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虹教授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类媒体上。
关于她的话题,从学术成就到公共发言,从教育理念到社会观察,几乎每一篇都能引发广泛讨论。
人们讨论她的观点,争论她的立场,也惊叹于她的履历;
16岁考入北京大学,青年时代的数学天才,如今站在学术高地上的知名学者。
但我们今天想聊的,不是她的学术成就,也不是她的公共言论本身。
我们想聊的,是她身上一种显而易见、却很少被单独拿出来讨论的特质:她敢说。
在任何一段公开视频中,你都能看到这种特质:
教授坐姿挺拔,目光不躲闪,语言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
面对不同意见,她不回避;面对敏感话题,她不绕弯子。
她的表达有一种罕见的直接,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而是笃定的、自洽的、不需要过多修饰的那种。
这种“敢说”的能力,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是一种稀缺品质。
但我想:只有成功才会让一个人敢于表达吗?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越来越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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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虹教授的童年、她的家庭、她如何被教育,我没有一手资料,不妄加揣测。
只知道她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普通家庭。
但我可以观察到的,是她作为一个成年学者,在公共空间中展现出的表达模式。
这种模式有几个鲜明的特征:
一:她在表达时没有明显的自我审查
很多人说话之前,会先在脑子里过一遍:
这句话合不合适?会不会得罪人?别人会怎么看我?
这个过程叫自我审查。
适度的自我审查是社交的必要,但过度的自我审查会让人在开口之前就消耗掉大半的勇气。
观察王虹教授的发言,你会发现她的自我审查机制似乎设置在一个比较低的阈值上。
她不是在冒犯,而是没有花费太多精力去防范。
这说明她内心深处有一个基本假设:
我说的话,即使有人不同意,我也能承担相应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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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她在面对质疑时没有明显的防御姿态
当被质疑或反驳时,她没有表现出慌乱、愤怒或退缩。
她的回应依然是逻辑清晰的、就事论事的。
这说明她不需要通过赢得每一场争论来维护自我价值。
她可以接受自己可能错了,而不觉得那是人格的崩塌。
三:她的表达不是为了被喜欢,而是为了说清楚
有一些人是为讨好而说话,有一些人是为证明自己而说话。
王虹教授给人的感觉是第三种:她说话,是为了把一个问题说清楚。
这种表达动机,让她不需要在别人喜不喜欢这个维度上耗费心力。
这三个特征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心理画像:
一个在表达上高度自由、高度安全的人。
而这种表达的自由与安全,恰恰是我们在大量青春期孩子身上看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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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宇来到基地已经两个月了,他今年15岁。
来基地之前,他已经休学半年。
休学的直接原因是拒绝上学,但深入了解后发现,更深层的状态是拒绝交流。
在家不和父母说话,和同龄人也几乎没有社交。
他能用一个字回答的问题,绝不用两个字。
第一次见他,他坐在我对面,眼睛盯着地板,手指不停地抠裤子上的一个破洞。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两个字。
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了一个数字。
我问他喜欢什么,他沉默了很久,最后摇了摇头。
后来,在一次团体活动中,他忽然开口了。
那天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游戏:每个人轮流说一件“最近让自己有点开心的事”。
轮到小宇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说没有。
但他犹豫了几秒钟,说了一句话:“昨天……我看到外面有只猫。”
就这一句话。
但在场的辅导老师都注意到了这个时刻;
他主动开口了,在没有任何人点名、没有任何人逼迫的情况下。
也就是从那天起,小宇开始一点一点地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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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小宇的沉默不是天生的。
他在小学阶段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会说话,会交朋友,会在课堂上举手。
变化发生在初中。
随着学业压力增大,父母的期待值越来越高,家庭沟通的方式从商量变成了命令,从听你说变成了你听我说。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小宇的经历不是特例。
它揭示了一个被很多家庭忽视的心理过程:习得性沉默。
习得性无助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指的是当一个人反复经历失败且无法控制结果时,会放弃努力;
而习得性沉默则是这个概念在沟通领域的延伸;
当一个人反复经历表达之后被否定、被忽视、被惩罚时,他会放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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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父母意识不到,孩子的沉默不是没有话说,而是不想对你说。
一个在家里闭口不谈的少年,在心理老师的辅导室里可能滔滔不绝。
这说明什么?
