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欣：郑天挺教授的元史教学与思考

一

郑天挺教授是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先后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任教，担任过北京大学秘书长兼历史系主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组长、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等众多的学术领导职务。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期为数不多的几位历史学国家一级教授之一，亦是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中重要的领军人物。

郑天挺教授治学重点是明清史，是公认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明清史专家之一，同时郑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明清，他求学时曾受业于刘师培、黄侃、钱玄同，有着极深的国文、音韵、校勘、地理和民族史学功力。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除明清史外，先生先后开设过“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明清史”、“中国近代史”等多门断代史和“文论”、“古地理学”、“校勘学”等多门专史，并先后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历史上的入滇通道》《关于丝绸之路》等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仅是郑先生著述中的极小部分，他还有相当多的手稿和授课讲义尚未公布。

2009年是郑天挺教授110年冥诞，承郑克晟教授支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计划整理出版一批郑先生当年讲授唐、元、明、清各断代史课程的讲义，《郑天挺元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就是其中的一部。

郑天挺教授关于元史研究的论述最著名的是《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这篇论文将学界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经常使用的徐一夔《织工对》所述时期考定为元末杭州之事，其精细周密的考证和结论被元史学界赞誉为“无懈可击”的经典。作为中国史和民族史领域的大师级学者，郑先生对元代历史的其他方面也有着自己系统的思考，只是由于这方面的论著少，不为外界所知。《讲义》是先生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在北京大学准备和讲授“元明清史”及在南开大学开设相关讲座时的讲稿资料，可以说比较集中的反映了先生对元代历史的主要观点。我们能够从讲义中看到，在当时条件下，郑先生的许多敏锐观察和真知灼见。

二

用资料卡片授课是郑天挺教授一贯的风格。本讲义的基础就是他在十几年里为授课和展开研究而辛勤记录积累下来的五、六百张札记卡片。郑先生治学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实证求真，故以前有人说他属于“史料派”。《讲义》的这些卡片大都是在各种条目之下选择相应史料和专著观点并加上批注而成，反映了先生重视史料批判，立足文献分析，强调言必有据的学术态度。以史料述史是一种较老的国学方式，但并非已经过时。这种以基本史料支撑，加以概括性评述的结构不同于史料汇编，其条目、资料选择和评述实际上蕴涵着编录者对一代历史的理解和诠释，体现着编录者的史观。人们多把这种不同于通论性章节体著述的体载归属于“史徵类”。近年来这种体载重又受到学界的重视，有一些新的史徵类著作问世。《讲义》很大程度上亦可以说是一种史徵类的教材。

应该指出，20世纪40-50年代的元史研究在史料基础建设上还处于相对薄弱的时期，重要的域外第一手史籍如波斯文《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尚无中文译本，其他语种译本能看到和使用的人也极少。中文基本史料如《元史》只有殿本、百衲本甚至改动很大的清道光本行于世，《元史》和其他正史的点校整理还未提上日程。《元典章》元刊本即使专家也不易看到。20世纪40-50年代又正逢国家发生巨变(从讲义卡片记录中可知，不少卡片记录于1948、49年，甚至是在北平围城期间),郑老本人需要面对从动荡到新政治局面的环境变化和新的理论，工作调动，生活亦不甚稳定。但即使在如此条件下，郑先生仍然在从事明清史和其他断代史研究的同时，尽可能查阅、精读、记录了所能看到的元史及相关资料。粗略统计，《讲义》卡片记录、参引和介绍了120种以上、数百卷(部)的典籍书目，其中中文史籍80种以上，外文论著和译著则包括了日本、英国、瑞典、德国、俄苏等多国学者的成果。先生的勤奋和扎实令人感佩。

精研史料、体系完整；见微知著、视野开阔；眼光敏锐、思考深刻可以说是《讲义》的突出特点。从条目看，讲义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宗教、民族、地理、对外关系等一部断代史所应涉及的几乎各个方面。尽管自上世纪50年代迄今，元史研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但郑老对许多条目的阐微发覆，对不少重大问题的洞察前瞻使《讲义》至今仍有值得学界及后学学习和参考的重要价值。

