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漫长的“告别”

文/杨金

美人白头，英雄迟暮，世间最无奈的，莫过于眼见着曾经站在巅峰的男人，一步一步走向黄昏。

王健林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让人唏嘘不已。照片里的他，没有了以前标志性的高定深色西装，瘦削的身材让浅色的西装空荡荡的，像是挂在衣架上。佝偻着身子脸颊凹陷，颧骨突出，头发稀疏，眼袋沉重。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红光满面、豪气冲天地喊出“先挣它一个亿小目标”的中国首富，现在有人将他和王石相比，形容是“二王争瘦”。“断崖式衰老”到“瘦脱相”， 71岁的他现在看起来比同龄人苍老了不止十岁——像极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然而，比容貌更令人唏嘘的，是他亲手创建的万达帝国，正在崩塌。

该怎么告别呢？像当初见面那样。

两次对赌，帝国的转折与崩塌

万达的危机，并非始于外界熟知的2021年与太盟的对赌。真正的转折点，要追溯到更早的2016年。

彼时，万达商业因不满港股估值低迷，选择私有化退市，并签下对赌协议：承诺在2018年前完成A股上市。这次豪赌的后果很快显现——当A股对房地产企业监管政策趋严，上市之路被彻底封死。

时也，命也。

对赌失败，逼出了2017年那场震惊业界的“世纪大甩卖”：万达将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酒店，分别作价438亿和199亿，出售给融创和富力。当时外界多将此举解读为“壮士断腕”，多年以后再看，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只是债务雪崩的第一片雪花。

2018年，万达引入腾讯、苏宁、京东、融创等340亿战略投资，将对赌期限延至2023年。危局看似缓解，实则只是推迟。

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2021年的第二次豪赌。为谋求赴港上市，万达成立珠海万达商管，引入以太盟为首的22家投资者，融资约380亿元。太盟一家就出资约180亿元，是最大的金主。双方约定：若无法在2023年底前上市，万达需支付约300亿元的股权回购款。

此后，万达四次冲击港股均以失败告终。

2023年底，对赌条款正式触发。

太盟的阳谋抑或阴谋：救世主还是猎杀者？

在对赌条款触发的关键时刻，太盟登场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白衣骑士”的救援——太盟没有选择集体撤资引发崩盘，而是牵头与万达签署新的投资协议。然而，这根本不是什么雪中送炭，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阳谋，也有人说是“阴谋”。

2024年3月，太盟联合中信资本、阿布扎比投资局等机构，向新成立的“大连新达盟”注资约600亿元，合计持股60%，万达持股降至40%。王健林第一次在自己创立的帝国中，失去了控制权。

随后，太盟开始系统性地改造万达的权力结构：太盟合伙人黄德炜接任新达盟及珠海万达商管的董事长，万达老臣肖广瑞辞去CEO职务；在10人的新达盟董事会中，太盟等投资方占6席，万达仅占4席。万达进入了一个“资本为王”的新时代。

2025年5月，太盟主导的财团再以约500亿元，收购万达旗下48座核心万达广场。在这笔交易中，太盟仅出资约50亿元，却通过杠杆撬动了十倍资金。万达虽然保留了项目的运营权，但角色已从“地主”沦为“管家”。

与此同时，“去万达化”的步伐仍在加速。

2023年下半年，“儒意系”通过两步收购取得万达投资100%股权，进而间接控股万达电影，实际控制人由王健林变更为柯利明。2026年4月，万达电影正式更名为“儒意电影”，证券简称同步变更。“万达”标签在资本市场被彻底抹去——尽管各地的万达影城暂时保留原名，但那个属于王健林的电影时代，已然终结。

万达帝国最坚固的两根支柱——商业地产和院线都在加速失去。

最后的倔强

面对太盟主导的新秩序，王健林并非全无反抗。

2026年1月，珠海万达商管迎来新任CEO——许粉。这位2006年就加入万达的老将，从南宁万达国际电影城的一名财务经理做起，历任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高级总裁助理等职，一路被王健林提拔重用。2025年8月，她先出任COO，仅五个月后便接替太盟合伙人黄德炜，成为万达商管首位女性CEO。

