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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炒作:科普华为韬定律背后的数学与物理原理 | 汪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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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我(“纯科学”微信公众号主持人汪涛)的朋友,香港大学副校长(大学拓展)汪扬教授的文章。汪扬教授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大学拓展)兼数学系讲座教授。


本文中他将华为韬定律的最底层数学与物理学原理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为了将核心的处理器基本原理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他将其比喻为一个加工零件的黑灯工厂。这个比喻非常有效,我也经常用这个类比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整个计算系统中存储、延时等对整体计算性能的巨大影响。一般人往往只是关注CPU(或GPU)的性能,但存储与数据传输的时间等因素会对最终系统计算性能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是在过去摩尔定律还有效的时候,业界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去消化提升过快的芯片计算性能,甚至有意降低软件的运行效率,使得更高性能的CPU能有需求。只有当摩尔定律接近失效的时候,如何优化过去被忽视那些因素才会进入人们的眼界。汪扬教授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与我有过深入的交流,他也与芯片业的众多专家进行过深入探讨。有专家对韬定律表示过一些疑虑,关键的瓶颈在于散热问题,事情的确如此,但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现在流行的液冷并非新技术,在集成电路计算系统发展的一开始,液冷就广泛采用过。例如当年的克雷巨型机就采用过液冷技术。后来因摩尔定律非常有效,性能提升太快,液冷反而被放弃了。现在因摩尔定律逐步失败,液冷又被业界广泛采用。液冷可以有多种方式:整体系统泡在绝缘冷却液里;封装好的计算芯片外液冷;芯片封装内但硅片表面液冷;芯片内嵌入液冷微通道(韩国KAIST本月刚发布了相关实验室验证)。冷却液距离发热源越近、越深入,冷却效果当然就越好。

本文并不是对华为的韬定律进行直接的证明,而是对其技术演进方向的最底层数学及物理学原理进行系统的讨论,并指出用逻辑折叠方式缩短数据传递时间是必然的方向,平面芯片时代终将落幕。这些原理基础也可以决定韬定律最终的极限。后续我们会转发更多相关文章,并且我也会在几位资深学者讨论的基础上对华为的韬定律进行直接的证明。

以下为正文

超越炒作:科普华为LogicFolding芯片背后残酷的数学与物理

汪扬(香港大学)

2026年6月

序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半导体行业始终奉摩尔定律为圭臬:业界锲而不舍、近乎无止境地缩小晶体管尺寸,在一块扁平硅片上指数级集成更多晶体管。然而量子物理效应与极致散热难题,已然给“尺寸微缩”之路踩下刹车,一套全新发展范式正应运而生。受严峻地缘政治限制与当代物理客观规律双重驱动,华为提出τ(韬)缩放定律,其核心依托名为“逻辑折叠(LogicFolding)”的三维芯片架构的三维芯片架构。本文抛开企业宣传话术,深入剖析平面图与三维拓扑图背后的底层数学原理、信号延迟的电学物理机制,以及芯片的热力学特性。我们将这套理论体系精妙的推演逻辑,与芯片制造严苛的物理限制相对照,进而抛出核心疑问:这究竟是半导体设计真正突破物理瓶颈的可行路径,还是在地缘困境之下催生的一场顶级营销造势?但若要真正读懂华为此番技术探索的内核,首先需要厘清微处理器的运算底层逻辑。为此,我们可以抛开电子、硅材料这类抽象物理概念,用一个直观易懂的类比来阐释:一座规模庞大、全自动化运营的黑灯工厂。

1 同步化的黑灯工厂

还记得查理·卓别林《摩登时代》里极具标志性的流水线吗?整片厂区内,巨型工业机械的齿轮支配着永不停歇、节奏划一的机械运转,画面令人眼花缭乱。不妨把这套设想放大到极致——规模拓展至难以想象的程度,同时彻底剔除人类带来的所有不稳定因素,这便是前文所说的黑灯工厂。

它是一座规模庞大、全自动化的纯逻辑综合体,所有工序都遵循极致精密的标准,全程无需照明、不存在人员休憩,运转过程没有丝毫停顿迟疑。

这座工厂和我们常见的传统制造厂本质并无太大区别,只是所有环节都做到了极致优化。工厂只生产一类结构高度复杂的产品,每一秒都要完成海量精密零部件的精准组装。为承载如此巨大的生产负荷,厂区被划分为大量高度专业化的独立车间。每个车间内,大批自动化冲压机器人协同作业,分别装配专属子部件。这些机器人是工厂永不停歇的动力核心,不知疲倦、随时待命。

但仅完成装配、静置在工位上的子部件毫无价值,必须转运至下一装配工序。以数码摄像模组的生产为例:厂区东侧的一间车间专门打磨光学玻璃镜片,西侧另一独立车间则负责数码图像传感器的校准。两道工序全部完成后,半成品会装载至自动运输小车,沿着厂区内部运输通道高速运送。镜片与传感器两类半成品必须同时抵达中央第三车间,才能整合拼装为完整模组。协调无数半成品、跨海量车间同步流转,是一项难度极高的调度难题。倘若装载镜片的运输车先行抵达,而搭载图像传感器的车辆在路上延误,该如何处理?若总装车间不受统一调度、独立开工,就会提前抓取镜片,在缺少传感器的情况下强行组装,产出残缺的不合格成品,并流入下一工序。由此引发的连锁故障,会直接导致全厂生产线瘫痪。

