有焦虑。他们从童年起承受了更高的期待和更严格的“乖孩子”规训。他们是物质条件得天独厚的一代，但在情绪和情感支持方面却被相对挤压了。他们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情感负荷（唯一性焦虑、付出型亲密、道德债务），却生活在真实可依的情感支持相对稀薄的环境中（物质化交流、医学化干预、自然陪伴不足）。他们的向内探索既是一种自救，也是对当代家庭情感困境的一种无声回应。
  

• Z世代是第一代在物质丰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体的追求自然会升级。主流世界经常说Z世代的年轻人矫情，把他们丢到农村去种地，又累又饿30天，一切心理问题都会烟消云散。这种设想本身挺有问题。我们都希望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最基本的标志就是免受贫困和苦难的威胁。为什么我们反而认为贫困与苦难是治疗Z世代的良药呢？
  

• Z世代的自我仍在建构中，但缺乏一个锚点，因为锚点所需要的基础都被抽离了。传统愿景、集体叙事与成功学所代表的意义系统已难以提供稳定依附。目前，他们主要靠平台上的同龄人群体的共鸣和支持，但所有同龄人都处在同样的位置，所以这种支持仍然停留在情绪价值层面。可以说，Z世代终于发现了自我，但是无处安放自我。
  

• 当自我的锚点从外在标准转向内在感受，是不是必然会导致多元化？该如何理解这种多元化？Z世代在描述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要展现脆弱性和创伤，所以也并不在意是否要为自己装扮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他们既嚷着要经济独立，又接受父母资助；一方面讲自己的家庭创伤，另一方面又在想怎么多挣钱为父母养老。多元化既呈现在不同的Z世代个体中，也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呈现。以前的分析框架很难接受这一点，比如在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感受和价值观。
  

• 在苏敏的故事中，数字平台作用很大，再加上流量文化、大家的追捧及商业化的程度。但是，所有这些也抵消不了她作为一个个体的觉醒给大家传达的觉醒信息的示范作用。反思、疗愈、觉醒之间是有很深刻的内在关联的。如果他们之间的互动更多朝着我们讲的正能量的方向走，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收获。

发表信息：

阎云翔、康岚，2026，《退守内心（上）：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与“情感革命”》，《当代青年研究》第2期。

对谈二：

• 近年来，“做自己”“主体性”等话语非常流行，但许多人在“做自己”后，既体验到解放与真实的积极感受，也常伴随强烈的疲惫与焦虑。这种看似矛盾的体验，其根源何在？

• “做自己”这一表述同时包含了一个行动（“做”）和一个取向或目的（“自己”），正好对应学术语境中的主体性与自我性。Z世代试图在日常实践的主体性与被想象为真实、自主与情感安全的自我性之间寻找某种一致性。正是在这种张力下，Z世代发现“爽”与疲惫往往并存于做自己的情感体验中。
  

• 当前公共话语中关于自我与主体性的讨论，实际上默认并推崇一种强调自由、界限与独立自主的自我，即Z世代在数字平台上主张的那种自我。但因此能说前几代人就没有自我吗？我们对做自己存在误解，觉得只有一种形态的做自己，就是舶来的那种独立自主的自我。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讨好型人格，你在关系性自我框架中过得也挺好，你不想改变，那也是做自己。
  

• 在当下中国语境下，能帮助个体脱离关系性自我、实现自主的社会机制仍显匮乏。如果年轻人想做的自己碰巧是那种独立自主的自我，就会遇到很多挑战。
  

• 西方的自主式自我与中国的关系性自我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各有利弊，并无高下之分。在当下语境中，年轻人常对自主式自我抱有更多好感，这源于他们切身感受到关系性自我带来的负担，却难以觉察其提供的支持与保护本就是其成长的内在组成部分。
  

• 个体主义的实践可以容纳从个人享乐到承担家庭责任等多种生活选择，但我们常常将个体主义误解为只有个人享乐。希望年轻一代能创造出更多元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有人可能选择传统的关系性自我，有人倾向独立自主的自我，还有人处于中间状态。无论哪一种选择，大家能有一个共识：只要是他自己的选择，就是合理的，应该得到尊重。承认这种多元化，能直接抑制攀比文化带来的压力。因为攀比的前提是所有人走在同一条路上，若道路本身多元、选择各异，就没有可比性。没有比较，也就没有那么多压力了。

发表信息：

阎云翔、康岚，2026，《退守内心（下）： “做自己”的复杂性与主体性的多种可能》，《当代青年研究》第2期。

对谈三：

• 中国家庭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这场转型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婚育并非人生必选项”这句流行语中。“婚育作为个人选择”是否已经成为Z世代的共识？这个选择背后的道德分量究竟有多重，今天它是否已经演变为一种值得公开主张、甚至带有道德优越感的新伦理立场？
  

• 婚育不再被年轻人视为成年生活的必然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与其他目标进行权衡的可选方案。但是，它有一个从私人焦虑转化为集体性的、共享立场的过程。
  

• 性别平等与责任共担正在成为婚姻与家庭形成的不可谈判前提。“责任” “选择”与“意义”是理解Z世代的婚育决策和亲密生活取向的三个关键词。
  

• 原生家庭话语被中国Z世代改造成了一种社会批判语言。通过反思原生家庭，他们获得了解释家庭创伤和重塑自我的能力。在反思过程中，他们得到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必须打破代际传递。
  

• Z世代跟前面几代人相比有很多进步，而拒绝委屈自己是最重要的一点。这背后就是关于情绪正义和情感主权的追求。

发表信息：

阎云翔、康岚，2026，《Z世代的生活选择与家庭祛魅（上）》，《当代青年研究》第1期。

对谈四：

• 家庭被祛魅不意味着家庭的重要性下降，只意味着家庭不再是人生意义和目的之所在，也不再是一个强制性的道德命令，所以个体可以选择。但是，Z世代越来越意识到，家庭是达到个人幸福目标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 Z世代是第一代有意识地主动建构自己的青春内涵的青年，而且他们并不在乎自己所建构的青年或者青春是否为成年人所认可和理解，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在突破传统束缚、重构社会意识层面，Z世代称得上是“横空出世”的一代。
  

• Z世代的顿悟并非孤立现象，之前的世代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先行探索了类似的认知。但只有Z世代将零散的个人经验放大为世代共识、并上升为道德立场，真正形成了代际顿悟的历史性意义。
  

• 以前所有观察与解释青年的框架完全失效。因为以前所有的框架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青年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阶段，他们或迟或早会跟前几代人一样。但是，今天的Z世代跟前几代人的人生脚本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 谁能够代表社会趋势，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更触及社会自我想象的核心。虽然城市中产青年在数量上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但在一个既日益分化又理想趋同的社会中，他们正处于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关键位置。研究他们意味着，不仅要理解他们自身的轨迹，更能洞察中国社会整体前行的方向。

发表信息：

阎云翔、康岚，2026，《Z世代的生活选择与家庭祛魅（下）》，《当代青年研究》第1期。

责任编辑：康 岚、王海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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