提拔老将掌控运营权，被外界解读为王健林在新格局下保留影响力的最后一搏。许粉上任后，带领核心管理团队完成全国数百个在管项目的运营标准迭代，推动实现客流与销售额双增长，以可量化的经营成果赢得了董事会与投资方的认可。这至少证明，万达的运营基因尚未被资本彻底消解。

但现实是残酷的。黄德炜虽然不再兼任CEO，却仍是珠海万达的联席董事长。在“资本优先”的决策机制下，这位“老将”能争取到的空间，终究有限。

与永辉的资本纠葛

如果说太盟夺走的是万达的控制权，那么王健林与永辉超市的纠葛，则彻底掏空了他个人的“金身”。

故事的起点是2018年。永辉超市以35.3亿元从王健林老友孙喜双手中接过了万达商管1.5%的股权。这笔交易的底层逻辑，是永辉创始人张轩松对王健林朋友圈和万达上市前景的双重信任。

然而当永辉自身陷入经营危机、急需套现自救时，这笔投资却变成了烫手山芋。2023年12月，永辉将股权作价45.3亿元，卖回给孙喜双控制的大连御锦，分八期支付。但除首期款项外，后续付款接连逾期。

为保住这笔基于人情的交易，王健林做出了一个代价沉重的决定：以个人名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这意味着，一旦大连御锦违约，永辉有权直接向王健林个人追索全部债务——法律上的“法人责任隔离墙”被彻底击穿。

2024年10月，永辉超市向仲裁委提起仲裁。2026年4月14日，仲裁庭作出终局裁决：大连御锦须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合计约38.6亿元，王健林等担保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26年5月21日，永辉超市公告称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获立案，涉案金额为剩余股份转让价款36.39亿元及相关违约金、律师费、仲裁费等。

这意味着，法院在未执行债务方大连御锦的情况下，可以先执行王健林名下的个人房产、股权、存款。

不仅是永辉。苏宁易购也已向万达集团发起仲裁，要求支付50.41亿元的股份回购款。万达所面临的困局，正在从企业层面蔓延至王健林个人的每一寸资产。

人情江湖的巅峰与反噬

万达的崛起，离不开一个关键词：人情。

在商业地产狂飙的年代，王健林凭借超凡的个人魄力和信用，构建了一张庞大的人情网络抑或利益联盟。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孙喜双长达三十余年的“战友”情谊。

孙喜双作为万达商业地产上市时的第二大自然人股东，是北京CBD万达广场、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等标杆项目的共同投资人。两人早在2001年便共同成立投资公司，利益交织之深，远超普通商业伙伴。

正是在这样的人情网络中，2018年，永辉超市以35.3亿元从孙喜双手中接过了万达商管1.5%的股权。这笔交易的本质，是永辉创始人张轩松对王健林朋友圈和万达上市前景的双重信任。在那个年代，与王健林做朋友，几乎等同于握住了通往财富的船票。

人情网络在顺境中效率极高：信任成本低、决策速度快、资源调配灵活。正是凭借这套“江湖式”的资本运作法则，王健林将万达从一家地方性房企，打造成了横跨商业地产、文化影视、体育金融的万亿帝国。

但硬币都有两面，有阳光就有阴影。靠人情获得大发展，但人情江湖的反噬也同样威力巨大，王健林与永辉超市的官司纠葛，更令人唏嘘。

这场纠葛的悲剧性在于：它并非源于任何人的恶意，恰恰是“人情江湖”这套顺境中无往不利的规则，在周期逆转时却酿成的苦果。昔日以信用立身的商业教父，最终因信用担保沦为法院被执行人。

断臂求生，一场漫长的“剐肉”