为避免这种生产混乱,工厂在每一间车间的出入口都设置了刚性管控节点:装卸缓冲区。这类区域是带锁的封闭中转工位。当运载成品部件的运输车抵达时,不会直接将工件送入下一道流水线,而是先存放至上锁缓冲区,工件将在此静置,直到总调度钟声响起,缓冲区门体解锁,下游车间方可开始作业。整套上锁缓冲区的调度体系,遵循一条不可更改的核心规则:调度钟声机制。这是一套统摄整片厂区的全局节拍器。两次钟响的间隔时长,决定整条产线的总生产速度,因此调度负责人会尽可能缩短钟响间隔,提升产能。但钟声并非用于启动机器人作业,而是管控所有装卸缓冲区的闸门。每当钟声响起,所有锁闭闸门会同步瞬时开启,所有半成品同步流入对应车间;钟声停歇,闸门立刻锁闭,真正的加工环节正式启动:自动化冲压机器人全速组装零部件,运输小车则在内部通道疾驰,务必在下一次钟响前抵达下一处缓冲区。

若某条机器人产线提前完工,也无法直接向下游输送工件,只能将部件存入缓冲区等候。为维持全局绝对同步稳定,调度负责人必须恪守铁律:必须等厂区内所有半成品全部抵达对应缓冲区,钟声才能再次敲响。即便九十九个车间均已就绪,只要还有一台运输车仍在厂区路途上,整座工厂都必须全线停工等待。

假设你是这座黑灯工厂的管理者:订单堆积、交付期限严苛,竞争对手产能持续追赶。为避免合同流失,你必须大幅提升整体生产效率,该如何实现?

梳理整条生产链路后不难发现,总交付耗时由两大因素决定:机器人加工零部件的作业时长、运输车在车间之间转运工件的通行时长。长久以来,最直观、有效的优化思路始终聚焦机器人端。历经数十年不间断的技术迭代,工厂持续迭代升级加工设备:不断提速机器人运行速率,同时精细平衡负载,防止设备过热引发厂区事故;更关键的是持续缩小机器人物理体积。通过将加工设备微型化,厂区无需扩建,就能容纳数量庞大的新增机器人,开辟全新专业车间,支撑复杂度持续提升的产品设计。

这项工程优化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效。历经多年迭代,机器人工作站性能大幅提升,如今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加工工序。

但这份技术优势,反而催生了二维布局下的空间困局。即便机器人已实现微型化,并行生产需求与产品架构复杂度持续暴涨,车间的数目也随之增加,工厂车间只能向外扩张,形成一个复杂的的二维厂区。分处厂区两端的车间,依靠错综复杂的长途运输干道相连。这类通道并非车间内部短距离高速传送带,而是横跨整片厂区、路程漫长、甚至泥泞的外露转运线路。

如今,这座黑灯工厂正陷入自身发展催生的瓶颈:机器人加工速度已经极快,加工耗时相较于转运时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零部件在漫长低效的厂区干道上耗费的通行时间,远超本身的加工时长。整条产线最核心的性能瓶颈,就是跨区域的长距离转运;在平铺延展的二维平面布局内,这一调度难题几乎无解。而这,正是华为试图依靠τ(韬)缩放定律解决的核心矛盾。

2 从类比模型到硅基芯片实体

现代微处理器,无论从物理层面还是逻辑层面来看,本质就是前文所述的黑灯工厂。这座虚拟巨型厂区面临的调度困局并非单纯类比,而是二十年前直接迫使处理器时钟频率指数级增长彻底停滞的真实物理瓶颈。

想要理解二维平面芯片为何撞上物理性能天花板,我们需要将工厂模型中的各个组成单元一一对应到芯片硅基硬件实体:

冲压机器人(晶体管):芯片最基础的微型电子开关,承担二进制逻辑运算的核心功能。

车间(组合逻辑单元):由一万至十万余颗晶体管集成而成的硬件集群,通过数学逻辑互联,专门执行定点加法、乘法、数据通路调度等特定运算。

装卸缓冲区(寄存器):这类专用存储单元紧邻每个逻辑单元的输出端制造,相当于带锁封闭转运工位,将运算结果稳定暂存,直至全局时钟触发。

调度钟声(全局时钟):决定芯片基础运行速率的主振荡器。一颗4.0吉赫兹处理器,就相当于调度负责人每秒敲响四十亿次钟声,整座芯片工厂每秒完成四十亿次独立运算步骤。

运输干道(全局互连线):密布整片硅片的超细铜布线网络,负责将电子信号从一块逻辑单元跨硅片传输至另一块逻辑单元。

半个多世纪以来,半导体行业始终依托摩尔定律追求处理器提速,核心目标就是让“调度钟声”以极高频率反复触发。工程师持续深耕“机器人”也就是晶体管的微缩工艺,将器件尺寸逼近原子量级,不仅大幅加快晶体管开关速度,还能在单颗芯片上集成百亿级微型开关,组合搭建数百万套复杂组合逻辑单元。如今晶体管自身的固有延迟仅为数皮秒;相较于数十年前,晶体管运算耗时在整个时钟周期中的占比已微乎其微。

如同工厂管理层依靠提速冲压机器人、优化车间产能来提升总产量,半导体工程师花费数十年优化晶体管开关速率、提升组合逻辑单元本地运算效率。这种对局部运算速度的极致追求至关重要,支撑我们不断研发复杂度更高的处理器。

颇具讽刺的是,这项技术突破反而造就了微处理器的平面布局困局。为满足芯片算力指数级增长的需求,工程师必须在单块硅片上集成数百亿颗高速晶体管,电路布局只能在扁平二维平面上向外铺展。由此一来,作为“运输干道”的全局互连线,虽已细至微米尺度,却仍要跨越硅片上极长的宏观距离。除此之外,晶体管尺寸缩小后,同一块二维硅片可容纳的逻辑单元数量暴涨,布线网络演变为大面积、高度拥堵的迷宫。信号无法沿简洁高效的直线路径传输,只能迂回绕行、层层跨线,穿梭于密度极高的硅基电路城区。

正如工厂半成品在路上的转运时长远超加工时长,现代微处理器也出现了耗时占比反转:

电信号绝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铜互连线的传输过程中。在芯片传输压力最大的关键线路上,单纯的布线传输延迟占总延迟的75% 80%,运算耗时与之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平面铺展式布局会给处理器整体运行速度带来致命损耗。全局时钟必须等待所有信号完整抵达目标单元才能再次触发,因此处理器的最高运行频率严格由关键路径(Critical Path)决定。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关键路径并不单纯指物理长度最长的导线,而是累积总延迟最高的传输路径——即逻辑门运算耗时与布线传输耗时之和。由于布线RC延迟损耗占据绝对主导,那些拓扑拥堵最严重的线路,最终会成为制约整片芯片运算速度的关键路径。

若要从数学层面证明,这种长距离信号传输损耗在二维布局中不存在根本解法,我们需要抛开工厂类比,深入分析互连线底层物理规律。

3 处理器信号延迟的物理机理

在半导体物理范畴内,芯片内部信号传输耗时早已不是次要工程难题,而是约束处理器算力上限的根本瓶颈。要量化这一极限,工程师会测算一套完整信号链路的总耗时:信号输入逻辑单元、完成运算处理、输出至下游单元的全过程,也就是电信号实打实“点对点”的传输总时长。

全局时钟必须等待芯片上最慢的一路信号完整送达,才能再次触发。因此处理器最高运行频率在数学上被这一最坏传输时长牢牢限制。关键路径总延迟最简表达式如下:

总延迟(ttotal) ≈ 逻辑运算耗时+布线传输延迟

前文已经阐明,在当前主流微处理器中,逻辑单元本身的运算耗时远小于无源布线带来的传输延迟。但该布线延迟的物理规律该如何定量表征?

导线延迟本质源于电路物理阻尼,工程上将该阻尼定义为RC(电阻-电容)延迟,通用符号为希腊字母τ(韬),这也正是华为τ(韬)缩放定律中的核心变量。由于布线传输时长与该物理阻尼呈严格正比关系,我们直接将其称作τ延迟。

3.1 RC延迟原理

硅片内的τ延迟该如何直观理解?芯片中的电信号本质是电子流。我们依旧沿用黑灯工厂类比模型,借助厂区运输干道直观解释τ延迟的物理内涵:4

电阻(R):对应道路本身的通行阻碍。道路越长,通行耗时自然越高;若车道极窄,相当于运输车(电子)被迫挤过狭窄通道,形成通行瓶颈,大幅拖慢传输速度。

电容(C):由相邻线路间的耦合干扰产生。芯片布线排布极度密集,一条线路上高速传输的电子流,会产生强烈电磁“尾流”,干扰相邻线路的信号,损耗信号传输动能。线路越长、平行布线之间的间距越小,这种耦合干扰带来的损耗就越严重。

布线总延迟τ为电阻与电容二者的乘积:

τ = R × C (1)

R或C任意一项增大,都会拉低芯片整体运行速度。想要看清平面芯片难以化解的性能灾难,需要分别推导两个参数的变化规律。

电阻推导: 导线电阻由材料电阻率ρ(铜等固定金属材料的本征参数)、导线总长L、导线横截面积A共同决定。现代芯片布线为近似矩形沟槽结构,设布线宽度为W、高度为H,电阻与横截面积成反比:


(式中∝代表“正比于”)

电容推导: 芯片微观尺度下,寄生电容主要由导线侧向表面积、布线间隙S决定。结合工厂类比:可将并行行驶的运输车视作高耸侧壁,车队长度L越长、车厢侧壁高度H越高、车道间距S越小,相邻车流间的电磁尾流耦合效应就越强:


将电阻、电容两式相乘,得到布线总延迟表达式,该公式揭示了二维硅片架构无法规避的数学灾难:


该公式对芯片架构设计有两点致命约束:第一,延迟随导线长度呈二次方增长,即复杂度为。若信号绕行距离翻倍,传输耗时并非仅提升一倍,而是增至四倍。原因在于导线变长会同步加剧线路电阻与寄生电容双重损耗。

第二,该公式彻底暴露摩尔定律内在的终极矛盾。工程师转向更小工艺节点(例如从7nm迭代至5nm)时,局部短线长度L缩短,理论上可以提速。但为实现海量新增晶体管的高密度互联,布线宽度W、线间间距S必须同步缩小。

S与W位于公式分母,二者缩小会造成延迟急剧攀升。缩短走线带来的理论提速收益,会被细导线增大的电阻、高密度布线激增的电容损耗完全抵消。

观察总延迟公式可发现,布线高度H在相乘后被完全约去。这是否意味着布线高度无需纳入设计考量?

恰恰相反,布线高度是设计核心约束。若布线高度H过低,导线横截面积大幅缩减,大电流被迫在极细通道内流通,产生极高电流密度,形成所谓“电子风”。高速电子的冲击力会直接撞击、剥离铜金属原子,这一破坏性现象称为电迁移。电迁移会在导线内部形成空洞,永久造成芯片失效。因此现代半导体设计必须尽可能拉高布线高度,以牺牲部分电容性能为代价,保障线路长期可靠运行。

3.2 真实芯片中的信号延迟变化规律

我们结合实例具象化说明。选取两款商用成熟工艺节点作对比:上代14纳米工艺(苹果A10芯片采用,集成33亿颗晶体管)与新一代5纳米工艺(苹果A14芯片采用,集成118亿颗晶体管)。

A14芯片能够多容纳85亿颗晶体管,完全依托于工艺从14纳米微缩至5纳米带来的尺寸缩减。

不过我们不对比两套完全独立的架构,而是采用更有说服力的推演方式:拿完全相同的14纳米版图方案(晶体管数量、逻辑布局均保持不变),仅依照5纳米工艺的设计规则进行尺寸缩放。

行业中将该流程称为芯片“工艺移植”。对应前文的类比模型,这相当于把整座黑灯工厂的工程图纸按比例大幅缩小复印。

芯片版图整体尺寸由最小金属间距决定,该参数指相邻两条铜布线中心线之间允许的最小距离。14纳米节点的最小金属间距为52纳米,5纳米节点缩减至28纳米,线性缩放系数计算如下:


