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日军的九江战地分社

作者：老石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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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20年版《浔阳往事》，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订。

日本侵华时，有一批随军记者来到中国，随部队在各个战场及中国沦陷区进行采访，把日军的战况及日军占领地的消息传回日本国内的媒体。这是日寇侵华时的新闻战。

当时日本主要新闻媒体有三家，《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但在战时，这些新闻单位失去了相对的独立性，全部隶属军部统辖。

按照日本战时体制，日本军部对在中国境内新闻传送方式作出硬性规定。侵华日军在上海设立稿件处理站，在九江设立战地分社。规定的程序是：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的一线记者，采访组稿后，用无线电机将新闻稿拍发至九江战地分社，由九江战地分社再转拍给上海站；上海站接到稿件后，用打字机打成罗马文，拿到国际电台转发至东京；东京收到稿，再译成日文，转至媒体。

任何一线记者均不得将稿件直接发至上海或东京，他们发送的第一站必须是江西九江战地分社。九江战地分社主要对稿件进行筛选作用，经九江转出的新闻稿，都会在日本国内发表。

因各地来稿均集中在九江，来稿又必须件件审阅，工作量很大，因此九江战地分社人员众多，机构很庞大。后来开设了国际电话，上海至东京可用电话传送稿件，但稿件到达上海之前的程序不变。相对而言，上海站比九江分社的工作还要单纯、简单些。

当时日本新闻社虽归军部所辖，也得到了军部很好的扶持与关照。军国主义的日本，一切好的设备设施都是优先供给军队，军部便把先进的通讯设备提供给新闻单位，还为三家新闻社配备了飞机并提供飞行员，便于记者快捷采访和运送新闻图片。

军部还利用他们可调派地方政权机构的优势，曾对伪江西省长邓祖禹下达指示，责成邓祖禹要向九江战地分社提供全部必需的生活物资供应。（汪伪时期，九江是伪江西省政府的省会城市，邓祖禹即在九江办公。）邓曾因此面谒周佛海，（周是汪伪政权的财政首脑）要求周对江西加拨财政经费。日本军部的武夫们，对汪伪政府的省长颐指气使，这把傀儡政权的奴才地位彰显得淋漓尽致。

依托军部的支持与帮扶，日寇侵华的战时新闻也做得很快捷。当时的通讯设备不像如今这么先进发达，加之军部繁琐程序的硬性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通讯的流畅；但日本的那些随军记者都被洗过脑似的，把对侵略战争的新闻报道都当成“神圣”事业来做，依靠两机（无线电机＋飞机），把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的情况及时反馈到国内。

日军进攻武汉，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严重低劣的情况下，全凭保卫家国的一腔热血顽强抗敌，前期战况日军伤亡极其惨重。而这一阶段出现在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是：日军节节胜利；当日军进入武汉，第二天，日本国内三大媒体就同时登出占领武汉的特大新闻，日本国内一片狂欢。

这种速度很值得我们反思。由军部控制的媒体为了鼓舞士气，大多以报喜为主，但对于特别重大的消息，即使是凶讯噩耗，在国内也给予报道，而且还很快捷，体现出新闻“快、新”的特点。

1938年9月3日，在星子县东牯山（今秀峰以南）一带山地，日军101师团与中国守军160师展开激战。日军联队长长坂冢国五郎大佐被中国军队当场击毙。第二天（9月4日），在日本国内就以“号外”的形式予以报导。

长坂死后被追任为少将，是在九江战场被打死的日军高级军官，被日军称为“军神”。

日寇侵华，猖獗一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战争所需的经济负荷和必须付出的生命代价，全都由日本人民来承担。

在日寇侵华时，随军记者们记录了许多日军的“战绩”，同时也记录了侵略者们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犯下的战争罪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寇侵略军在中国正式宣布投降是9月3日，中国以9月3日为抗战胜利日。

至此，九江战地分社也走到了尽头。就在8月15日至9月3日之间，日本军部对各新闻单位下达一项命令：“必须将战争见证的资料全部烧毁。”

有一些日本传媒人，以文人的良知违抗了这一命令。《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就没有执行这一命令，他们将战时所有的照片全部秘密保存了下来。这是日本新闻社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套战时图片史料。

1998年，《每日新闻》将这些图片史料编辑成册，题《不许可》写真集，共两大册，进行出版，公诸于世。

军国主义时期日本对中国及世界人民所犯的滔天罪孽，昭然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