面对排山倒海的债务压力，王健林的选择只有一个字：卖。

从2023年至今，万达累计出售的广场数量已“突破80座”，仅2025年就一次性打包出售48座。2026年3月，万达又以20.48亿元出售上海颛桥万达广场。买家名单从最早的险资、外资，变成如今的中建系——而且极有可能是“以资产抵偿工程款”。这意味着，万达手中可以用来偿还债务的筹码，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值钱。

更令人心惊的细节是：大连万达集团名下的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70%股权，2026年初首拍起价5.11亿元流拍，二次拍卖降至4.09亿元再度流拍，不得不转入“变卖”程序。连金融牌照这样的稀缺资产都无人问津，市场对万达的信心已经降至冰点。

短短三年间，万达累计变现超过3000亿元。但截至2025年9月，万达商管账面现金仅115.77亿元，一年内到期债务高达302.69亿元，资金缺口超187亿元。这已经不是“断臂求生”，而是在“剐肉”。

而那个曾经年薪5亿给儿子“练手”的王健林，如今自己背上了法院的强制执行令。

他仍在走

然而，即便身处这样的困境，这位72岁的老人从未选择退居幕后。

2025年8月，他率团远赴新疆克拉玛依考察文旅项目，烈日下的黑衣身影瘦得近乎“皮包骨”，却马不停蹄走访了乌尔禾景区、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等多个点位，明确表达投资意愿。2026年初，他又奔赴贵州罗甸大小井风景区、花江峡谷大桥等地，深入调研文旅资源开发潜力。考察照片里，他神情专注，与多年前那个不可一世的“王首富”相比，少了几分霸气，却多了一种令人心酸的倔强。

与恒大许家印的“技术性离婚”、贾跃亭的“下周回国”相比，王健林是真的在还债。没有跑路，没有躺平，也没有把烂摊子甩给国家。按姜文导演的话来说，“这叫什么？这就叫体面。”

如今，王健林依然穿梭在大江南北，用一双疲惫的腿丈量着万达最后的版图。有人说他是在为子孙后代铺路，有人说他是放不下自己一手打造的帝国。或许，他只是习惯了走——走在一个越来越不属于他的舞台上，走进一个越来越沉默的黄昏。

属于王健林的时代正在落幕。但他留下的故事，远比“首富”二字更为复杂：那是一个关于胆识与豪赌的故事，关于人情与规则的博弈，更关于一个时代的终结方式——不是轰然倒塌，而是一点一点地交出筹码、一点一点地黯然离场。

在这个规则至上的新时代，人情是最昂贵的负债，承诺是最沉重的枷锁。而这些，王健林选择一个人扛了下来。他的背影瘦削，但他仍在走。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商业巨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守住了最后的体面。

一个时代的终章

王健林的故事，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共同的寓言。

他曾将“人情”和“个人信用”这套商业逻辑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令人目眩的商业奇迹。在资产价格单边上涨的黄金年代，这种模式效率极高。然而，当潮水退去，“人情”既无法量化，也难以追索——它要么演变为法律纠纷，要么在资本铁律面前不堪一击。

与太盟的博弈则揭示了另一种冷酷的现实：在全球化和专业资本主导的新商业文明中，胆识、人脉和个人魅力正让位于严谨的契约、精密的杠杆和冷冰冰的投票权计算。太盟的每一步都指向同一个目标——用最低的成本，攫取万达数十年积累的最核心资产。这不是施救，而是猎杀。

王健林并非没有抗争。他提拔老将许粉出任珠海万达商管CEO的举动，被外界解读为试图在运营层面保留最后的影响力。但在资方主导的董事会和“资本优先”的决策机制面前，这种反抗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

属于王健林的时代正在远去。但这个故事的价值，远不止于一个企业家的个人沉浮。它提醒人们：所有建立在狂热预期之上的繁华，终将接受时间的清算；所有依赖于个人信用的扩张，终将遭遇规则的拷问。

万达的下一章，或将由太盟和它的资本盟友们来书写。而王健林留给这个时代的遗产，除了那些曾经矗立的万达广场，或许还有一句沉重的注脚——在一个规则至上的时代，人情是最最昂贵的负债。

从此，王董变隔壁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