下面谨就《讲义》中部分条目谈谈我们的体会。

《讲义》政治类下共有74个条目，涉及9—14世纪政权及王朝更替(第1、15、16条)、北方民族与中原关系的特点(第14条)、蒙元历史要点(第2条)、蒙元世系(第3、4、5条)、成吉思汗生平及评述(第6、7、11、12条)、蒙古早期社会组织及阶级(第8、9、10条)、蒙古征伐及周边民族和政权(第17、18、20、21、22、23、45条)、蒙古帝国与四大汗国(第27、28、29条)、窝阔台及统治(第24、46条)、蒙古继承制度(第31条)、忽必烈及元朝的建立(第32、33条)、蒙汉统治方针及胡汉文化的斗争与交流(第34、35、36条)、元汉、南人政治活动和元廷对汉南人的政策(第37、38、39、40、41、42、43、44、46、47、48、55、56、57条)、元色目人及其地位(第48、49、50、51、52、53、55条)、元代种族及待遇(第54、55条)、元代政区(第58、60条)、元中央与地方官制(第59、60、61、62条)、元诸王分地与赏赐(第63、64、65条)、蒙古特有制度(第66、67、68条)、元代某些阶层(第69、70、71、72条)、元代经济中的问题(第73、74条)共21个方面。

蒙古祖先传说和先世世系是蒙古历史展开时首先要遇到的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国内学者洪钧、屠寄、陈寅恪、韩儒林等学者已先后对此有所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祖先传说中苍狼、白鹿说的多民族间文化影响。国外学者以符拉基米尔佐夫为代表，注意到了世系传说背后的民族学意义,而有关世系传说中部族发展的演变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展开，则主要在50年代后才有更多研究问世。这方面的史料，原始性最强的是波斯蒙古通史《史集》和《蒙古秘史》。国内当时尚无完整的《史集》译本，《蒙古秘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郑先生在第4、5两条逐句分析《蒙古秘史》,他否定了后出的《蒙古源流》谓蒙古祖先孛尔帖亦那(苍狼)和豁埃马兰勒(白鹿)乃男女二人之名字的浅见，强调了此传说的图腾意义。而后用按语勾勒出《秘史》记录中的蒙古祖先时期的社会和民族情景：蒙古祖先部落乃迁徙而来；阿兰豁阿时是母系社会，家产属女子，此后转入父系社会(此说在后“民族”类204条中有进一步阐述。),孛端察儿与其兄同母不同父，朵奔蔑儿干以上十一世是其兄之祖，与成吉思汗无关，故《元史》元代世系始于此是也；蒙古早期捕猎为生，兼畜牧；已知火烤熟食；有奴仆；住草庵(非毡帐);吃马乳；有衣服；掳掠成风；实行收继婚。这些按语虽每句不长，却句句切中要害。蒙古祖先乃由额尔古纳河以东山地迁来，原先渔猎兼牧业，并非草原民族，这个十分关键的史实现已通过大量其他材料的补充研究为学界公认。至于朵奔蔑儿干以上诸世与成吉思汗无关，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蒙古部的变化提供思路。蒙元史学界现大都认为蒙古部落原先是属于室韦联盟的森林部落，迁到草原后可能和某个突厥部落有过联姻，从而受到突厥影响而转化为草原游牧民，血统也发生了变化。邵循正先生发现，《蒙古秘史》载朵奔蔑儿干以上三世为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其妻为忙豁勒真豁阿。忙豁勒即Mongqol(蒙古),豁阿意为“美女”,忙豁勒真豁阿即“蒙古部美女”。“孛儿只吉”为突厥语，意为“蓝色目睛”,从其部落名称和外貌看，他应为突厥部落。这一代实即作为父系的突厥部落和作为母系的蒙古部落的结合，也就是说，这一代的父系祖先还不是蒙古人。其后孛端察儿首次以“孛儿只斤”作为本部姓氏，体现出父系力量的强化。这一点支持了郑老关于从孛端察儿开始进入父系时代的判断。但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和忙豁勒真豁阿在《史集》中不载，学界认为是《蒙古秘史》有意臆造，甚至苍狼与白鹿的传说也是后世附会补充重造的，都是进入草原以后的产物。我们所能知道的是阿兰豁阿时的蒙古部肯定实行外婚制，和哪一个部落通婚已不可晓，突厥部落的可能性较大，这种突厥影响的痕迹就在后代蒙古人补充累加的祖先传说中体现了出来。而和朵奔蔑儿干并无血缘关系的孛端察儿系与朵奔蔑儿干以上“祖先”的关系也就只能是一种臆造的联系。郑老认同《元史》以孛端察儿为成吉思汗可靠家族祖先的看法是合理的。