整片厂区的边长缩小为原先的1/1.86,总面积则缩减至原来的≈ 3.45分之一。由于逻辑架构版图完全不变,不仅平均走线长度同步缩小,版图中每一条布线的长度L都会按该系数同比例缩放:


仅通过将设计移植至5纳米工艺,所有信号传输的物理路径长度几乎减半。

但布线本身的规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代入晶圆厂给出的两款工艺实际布线尺寸参数:

14纳米工艺:布线宽度W = 24纳米,布线高度H = 48纳米,布线间隙S = 28纳米。

5纳米工艺:布线宽度W = 14纳米,布线高度H = 42纳米,布线间隙S = 14纳米。

结合公式,对比5纳米与14纳米节点的延迟比值,计算真实场景下的τ缩放比例:


该计算结果对非业内人士而言极具冲击性:即便暂不考虑更复杂的量子效应,将14纳米设计移植至5纳米后,信号延迟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诚然,物理传输距离L大幅缩短,显著削弱了L2项带来的延迟损耗;但布线宽度W急剧收窄、布线间隙S直接减半,线路电阻与电磁耦合损耗大幅飙升,彻底抵消了走线缩短带来的提速优势。

反之,若把复杂度极高的5纳米A14芯片版图反向移植至14纳米工艺规则,布线延迟同样不会出现明显上升。

需要明确一点:微处理器内部并非采用统一规格的金属布线。现代芯片会搭建最高达15 层的垂直金属堆叠布线结构。底层金属层相当于城市支路,走线极细、电阻很高;顶层金属层则是全局高速主干道,工艺上做得更厚、更宽,以此降低传输电阻。但顶层主干道存在明显局限:

这类金属线宽幅更大,且大部分通道会被芯片供电网络占用,从数学层面看,可用于信号传输的通道数量十分有限。上层金属通道根本不足以承载全部长距离数据传输需求。芯片内部逻辑单元互联规模极其庞大,海量关键数据信号只能被迫在更细、拥堵严重的中间金属层长途传输,而RC延迟带来的性能损耗规律,在这些中间布线层中完全生效、无法规避。

由此引出一个核心问题:既然缩小芯片尺寸无法加快信号传输速度,各大半导体企业为何仍投入数百亿资金持续推进晶体管微缩?

答案在于:功耗。

3.3 更小晶体管带来的功耗优势

我们可以将晶体管想象成一扇反复开合、供信号通行的闸门。体积更小、质量更轻的闸门,仅需极小作用力就能快速启闭。与之同理,尺寸更小的晶体管本征电容更低,开关速度更快,高频工作所需的供电电压也更低。

晶体管每次在导通、关断两种状态间切换时,都会产生一类有源功耗,称为动态功耗(Dynamic Power)。沿用前文类比模型:闸门开合次数越多、启闭速度越快,消耗的电能就越大。

由此得到半导体功耗的核心定律,动态功耗P与供电电压V呈二次方关系,对应公式如下:


式中α(阿尔法)为活动因子(任意时刻发生开关动作的晶体管平均占比,现代芯片通常为10%至15%);C为电容;f为全局时钟频率(即调度钟声的敲击速率,常见为4至5吉赫兹,每秒40亿至50亿次)。工艺从14纳米迭代至5纳米时,晶体管这道“闸门”变得更小更轻便,开关所需工作电压从约0.8伏降至0.65伏。由于公式中电压项取平方,再叠加局部电容小幅下降6%,在相同时钟频率下,芯片整体功耗可降低30%至40%。这也是智能手机每更新一代,续航能力都有所提升的根本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动态功耗是芯片运算过程中的主要功耗来源,但架构设计师同时还必须应对漏功耗(Leakage Power)—— 即晶体管处于闲置状态时仍然会被动泄漏的电流损耗。先进5 纳米工艺依托高度优化的晶体管结构,能够有效抑制漏电问题,而传统14 纳米工艺的静态漏电占比显著更高。所幸的是,降低供电电压(V)同样会以指数级幅度减小漏电流。因此,降压控制是成熟工艺节点压制整体热功耗、控制整机功耗预算的核心手段,也是无法替代的关键方案。

为直观展现该定律反向推演的严峻后果,我们做一组极限思想实验:取英伟达H200人工智能处理器完整架构版图——该芯片原生采用先进4/5纳米工艺,集成超800亿颗晶体管——将整套设计等比例放大至14纳米工艺规则。这款假想芯片的逻辑架构与H200完全一致,仅物理尺寸大幅膨胀。若将其通电运行,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若沿用H200原生5纳米工艺的0.7伏电压,14纳米大尺寸晶体管虽可勉强导通,但因其体积笨重,开关速度会极度迟缓,甚至超越布线传输延迟,成为全新性能瓶颈,最终这款AI芯片运行速率会严重卡顿。想要驱动这类大尺寸晶体管达到当下主流高频水准,14纳米工艺的物理特性要求必须将供电电压提升至1.2伏。

结合动态功耗公式计算:电压从0.7伏升至1.2伏,平方项带来功耗暴涨;同时布线尺寸增大也会小幅提升整体电容C,综合作用下总功耗近乎翻至原先四倍。原版H200本身功耗已高达700瓦,放大至14纳米后功耗将飙升至3000瓦左右。若是手机芯片,如此巨大的发热会瞬间熔毁内部布线;放在服务器机房,单颗3000瓦芯片需要配套昂贵的专业液冷设备才能控温,电力成本更是难以承受。

