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中国社会的人情异化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这些年，人情异化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不过，不同的社会结构，人情异化的表现差异极大。

一

在两湖平原、武陵山区一带，社会原子化程度比较高，人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主要方式，人情往来具有极强的功利性。通过人情往来，人们积累社会资本，获取经济收益，服务于需要互助的社会事务（如白事举办）。由于大量人口外流，本就没有内聚力的农村社会，使得人情的交往的功利性越来越强，人们举办人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炫耀地位，获取经济利益，走人情的主要考量是为了保持社会网络，以备丧事举办（有人来帮忙）。

人情的表达（恭贺）功能已经流失，亦无积累社会资本的功能。甚至于，举办越多，社会资本就流失得越快。因为，每举办一次，无论是办酒席的人，还是吃酒席的人，都在计算。一计算，都觉得不划算。举办酒席的人家，得通过大操大办来彰显面子，让亲朋好友愿意来走人情，所以耗资巨大。而走人情的人家，无非是吃一两餐饭而已，却要出少则几百，多则几千的人情。人情的名目繁多，负担极重。

于是乎，亲戚朋友内心都在相互蛐蛐，那些上次办酒还不过一年，现在又办，关键是看得见的过段时间还得办。只要两年不办酒，简直是要亏死了。

因此，只要有机会，亲戚朋友间一定断了往来，一走了之，永不联系。

现如今，有些人家的年轻人已经进城生活，看得见地不可能“顶门户”，亲戚朋友就看在眼里，哪怕是老一辈还走，但大家都在防备着，这家人如果要“跑路”，还不如及时止损，先下手为强，断了往来。

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大操大办，其实是表象，本质是人情异化，人们借着酒席来获得经济利益。大操大办看上去是“传统”，具有面子竞争的意思，但本质上是借由“排面”让人来走人情，怎么着都会赚一些。

关键是，就单次酒席而言，主人家可以赚，走人情的纯亏。但因为大操大办，酒席成本太高，消耗太大，无论怎么着，长久看都是亏的。除非是不要脸的家庭，举办酒席的频次过高，还勉强可以维持“不亏”的境地。

简单说，这些地方的人情，就是透支社会信任的一个机制。人情举办之多，酒席的繁华与热闹，并不能说明这个社会有活力。恰恰相反，人情是社会崩溃的加速器，说明社会正在瓦解，这是社会解体的征兆。

二

南方宗族性地区，人情的变化是另一种形式。大多数宗族村庄，虽然血缘和地缘网络还比较完整，社会整合程度比较高，但奈何人口流动同样加快，传统的人情机制也在发生异化。

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宗族村庄中，人情具有多重功能。

首先是表达功能，一家人有喜事，大家送上红包表达恭贺，有不幸的事，也要送上人情表示慰问。办个酒席，主要是一种集体仪式，家（庭）事变（家族）公事。因此，酒席的礼仪极有规范，礼金的多少，酒席的档次，人情的范围，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定。人们不需要通过办酒席，走人情去建构关系，因为社会关系是先赋的，是不需要经营的。一个人为人再差，正常情况下也不至于自绝于家族；两家人哪怕有矛盾，人情还得走。因为，酒席不仅是私事，还是公事。上一代人有仇，下一代人亲密无间，是常有的事。

其次是互惠功能。早年大学生少，上大学的花费比较大，摆酒请客，于公而言，表达了家族荣光，体现出人才辈出，于私而言，一方面的确是喜事，另一方面的确可以通过请客收礼把第一年学费给凑足了。因此，互惠一方面具有人情往来的意思，天然具有众筹功能。

再次是一种荣誉机制。和其他地方有差异的是，人们往往不是站在本家私利来看，而是从“公”的角度看问题。一个家族有人出息了，大家出钱出力让他在外有更好的发展。有朝一日，他发达了，就得反馈家族。这种互惠理解，极其强大，对于受惠者而言，几乎是一个魔咒，一辈子都走不出来。所谓的乡贤，哪怕没能力为老家办事，也要硬撑着，捐资总是少不了的。要是有一官半职，那几乎是赤裸裸为家乡的发展忙前忙后，无怨无悔。

对于家族精英而言，为家族争光，为家乡办事，是地方性共识。不仅精英们心里清楚，村庄社会亦流行这一种舆论压力。谁要是出去了，多年不理老家，或是理了没达到大家预期，那指定会有不少流言，说某某人当年是大家资助的，结果发达了，却不想着家里。言下之意是，这人太自私了。

不少南方的宗族社会，越来越不在意表达，不在意互惠，办酒席，走人情，大家都觉得麻烦。和部分中西部地区比较，一家一户出于获取经济利益的角度去办酒，的确动力不大。由于人情的规范性太强，礼金收入和办酒成本大体持平。关键是，办一场酒，累死人，大家都简化了。因此，表达具有纯粹性。比如，某家有人生病了，有人考大学了，有小孩出生了，都主动上门，送个红包，表达一下就行了。主人家也没必要办酒，待到别人家有事，同样上门表达即可。

