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偏独恨顾颉刚？100年后回头看，“鲁迅剿袭说”是有道理的

鲁迅一生论敌无数，但他真正痛恨，至死也“不宽恕”的人，应该只有两位：一是前上司章士钊，另一则是前同事顾颉刚，都是要对簿公堂的主。此外都不过小打小闹，甚至多有点借机寻话头挣稿费的意思，好些不能太当真。

想鲁迅一生应该拢共涉身三场官司，就是前后与前教育总长章士钊、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以及时任中大教授顾颉刚，其实都涉及切实的利益关系。思想理念上的分歧尚可以容忍，但这方面鲁迅是向来寸步不让的：章士钊是让他丢了饭碗，李小峰是长期拖欠他巨额版税，而顾颉刚则是暗地里散播信息，指控他学术著作抄袭，可说分别关涉“事业”、“钱财”以及“名誉”三大方面。而在这三起骂战中，鲁迅最不肯原谅的，应该还是顾颉刚，自始至终“咬”住不放，无论公开的文章，还是密友之间的私信，都将顾形容得很不堪，找不到第二人有此特殊待遇。而今《鲁迅全集》里，“顾颉刚”及其一堆不雅外号都是高频词。相比之下，辛公德勇还是颇有风度的，他尽管那么痛恨王教授，可依然口口声声“学典大哥”，俨然当今二级教授“克己复礼”的典范，只怕不遑多让于彭林大师。

章士钊那边，鲁迅是打赢了官司，又连发了30多篇杂文口诛笔伐，大概是怒气发泄出去了，后面倒很少再提，恩怨大体了结；李小峰则毕竟还是旧学生，又长期合作早有默契，李实际相当于他的“经纪人”，离开了“北新”还真不好搞，后面更有熟人从中调解，对方将该给的钱补足就行，打一下推一把也就过了，略施惩戒而已，最终双方到底是和解了。惟有顾颉刚，他是真正的“还不能带住”，且有幸博得其“不名之殊礼”，私信里是“一獐头鼠目之而赤鼻之学者”，公开文章里则是不雅外号“鸟头先生”之类，去世前还在攻讦不已。以现在眼光看，这种“批评”法毫无疑问属于人身攻击性质，只不过，依那些鲁研家们看来，鲁迅做什么说什么似乎都是绝对正确的，他这么锤顾颉刚，人家老顾一忍再忍，但“最受污蔑的人”却依然是他们的“神主牌”。一切只问立场，同我就宽和气似春，异己则严畏如斧钺，端得好一个“人言可畏”。

至于为何会得罪“师长”鲁迅，并且那股仇怨还会日益加剧，似乎永远得不到释怀，顾颉刚自己也有过一些揣测，但根子是一直清楚的，毕竟两人共同师友一大堆，信息传递通道从未关闭。顾的1926年1月17日记，说“予近日对于鲁迅启明二人甚生恶感，以其对人之挑剔垢淬，不啻村妇之骂也”，彼此矛盾已现端倪；到了次年的2月11日，则直接“揭底”，说“鲁迅对于我的怨恨”根源在于“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哪文学讲话》”，点名鲁迅学术著作是“剿袭”，即今之所谓“洗稿”\“剽窃”，也就是文人行的“集中作贼”。而鲁迅那边的“消息”也是明确的，在他自己尚未“公之于众”之前，也应该在友朋间有所解释了，且顾颉刚也听到了传言。所以在随后的3月19日，当粤籍老友容庚来问为何不去广州中山大学就职时，顾颉刚明确回道：“因鲁迅在那边作教务主任，他因我指出《中国小说史略》的蓝本，恨我刺骨，时时欲中伤我也”，可说将双方矛盾焦点坐实了。

此外的分歧，不过“鹅鸭之争”的细事叠加。比如鲁迅觉得顾是“胡（适之）党”，处处要为难他，且“十分浅薄”，《两地书》中多有表露；而顾认为鲁迅妄自尊大且不能容人，“不许别人好，要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远享有自己的骄傲与他人的崇拜”（日记1927.3.1),彼此一开始就成见很深，互不信任，还颇有恶感。人就是这样，互相之间早看不顺眼，后面什么龃龉冲突总是要来的。顾颉刚暗中给鲁迅论敌“通风报信”，指认他搞学术“剿袭”，可说是累积的摩擦终于找到了一个锚点；而鲁迅又很快侦知提供“弹药”最有力者即顾颉刚，可又引而不发，都是很颇堪玩味的微妙点（连胡适到老都以为始作俑者是张风举，老张不幸背了黑锅数十年）。至此，我们其实也已可理解到，为何鲁迅那么痛恨顾颉刚，那份恨意之深之久可能超过所有同行，盖对于一个以立言为业的文人来说，钱固然不能没有，铁饭碗也务必要保住，但两者都没有“名誉”重要，尤其是“抄袭”这种指控。身为作家学者，这个罪名要是成立，可说是永世不得翻身，“千载之后犹有余戮”的。彼时的文化人，还是特在意这种事的，不像如今，抄袭者大行其道，转身还要送指控者一个“反诉”。