对华为而言,单纯依靠传统工艺微缩显然不是长久解法,为此业界需要一套全新优化路径,逻辑折叠(LogicFolding)架构便应运而生。

4 华为逻辑折叠架构:突破平面布局桎梏

前文已经阐明,关键路径——也就是信号必须走完的最长传输通路——是限制处理器运行速度的终极瓶颈。在传统二维平面布局中,信号传输的最坏路径就是芯片裸片的对角线。

假设我们将N颗晶体管排布在一块平面正方形区域内,单颗晶体管占用面积边长为a,则芯片总面积为,这块正方形版图的边长与成正比。

想要在不引发芯片过热的前提下提升运算速度,最核心的手段就是缩短关键路径长度。由此会产生一个很直观的疑问:为何不重新调整电路布局?回到黑灯工厂类比模型中,若A车间需要持续向B车间输送半成品,为何不直接把两座车间毗邻修建?只要存在先后运算依赖关系的逻辑单元在物理位置上就近排布,理论上就能极大缩短信号传输耗时,避免信号横穿整片芯片城区。

4.1 二维布线在数学层面的不可行性

在分析微处理器错综复杂的布线网络前,我们先做一组简单的实验。取纸笔,在纸上画出五个点,再用线条将任意两点全部连通,同时遵守一条硬性规则:所有线条不得相交。

换一种实验方式:在纸面一侧画出三座“车间”,另一侧画出三座“物料仓库”,再为每一座车间分别修建道路连通全部仓库,同样要求道路彼此不能交叉。

只要动手尝试片刻,便能明显感受到其中的无解之处:无论反复擦除重画、或是沿着纸的边缘绕线,最终总会至少有一条通路必须跨越另一条线路。

这并非绘图手法存在局限,而是图论中的一条基础定理——库拉托夫斯基定理。该定理从数学上证明:五节点完全连通网络(K5完全图)、三对三分部二分网络(K3,3完全二分图),无法在平整二维平面内实现无交叉布线。我们再把这个无解的布线难题,放大到黑灯工厂的真实工况中理解。

现代微处理器的布线设计遵循伦特定律,这是一条由工程总结得出的经验规律:工程师在单个逻辑单元内集成更多晶体管以提升算力时,该单元对外收发数据所需的外部布线数量会急剧暴涨。芯片架构师面对的不再是仅连接五个简单节点的简易图形,而是要为数百亿微型开关完成布线,这些开关交织形成数百万个高度依赖互联的逻辑单元。

根据库拉托夫斯基定理,想要在整片硅基城区内完全规避布线交叉,在数学上根本无法实现。布线交叉会引发毁灭性电路短路,因此信号只能依靠垂直导通孔(相当于立体跨线天桥)、或是沿着横纵规整网格迂回漫长绕行。最终,布线设计无法规避长度等同于芯片整片对角线的信号最坏传输路径;这段迂回曲折的物理传输距离由硅片城区的整体尺寸决定,而城区尺度正比于片内晶体管总数的平方根。

4.2 三维架构:突破瓶颈的全新路径

既然我们无法重新排布二维版图,该如何从根本上缩短信号最长传输通路?

华为逻辑折叠架构给出了一套颠覆性几何解法:舍弃平铺式城区布局,搭建三维立体楼宇。

引入垂直维度后,整体版图结构彻底改写。运输小车无需横穿数英里厂区,只需搭乘垂直“电

梯”(硅基垂直导通孔)直达上层对应逻辑层。

这种维度转换带来的数学优化效果极为显著。若将N颗尺寸为a的晶体管收纳于三维立方体,而非平面正方形区域,芯片总体积为,处理器单边长则与晶体管总数的立方根成正比:


现代处理器的晶体管规模普遍达数百亿颗。关键路径长度从量级降至量级,带来的缩减幅度十分可观。华为通过将逻辑单元立体堆叠折叠,构建真正的三维空间架构,从数学层面破除了延迟灾难,为平面布局困局提供了可行的物理突破方案。

4.3 思想实验:三维堆叠版H200芯片

为直观体现三维几何架构带来的巨大性能优势,我们再次以英伟达H200核心逻辑裸片为例。通过代入实际尺寸参数,对比三种方案下信号最长直传输路径(对角线关键路径):原生5纳米二维芯片、平面14纳米复刻芯片、采用逻辑折叠架构的14纳米三维复刻芯片。

方案一:原生H200(5纳米二维平面)真实H200芯片集成800亿颗晶体管,裸片总面积约814平方毫米。为简化计算,假设版图为正方形,其边长计算如下:

这款先进芯片中,电子信号最长直线传输路径为正方形对角线,长度约40毫米。

方案二:逻辑折叠复刻芯片(14纳米三维堆叠)

若采用成熟14纳米工艺制作完全相同的800亿颗晶体管,根据前文计算,所需版图面积将扩大3.45倍,达到2808平方毫米。若平铺为二维平面,芯片边长将达到53毫米。这一尺寸会直接触碰一道无法逾越的制造硬约束:光刻掩模版尺寸上限。现有光刻机单次曝光所能成型的单片完整芯片,尺寸上限约26毫米乘33毫米,因此平面14纳米复刻方案在工艺上完全无法实现。

为突破该物理限制,我们引入华为三维架构。不再将2808平方毫米的电路平铺展开,而是把版图分割为多层,沿垂直方向堆叠,构建各边等长的标准三维立方体。

现有三维封装工艺中,减薄硅片层搭配垂直键合界面的总厚度约50微米(0.05毫米)。我们构建边长D与堆叠总高度相等的立方体,将总面积分摊至各层形成立体体积,求解立方体边长可得:

D ≈ 5.2 毫米

该几何思想实验得出的结论极具颠覆性:将14纳米晶体管通过逻辑折叠集成立方体后,芯片边长从工艺无法实现的53毫米骤降至仅5.2毫米。

更关键的是,这款14纳米三维立方体芯片的最大对角线传输距离不足9毫米。这意味着14纳米三维芯片的瓶颈关键路径,反而远短于最先进5纳米二维芯片40毫米的关键路径。在此基础上,物理层面还存在另一重显著增益。根据前文RC延迟公式,14纳米工艺布线宽度更大、线间间距更宽松,远优于尺寸极致缩小的5纳米布线。这让14纳米三维芯片具备双重传输效率优势:不仅信号传输总长L被大幅压缩至二维方案的零头,同时信号在更宽阔、阻碍更小的传输通道中行进,电磁耦合损耗显著降低。