说明孩子的表达能力并没有丧失;
丧失的是表达的安全感。
王虹教授那种“敢说”的能力,到底从何而来?
心理学的研究已经给出了一些普遍性的答案。
一个人能够在公共空间自如表达,需要的不是口才技巧,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心理安全。
一个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心理安全,包含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表达安全:
我说出来的话,不会招致惩罚、嘲笑或冷漠。
这不是说父母必须同意孩子说的每一句话。
而是说,即使不同意,也要让孩子把话说完;
即使觉得幼稚,也不要用轻蔑的语气回应;
即使觉得不对,也要先确认自己听懂了。
第二,错误安全:
我犯了错,不会因此被全盘否定。
很多孩子不敢说话,是因为怕说错。
他们怕的不是我说错了这个知识点,而是我说错了说明我这个人不行。
这种恐惧,往往来自家庭中的过度纠错。
当孩子从小到大每一次错误都被放大、被追责、被当作不够好的证据,他自然会学会少说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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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情绪安全:
我的情绪,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可以存在。
“不许哭。”“有什么好生气的。”“你一个小孩子哪来的不开心。”
这些话,很多父母都说过,而且觉得自己是在管教;
但情绪无法被禁止,只能被压抑。
当一个孩子的负面情绪不被允许表达时,他失去的不仅是表达情绪的能力,更是感受和识别自己情绪的能力。
第四,独特性安全:
我可以和别人不一样,不用时时刻刻做别人家的孩子。
当家庭中弥漫着浓厚的比较氛围,孩子会形成一个认知:只有符合某种标准,我才值得被爱。
这种条件下,孩子说话之前会反复掂量:这句话符不符合“好孩子”的标准?
如果不符合,我最好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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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基地,所有工作围绕一个核心展开:
让孩子重新相信,这里是安全的。
这五条,既是基地每天在践行的事,也是我们想给所有家长的建议:
一,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只听,不说
对孩子说:“我想听你说说最近的事,什么都可以,我保证不打岔。”
然后真的闭嘴。听完说一声“谢谢”。
你可能发现,他有很多话,只是缺一个被允许的出口。
二,用接住代替回答
孩子说出让你意外、不舒服、甚至有些过分的话时,先别急着反驳或教育。
让他知道:你说的,我收到了。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谢谢你告诉我。”“听起来你挺生气的,我能理解。”
接住不等于同意,只是告诉孩子:你的表达抵达了,没有被挡回去。
三,创造无目的相处
不是每一次在一起都要有意义、有产出。
有时候,只是并肩看一集无聊的综艺,只是他打游戏、你在旁边看书。
这种无目的,恰恰在告诉孩子:我和你在一起,不是因为你今天需要被教育。
四,把你敢不敢换成你想不想
激将法只会让开口变成一种考验。
不如说:“你想说的时候再跟我说。”“没关系的,不用急。”给孩子沉默的权利,反而是让他开口的最好方式。
五,先改变自己,再期待孩子改变
很多父母来基地时的诉求是:“老师,你帮我把孩子变好。”
但我们必须坦诚地说:孩子的问题,往往是家庭系统问题的信号灯。
要修好这盏灯,有时候需要调整整个电路。
注意一下自己是不是总打断、总给建议、很少看着孩子的眼睛听他说完。
改变自己的沟通模式,比要求孩子大胆一点有效一万倍。
每一个沉默的孩子,都有开口的潜力。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每一位青少年,都值得被允许用自己的节奏,走向属于自己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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