鲁顾这个事本身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过去的解读，以我所见还是不得要领的，似乎“事实”已然清楚，可细节推敲起来总又不对劲，好些应对都不在情与理之中，细究起来不免云里雾里的的。比如，从顾颉刚那一方来说，他为何那么肯定鲁迅抄袭了，晚年日记中还为此自诩一生从未说过假话（“予惟自誓不说一谎话而已”），也可说从未就此事有过道歉或反省，直到1975年给陈则光的信中还言之凿凿那书有部分是“钞来的”，晚年被迫检讨也避而不谈要点，何以至此，何以会那么坚信，难道仅仅是一种性格上“永不悔改”固执？更何况，他本是一个“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纯学者，此前又与鲁迅无冤无仇的，还时不时登门请教，两人走的路都不一样，并无明确的利益冲突，难道仅仅出于一种莫可名状的恶意？这是很难说通的。再比如，鲁迅那边的回应其实更出人意料：开始数年，他都是不敢言而敢怒，从未主动提及著作“剿袭”这个事，更忌惮将笔口对准“爆料者”顾颉刚，只是各种含沙射影的讥讽，似乎也有难言之隐，不希望这个事扩大；反倒是老顾一直很光明磊落，1927年7月24日主动正面矛盾，树“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提笔给鲁迅去了一信，质问说“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表示如果再这样攻击下去，最好是“法律解决”，因为笔墨口舌之争是永远说不完的，这其实是很公正的解决之道，好比现在的学术不端指控或名誉毁谤案件吵来吵去没有意义，让“法院”或“第三方调查机构”介入才是善策，偏偏鲁迅奇怪地不敢接招，赶紧回避了，回信也不敢接茬；直到数年之后的1929年盐谷温那书“全译本”出版，尤其是1935年的《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面世，另一“事主”盐谷温都确实并无“剿袭”之后，鲁迅似乎才真正找回了底气，以为终于冤屈洗刷，然后不断放胆肆言，好像觅得了“尚方宝剑”，这种急剧的态度转变本就是“别有隐情”，大有文章可做的。天下谁人不知，鲁迅的经典作风，就是讲求“韧的战斗”，连“落水狗”都要痛打的，何以到了自己最铭心镂骨 的事上，反倒显得心虚了，难道不蹊跷么？偏偏我们当代的专家教授，即便重炒冷饭，也依然是人云亦云，懒得思考其中奥妙，直接给顾颉刚定一个“造谣”帽子就了事，然后心安理得发C刊论文了。连学院外的胡文辉，当年写那篇《鸟头与红鼻》解读此事，照样如坐云雾，止以导迷。

近读李彤那部新书《红学外史》，发现老先生在扯挦红学圈八卦之余，漫谈中闲笔一荡，居然也讨论到了鲁顾这桩公案，不仅要言不烦，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者，且难得毫偏不置于胸，斯其持平之论矣，可说是我迄今所见最明白通透的意见。大言不惭地说，我自己过去有很多想法与推论，差不多都与之不谋而合，而此前更多愈想愈氛浊的疑点，也就此得到廓清，真是很感谢。简单来说，这个事的是非曲折是可以很清楚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其实有两个“版本”，一是1920年前后他在北大等校讲授小说史的“油印讲义”，另一则是此后数年不断增改并于1923年正式出版的“定本”。话说到了1925年，顾结识同乡且精通日文的陈彬龢，陈此时翻译出了盐谷温那书“全文”意在出版，而顾颉刚作为兼职“出版商”正是审核者，加之他彼时自己也正集中心力研究小说史，要么极可能早先就看过鲁迅那本讲义，要么就是此时曾拿来对勘陈彬龢的译本，所以立马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但起初并未声张。到了1925年，女师大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顾颉刚既与陈源那一派交情颇深，且据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说法，顾对鲁迅那方的“幕后人物”李石曾很不满，于是在双方骂战方酣之际，私下里跟陈源谈到了这个事，而正节节败退中的陈源如获至宝，立马写文公开了这个事，至此“马蜂窝”就彻底炸开了。顾颉刚应该要求过陈源不得透露“信源”，而鲁迅很快洞悉内情却长期佯装不知，双方就这么你来我往“暗斗”了两年多，直到顾颉刚受不了了主动找了法院发了“传票”，此事才得以公开化。