代入公式计算整体传输损耗后可得出,这款14纳米三维芯片的布线延迟仅为5纳米二维芯片的1%左右。这套几何维度优化方案,正是华为的核心技术逻辑:依靠大幅缩短布线传输距离,抵消晶体管开关速度相对落后的短板,即便无法使用极紫外光刻设备,也能在全球算力竞争中保持竞争力。

4.4 准三维架构的现实形态:k层立体堆叠体系

理想的立方体在数学层面十分简洁优美,但半导体制造存在难以回避的现实约束——核心是散热问题,以及微型垂直互联结构极高的对位工艺难度,工程师无法实现数百层逻辑电路堆叠。在工程落地中,现有方案普遍采用“受限三维”或2.5D架构。回到黑灯工厂类比模型:

我们无法建造楼层无限延伸的摩天大楼,热力学特性与立体结构物理约束,将堆叠层数限制为有限值k。

即便这种存在层数上限的准三维架构,依旧能带来巨大性能增益。将N颗晶体管均匀分摊至k个堆叠层,单层电路占用版图面积缩减至N/k。单层芯片内最长水平布线长度满足如下比例关系:


仅将逻辑电路分为两层或四层堆叠(k = 2、4),整条最长关键路径的长度会直接缩减至原先的。

除此之外,多层堆叠也是摆脱前文拓扑布线困局的最优解法。在纯二维平面中,伦特定律结合库拉托夫斯基定理共同决定:互联密集的逻辑单元必然产生大量布线拥堵,信号只能被迫大幅绕路。新增垂直堆叠层后,电路架构彻底摆脱平面束缚。交互频繁的逻辑单元可直接上下层对齐堆叠,借助硅通孔(TSV,芯片内部微型高速货运电梯)沿Z轴垂直传输信号,完全绕开拥堵的二维布线网格。由此,信号实际传输距离能够贴近理论最优值,不会因平面布线拥堵被迫额外拉长路径。

4.5 BHH悖论与三维架构的热力学特性

由此引出一组极具研究价值的几何悖论,同时也是华为逻辑折叠方案在热力学层面的核心优势逻辑。

前文已通过数学推导证明,立体堆叠能大幅缩短单根最长布线(关键路径)。但芯片内部全部布线的总长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图论中的比尔德伍德–霍尔顿–哈默斯利(BHH)定理专门描述网络连通路径的总长度规律。

将该定理应用于处理器架构分析,会得出反直觉结论:芯片三维堆叠并不能显著降低所有布线累加后的总长度。虽然那些横穿整片芯片、长度惊人的超长布线被彻底消除,但相邻逻辑单元之间海量的短距离本地布线依然大量存在。

既然布线总长度没有明显缩减,芯片整体总电容C也基本维持不变。

回看动态功耗公式,读者很容易产生一个推论:受BHH定理约束,总电容无法下降,三维堆叠也就无法降低功耗。

而关键路径的核心价值,恰好体现在此处。

处理器的时钟频率f仅由单根最长布线约束,消除这一瓶颈后,芯片架构师将获得充足的时序余量。三维逻辑堆叠的功耗优势,并非来自布线总电容的大幅削减,而是依托缩短关键路径的能力,在稳定满足目标时钟频率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供电电压V。功耗公式中电压项取平方,电压下降带来的功耗指数级缩减,完全抵消了BHH定理带来的总电容损耗。

华为的逻辑折叠架构并非试图推翻BHH定理,而是绕开其限制,借助关键路径的几何优化调控整片硅基芯片的热力学功耗特性。

4.6 三维架构的致命短板:热密度壁垒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正视一个关键现实问题:既然将逻辑单元立体折叠能够从数学层面解决RC延迟、大幅缩短关键路径,为何全球其他半导体企业没有早早落地这套方案?

真相在于,多层逻辑垂直堆叠并非全新理论概念,学术界与产业研发团队已对该方向探索十余年。这项技术迟迟未能大规模用于主处理器核心,根源只有一个难以逾越的硬性瓶颈——散热。

传统二维平面芯片可将整片硅片背面直接贴合大型铜质散热片或液冷散热模块,晶体管产生的热量能够向上高效散出。可一旦把黑灯工厂改造为三维立体摩天楼宇,几何结构反而会带来散热劣势:堆叠结构中间的逻辑层上下均被硅层包裹,如同被封闭在微型烤箱之中。

尽管逻辑折叠架构依靠降低供电电压V削减芯片整体动态功耗,但逻辑单元高密度堆叠会让功率密度(每立方毫米产生的热量)急剧飙升。现有常规散热方案仅能从芯片封装的顶面与底面高效导出热量。

若内层逻辑产生的热量无法向外疏导,积聚的热能会直接造成晶体管损毁;芯片也会被迫大幅降频以防止过热熔毁,而这种保护性限速机制,会直接抹除逻辑折叠架构通过缩短关键路径换来的全部时序性能余量。

正因如此,全球半导体业界对华为的这项技术发布始终抱有质疑。在诸多行业资深从业者看来,逻辑折叠并非底层物理原理的突破,更像是一项回避三维堆叠散热困境的概念宣传。想要彻底打消行业疑虑、真正落地三维架构,华为必须攻克前沿的极致散热技术。

无独有偶,就在本月(2026 年6 月),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公布了一项颠覆性研究成果,可将液冷歧管直接嵌入硅片内部,足以应对三维堆叠带来的超高热密度工况。这意味着,破解三维架构散热瓶颈的关键技术,或许比业界预想来得更快。

量产稳定、高性能的k层逻辑堆叠立方体,依旧是难度极高的工程物理难题。半导体行业的历史证明,赌华为的失败,从来都不是明智之举。逻辑折叠已经给出脱离二维平面桎梏的完善数学架构方案,最终的大考,落在热设计工程师身上——他们必须保证这座芯片“立体摩天大楼”能够稳定上电、持续运行。