但人情的荣誉机制却越来越强大，“慈善”的功能得以凸显。在很多地方，无论家族大小，都会有宗族基金，用于族内互助。如果宗族比较大，人才辈出，老板多，基金充足，其对族内弱势人群的保护功能极强。但如果家族小，理事者就会动员大家资源捐资，表达慰问或资助。

由于具有“慈善”性，精英的荣誉机制就显得特别有压力。在人们的眼中，过往的人情含义被过滤了。比如，当年你上大学办酒，大家去走人人情，表达和互惠的含义已经不重要了，但“资助”和荣誉的功能被重新加工，迫使村庄精英在现如今的家族慈善事业中起作用。

关键是，考上大学，当上大官，发了大财，都是家族荣光。既然是家族荣光，当事人就得主动表达，把自己的“发达”归因于大家的支持。于是乎，一个家族精英的成长轨迹是，越是年龄渐长，事业越大，人们的期待就越高。如果总是不能兑现，就难保有人憋不住，各种怪话就会流行开来。

可见，在南方宗族性地区，人情的日常表达和互惠功能在减弱，酒席越来越少，大家都怕麻烦，不愿意往来。但人情的慈善功能在增强，其内在的社会机制是社会分层背景下的荣誉机制。这种机制，对普通人没作用，但对精英却有极大的约束作用，督促作用。很多宗族地区的家族和村庄慈善事业发达，本质上是人情变化的结果。

这种结果，很难评价是好是坏。人情如果只是一种“慈善”和“荣誉”机制，那么，这必定是一种社会分化机制，家族事业只能是精英的游戏，普通人没有参与的资格。客观上说，慈善事业这一社会整合功能的背后，潜藏着极强的社会排斥机制。

总体而言，这也是共同体解体的一种表现。

三

北方的人情是另外一种景象。

北方农村地区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村庄社会内部有诸多小集团，各个小集团间围绕面子和资源，以及村庄权力，展开激烈竞争。因此，其人情其实具有双重属性，对于小集团内部而言，主要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对于小集团外部而言，主要是一种社会竞争机制。

大概是20年前，我们在豫北农村调研时，便亲眼目睹了当地人情竞争的白热化。有一家人办丧事，大夜之际，请了两个戏团唱对台戏，哪个戏团唱得好，哪个地方聚集的观众就比较多，主人家就多奖励。为了吸引观众，两个戏团都想尽办法吸引观众，久而久之，就难免出现“丧事上跳脱衣舞”的景象。我们在开封农村调研时，亲眼目睹了歌舞团的钢管舞和脱衣舞表演，不得不说，其表演水平够高的。

因此，酒席几乎是一个社区盛事，是一种公共文化活动。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来看戏，看戏就是给面子。为了组织好一场酒席，本集团的人就得分工合作，帮忙的帮忙，待客的待客，维持秩序的维持秩序。一件红白事办好了，不仅是这家人有面子，而是这家人所在的门子有面子。

因此，北方农村人情的异化，主要是表现在公共活动的越轨问题。如果说，中西部地区移风易俗的重点是大操大办，那么，北方农村地区移风易俗的重点则是对伤风败俗的文化活动的规制。

如果回归到人情的本质，可能北方农村地区保留得是比较完整的。人情的表达、互惠功能都比较完好，还在发挥社会资本循环的作用。特别是在近些年，以年轻人结婚为中心的家庭再生产，负担越来越重，也越来越难。因此，人情互惠就极其重要。

暑期在河南济源农村调研，发现在空心化背景下，当地还保留了极强的人情秩序。年轻人结婚需要彩礼、购房、买车，对一个家庭而言，是一大负担。在很多地区，主要是通过向银行或私人借贷的方式来解决。但在济源农村，人们主要是靠亲戚朋友间带有人情性质的周转解决的。

让人惊叹的是，这种纯民间的周转，数额巨大，为儿子结婚周转二三十万是正常的事。同一个亲戚，不仅父亲可以以“要娶儿媳妇”的名义去借，儿子也可以以“要买房”的名义再借一次。小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之强，让人赞叹。这也使得，当地在社会巨变的过程中，还保持了比较好的社会秩序。

只不过，哪怕是在北方地区，济源农村可能是例外，大多数地区的人情链接，已经没那么强大。这也就可以理解，不少地方还流行彩礼贷、私人借款。从趋势上看，小集团的解体，也是迟早的事。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人情，总体上逐步丧失了社会整合的功能。只不过，人情的异化方式却又有极大差别，有些地方表现出越来越疯狂，大有最后捞一把之势；有些地方悄无声息就没了，人情冷漠出现了；有些地方还在顽强坚守，却扛不住社会负担太重，人情已经没办法支撑社会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