至少在当时，彼此的攻守之势是很分明的：顾颉刚是有恃无恐，俨然证据在握，但又并不想裹挟其中，为此浪费时力，因为他太忙了，也确实一生都不好斗，最多搞点“学术辩论”，他本性就不是一个咄咄逼人者；而鲁迅明显是守状，不敢正面硬抗，只是皮里阳秋阴阳，甚至都不愿谈“异曲同工”这个事，是一反常态的奇怪。问题出在哪里？其实揭开也很简单，据黄霖、顾越发表于1999年第六期《复旦学报》的那篇《盐谷温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论文，他们曾找到1920年油印讲义本《小说史大略》与盐著细细比较，发现“讲义本”17篇除了最后三篇，其余无论是基本框架还是具体论述，“都与盐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有不少观点和材料都是直接从盐史中借鉴而来的”；到了2005年，学者钟扬专门比对两书有关《红楼梦》的论述，得出结论是鲁著这部分论述“皆复述”盐书，就连盐著“卖了个破绽”出错的地方，鲁迅也跟着错了（见《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四辑）。更要命的是，这本“讲义稿”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盐谷温”一个字，更别说注明“征引”了。如此一来，这桩著名的学术史疑案，如果排除人事上的干扰，其实就可以基本定谳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初稿本”，确实大量“剿袭”了异国同行盐谷温的成果而不名，而顾颉刚是最早发现者，他当初的“指证”其实并没有错。只不过，数年之后，鲁迅这本书正式出版时，是经过大量增改的，早就无复旧观，所以世人一对读，感觉完全是两部书，包括盐谷温自己也不觉得有问题，殊不知顾颉刚所指并非“定本”。专家诸如胡适觉得鲁迅被冤枉了，后世读者也大方给顾颉刚送了一顶“造谣者”徽号，可说都搞错了方向。如此理解，也才能明白老顾当初为何那么笃信，而迅哥儿又何以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我想，问题的根本就在于这种“讲义本”该如何定性的问题。依现在人观念，这种油印讲义本无非教师的“教案”，当然是不能当“著作”看待的。但在民国，出版业还不够正规，大学讲义本完全可说是“半出版物”，尤其是所谓“老北大讲义”，是要登记在案，并且默许传播的。且彼时学者在正式出版前，也往往会先以油印本形式问世，比如顾颉刚自己的《中国上古史讲义》，就是先有油印本后才印刷成书，直到1940年代各大研究所也习惯以油印论文单行本方式“正式发表”。可以说，以当时人的一般共识，鲁迅的那本油印本小说史著作“初稿本”大量“借鉴”盐谷温却不说明出处，“剿袭说”无疑也是可以成立的。但事情微妙就在于，油印本且还是讲义，说到底终究不是正式出版物，当时的鲁迅绝大概率并无心“异曲同工”，他只是仓促要教课，然后又急切切地递交了那份讲义，可能以为也就是“讲堂实录”，自己在台上讲，下面学生所有参考的，哪里顾得上什么“学术规范”呢，可如此以来就落了口实，真欲辩无词。这自然也不是要替鲁迅曲为辩解，因为后来《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定本”出版时，就完全改了旧辙，可与盐谷温那书并行而不悖了。总结来说，顾颉刚的“指控”是有道理的，并非什么栽赃，设想当时的他真要深究下去，鲁迅只怕词锋再厉，其实也很难收场的，他还得庆幸老顾不是“抒情的森林”，也不是肖鹰辛德勇，真不愿意搅在其中，是秉性宽厚见好就收，得饶人处且饶人。而鲁迅一时不慎，出现了巨大疏忽，当然也背负了骂名好些年，也算付出代价了。

所以要我说，这桩恰好整100年的“民国学术大案”，其是非曲折，一直都是很清楚的，只是有太多的“研究专家”要么头脑昏涨，要么“别有怀抱”，不愿意订正明白，反倒将极简单的事越搅越浑，尤其是那些“吃鲁迅饭”的教授们。我想，无论学术界，还是世俗间，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的，只讲立场，不分是非，只急于站队，压根不在乎事实真相，更不在乎谁有理谁蒙冤，一切争论似乎都随之奇奇怪怪起来了。从这一点看，韩石山当年放言说，“鲁研界无高手”，当然也是不免偏颇，因为当代“鲁研界”并非没有“高手”，文过饰非的高手多的很，他们其实就是“无是非”，只看立场。这才是本地“斯文圈”最可悲的地方。

2026.8.4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