5 欺骗时钟:二维变通方案的高昂代价

在断言二维芯片技术走向末路之前,我们必须客观认可:业界凭借极具巧思的工程优化,让平面芯片延续了二十年生命力。过去二十年间,芯片架构师并未被动受制于布线延迟τ,而是设计出两套高度复杂的时序折中方案,以此适配全局时钟:流水线分段、异步分区架构。

但下文将阐明,这两种优化手段各自催生了难以根治的性能瓶颈,也进一步印证:华为三维堆叠架构早已不是锦上添花的备选方案,而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需求。

5.1 流水线分段:中途中转缓冲区

沿用黑灯工厂类比:厂区内某条运输干道过长,运输车无法在两次调度钟声的间隔内走完全程。若调度负责人不愿降低钟响频率(否则会直接削减处理器主频),仅有一种物理可行方案:将长干道切分为多段短通路。

在芯片设计中,该技术称为流水线分段(Pipelining)。工程师将超长布线截断,并在通路中段增设寄存器(装卸缓冲区)。如此一来,运输车只需行驶一小段路程,抵达中途中转区后停下等候下一次钟响;钟声再次触发时,再走完剩余路程。

这套精巧的设计能够维持全局时钟稳定运行在4、5吉赫兹高频,但人为弥补物理约束,需要付出沉重代价:

延迟损耗:原本单次完成的运算被拆分至多个时钟周期执行,单组数据完整走完运算通路需要等待多次钟响。若处理器流水线级数过深(部分现代架构达到15至20级),整体运算延迟会严重阻塞整条产线。

面积与功耗损耗:寄存器并非虚拟标记,而是由数十颗晶体管构成的实体电路。针对64位宽数据通路做流水线分段时,需要在芯片中段增设数百处中转缓冲区,大幅占用版图面积。更关键的是,所有中途寄存器均需接入全局时钟网络;每秒数十亿次驱动海量闲置寄存器闸门开合,会产生巨额动态功耗。在高性能二维芯片中,仅时钟分配网络的功耗就占处理器总功耗的30%至40%。

5.2 兆赫兹迷思:英特尔与AMD的架构大战

想要直观理解超深流水线带来的严苛物理损耗,我们只需回顾半导体史上最经典的架构之争:21世纪初英特尔与AMD的处理器大战。

英特尔一心抢占营销制高点,追求业界最高时钟频率f,为此推出奔腾4 NetBurst架构。其核心策略是将流水线推向极致深度:把处理器内部数据通路拆分为多达31级流水段。由于每一处“中转缓冲区”之间的走线距离极短,单段传输耗时被压至极低,英特尔借此将全局时钟频率拉高至惊人的3.8吉赫兹。

但这套设计彻底撞上了黑灯工厂模型对应的物理极限。

第一重代价是延迟损耗。处理器高度依赖分支预测技术——提前预判程序分支走向,保证运算单元持续满载。一旦奔腾4的分支预测出现失误,整条31级流水线内所有未完成指令必须全部清空、重新装填,由此引发的流水线停滞损耗极为严重,整片运算产线近乎完全停摆。

第二重、也是更致命的代价来自热力学损耗。驱动31级超深流水线的时钟网络以接近4吉赫兹的高频运行,动态功耗(正比于V2 f)呈爆炸式增长。奔腾4运行发热量极高,直接触达业内所称的热墙,迫使英特尔放弃冲击10吉赫兹主频的研发计划。

与此同时,AMD推出了截然相反的Athlon 64架构,上演芯片史上极具戏剧性的技术对决。AMD没有把数据通路切分为细碎的短段,而是采用仅约12级的浅流水线。沿用工厂类比:

AMD仅设置少量中途转运点,信号在两处缓冲区之间需要走完更长的物理走线。受长距离布线约束,AMD只能将调度钟声频率控制在2.0至2.4吉赫兹。

从市场宣传层面看,这套方案初期让AMD陷入巨大劣势。英特尔巧妙拿吉赫兹主频作为营销武器,向全球消费者灌输“主频高低等同于算力强弱”的单一评判标准。普通用户只看时钟数字,会认为英特尔3.8吉赫兹产品性能碾压对手。AMD零售市场份额持续暴跌,最终只能彻底放弃以主频为核心宣传点,转而向消费者科普“单位时钟有效运算量”这一核心概念。

但物理规律不会被营销话术左右。

英特尔超深流水线芯片一旦发生分支预测错误,清空、重建长达31级的流水线会产生巨额延迟。除此之外,为维持3.8吉赫兹高频运行,芯片必须加载极高供电电压,奔腾4的发热量突破台式机常规散热方案的承载上限。

最终市场实测彻底印证AMD架构的优越性。浅流水线架构在分支预测出错时产生的延迟损耗远更小,每一时钟周期能够完成的有效运算量(指标名为每时钟周期指令数,IPC)显著更高。AMD低频Athlon 64在各类实际应用场景中全面压制英特尔高温高频的奔腾4,同时功耗仅为后者零头。

这次惨败让行业彻底摒弃了单纯追逐主频的发展路线。更重要的是,它证明营销包装无法掩盖硬件架构与生俱来的物理瓶颈。诸多行业研究者将这段过度追逐主频的技术冒进史,视作英特尔此后多年发展放缓、逐步走下坡路的开端。

5.3 GALS架构的幻象与排队论悖论

在传统同步芯片中,逻辑门的活动因子α整体数值极低,通常仅维持在0.10至0.15区间。这意味着任意一个时钟周期内,85%至90%的运算逻辑单元都处于闲置状态。运算速度更快的逻辑单元提前完成任务后,只能原地等候全局调度钟声触发,才能将数据交付下游单元。

对处理器架构设计者而言,这种资源闲置带来极大效率损耗。倘若能够放开约束,让高速逻辑单元处理完成后立刻向下游传递数据,便无需拉高全局时钟频率f、也不用提升系统供电电压V,就能大幅提升芯片整体算力。这正是全局异步局部同步(GALS)架构的理论优势。该架构取消统一全局时钟,将芯片改造为数据驱动网络,各区域逻辑单元仅受自身物理速度限制、独立运行。

但这种试图单独提速局部运算单元的方案,会撞上排队论推导得出的严苛数学边界。

复杂排队网络中存在一种反直觉、且已通过数学严格证明的现象(经典模型如陆-库马尔网络、雷布科-斯托利亚尔网络均可验证):一套原本运行稳定的系统,若人为单独抬高某一组服务节点的处理速度,反而会造成整套网络彻底失稳、陷入灾难性拥堵。

套入黑灯工厂类比,这种系统失稳体现为全域交通彻底瘫痪。假设某座高速车间能瞬间完成运算,并持续向布线网络推送大量数据;下游车间处理速度更慢,高速车间的数据会瞬间填满芯片通路处有限的先进先出(FIFO)缓存队列。

进而触发致命的连锁阻塞效应——反压效应。高速车间的缓存被数据填满后,自身运算流程直接停滞,即队头阻塞。更严重的是,通路缓存被高速车间的数据占满后,其他低速、高优先级逻辑单元的关键数据无法进入传输通道,整片芯片出现算力空转。仅放开单一局部单元全速运行,反而人为造成全芯片范围的数据拥堵。

排队论给出稳定互联复杂网络的核心约束:不能放任高速节点无限制运行,必须对所有运算单元统一限速。

这正是全局时钟不可替代的底层数学作用。调度钟声不只是统一节拍器,更是全域统一限速机制。它主动限制性能最强、运算最快的逻辑单元,强制所有模块统一跟随芯片内最慢单元的时序运行。GALS架构试图挣脱这层物理约束、抬高活动因子,却只是把时钟带来的可预测闲置损耗,替换为无统一限速下、非线性、不可控的队列拥堵问题。

6 结论:平面芯片时代的黄昏

半个世纪以来,半导体行业始终遵循摩尔定律铺就一条看似简单清晰的发展路径:缩小晶体管尺寸、降低制造成本、持续提升时钟频率。但正如前文所述,物理规律终将形成硬性约束。

当晶体管尺寸缩减至数个原子的尺度,互联金属布线变得极细,信号传输路径却大幅拉长。处理器曾经受限于晶体管栅极的开关速度,如今则完全被内部传输通路的布线延迟τ所桎梏。

黑灯工厂模型所代表的二维平面架构,已经走到性能极限。伦特定律与库拉托夫斯基定理从数学层面证明,二维布线拓扑必然产生冗长的跨芯片传输路径。业界也曾尝试通过几何层面的折中手段规避该约束:先是极致深度流水线方案,最终酿成“兆赫兹迷思”中严重的散热失效问题;而后拆分全局时钟、引入异步分区架构,却又陷入排队论揭示的全域数据拥堵困局。

在此行业背景下,华为三维逻辑折叠架构绝非简单的封装优化手段,而是通过重构几何维度、从底层改变芯片热力学特性的深度创新。受地缘条件限制,华为无法获取制造3、5纳米超高能效晶体管所需的极紫外光刻设备,因此依托第三维度,从数学层面大幅压缩处理器关键路径长度。将芯片从二维平面正方形重构为三维立方体后,信号最大传输距离随晶体管总数的立方根缩放,而非二维架构的平方根,彻底消除横穿整片芯片的超长传输通路。

这套架构带来充裕时序余量,工程师得以在成熟的14、7纳米工艺节点大幅下调供电电压。降低电压可同时以指数级削减动态功耗与漏功耗,恰好弥补成熟工艺静态漏电突出的短板。这一几何层面的优化手段从根源缓解芯片过热问题,即便面临严苛的外部技术限制,华为依旧能在全球算力赛道保持强劲竞争力。

尽管逻辑折叠架构极具创新性,但它只是过渡方案,而非行业发展的终极形态。从二维转向三维堆叠,仍需攻克一系列全新物理难题,包括多层金属堆叠带来的布线拥塞、多层逻辑垂直堆叠衍生的严峻热密度陷阱。目前全行业都在全力攻关特种液冷散热技术,以求解决这类芯片“立体楼宇”的散热难题。有一点可以确定:当海外竞品企业未来同时结合三维封装的几何优势与5纳米以下先进制程晶体管的天然能效优势后,将构筑成熟工艺节点难以逾越的性能壁垒。

最终,我们回到文章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逻辑折叠究竟是真正突破物理桎梏的可行路径,还是在地缘技术封锁背景下催生的精妙营销叙事?抛开主观立场、立足数理物理客观推导得出的答案是,二者客观并存。华为将一套具备深厚物理支撑的架构创新,整合为清晰完整的企业技术叙事。但产业历史反复证明,划时代的技术突破往往诞生于严苛的外部约束之下。当摩尔定律尺度收缩与极紫外光刻两条捷径双双受阻,华为只能在其他厂商安于现状的架构领域大胆创新。

因此,本文整套推演揭示的内涵,早已超越单一企业的技术得失。半导体设计行业正式迈入后摩尔时代。未来人工智能革命及下一代算力系统实现算力跨越式突破的核心载体,将不再依靠在平面硅片上一味缩小晶体管尺寸的粗放迭代,而是源于精巧的架构几何重构、先进热力学调控思路,以及敢于搭建芯片立体堆叠“摩天楼宇”的创新魄力。

抛开地缘竞争的隔阂,全球科研领域都有理由期待华为顺利攻克芯片热墙。一旦实现,这不单是一家企业的里程碑,更将永久拓宽人类计算硬件的性能边界。平面芯片时代已步入落幕黄昏,三维硅基计算的曙光已然显现。

本文2026年6月29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纯科学 (),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 作者简介

汪涛


独立学者,《纯电动一统天下》一书作者。曾任中兴通讯国际市场副总经理,数码视讯国际市场总经理、全球投资总裁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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