成吉思汗的生平一直是学术讨论的热点，在评价上郑先生引用介绍了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的观点。对于如成吉思汗生年、成吉思汗即汗位的时间等学界一直有争论的问题，《讲义》中也有所谈及。关于成吉思汗的生年，中外史料和学者有多种说法：中国史籍《蒙鞑备录》记为1154年，《元史》等记为1162年，《史集》记成吉思汗生于1155年，俄国和前苏联的学者多采用此说。伯希和据元代的两部材料的记载考订成吉思汗出生于1167年，西方学者不少赞同此说。郑老在第6条依次介绍了《元史》、《蒙鞑备录》和引用《史集》说的《元史译文证补》、《新元史》的三种不同年份，但他明显倾向是使用1162年的。1962年、1996年，邵循正、周清澍、李治安分别撰文论证成吉思汗当生于1162年,目前这一观点已为国内学界普遍认同。有些史料记载铁木真在统一蒙古过程中曾两次即汗位(1206年是第2次),《蒙古秘史》记载了《元史》未记的第一次称汗，却未记称汗之年，《蒙古源流》记为己酉年，即1189年；沈曾植的《元秘史补注》认为铁木真首次称汗为1183年或1184年。郑老经过分析赞同日本学者观点，认为1189年铁木真首次称汗说较为可取，并正确地指出：“其第一次即位，非称(成吉思汗)号即位，乃降者日多，大宴于斡难河耳”。谨慎的郑老在此还补注：“此事待考”(第12条)。对1189年说，2002年，余大钧先生在其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中经考证进一步予以了肯定。

早期蒙古社会的结构是郑先生关注的重点，在此政治类中有三条涉及(8、9、10),另在社会类中有集中讨论，下文另述。令人感兴趣的是此三条之一“蒙古的牧奴”条中对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蒙古语词Unagan bogol译义的讨论。按Unagan bogol是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蒙语Otogübogol语音上的的误译，依《蒙古秘史》和《史集》均应读为“斡脱古·孛斡勒”,原意为“老奴婢”。因《蒙古社会制度史》汉译本的影响，我国学界一段时间里都用“兀纳罕·孛斡勒”的译名，20世纪80年代后才普遍纠正。符拉基米尔佐夫在研究中发现Unagan bogol由于世代保持与领主家系的特殊关系，身份上不能等同于典型的奴隶，在意译上出现了犹豫。郑老当时所参用的汉译本是1939年蒙古文化社出版，瑞永由日文译本翻译的本子，书中云Unagan bogol“译为‘牧奴’较妥，或译奴隶不妥……领主与牧奴保有封建领主与家臣关系的特征”。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直接从俄文本翻译的刘荣悛汉译本相应句子为“兀纳罕·孛斡勒一语被译为‘奴隶’、‘牧奴’,这是不妥的。……古代蒙古的兀纳罕·孛斡勒乃是属部”。两个译本意思相差很大。但不管是“牧奴”、“家臣”还是“属部”,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其性质和当时蒙古人的定义呢?郑老针对“牧奴”说，在此写到：“译为‘牧奴亦不甚妥。勉强译似不如用‘世臣’,待证”。这个证明国外学者做了。美国蒙元史专家柯立夫(F.W.Cleaves)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一四期上发文，将收于《钦定热河志》中的蒙汉双璧的1338年元竹温台墓碑译出并做了注释，其中汉文碑文中有“元勋世臣”一词，其对应的畏兀体蒙文正是Otogiu boghod(bogol的复数),“世臣”无疑是最准确的。柯立夫的文章发表于50年代初，估计在当时条件下郑老看不到这篇文章，即使看到了或者看过《钦定热河志》中的碑文，因为当时不了解Unagan bogol和Otögü bogol的关系，也不会把其与《蒙古社会制度史》所说联系起来。可以说郑老依靠自己的判断，极敏锐提出了最符合史实的科学的准确用词，实在使人惊叹。

蒙古汗位继承危机及宫廷纷争，是涉及蒙古旧俗，关乎大蒙古国和元朝稳定的蒙古统治集团最核心的固有矛盾，也是观察蒙元政治史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切入点。这个问题日本、欧洲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并有所讨论。但国内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较集中的一批相关论著问世。从讲义卡片看，郑老对这个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关注，把其作为第2条“元之盛衰”中5个蒙元历史要点之一，郑老在31条中专门建立了表格显示从太宗窝阔台到忽必烈历次汗位争夺的经过、争夺汗位各宗王阵营的人员、实力对比，系统而又明晰。特别注意到蒙古忽里勒台的作用，除本条外，讨论忽里勒台的条目也以一次汗位继承斗争史料来说明。从抄录的史料内容看，郑老关注的许多线索也是80年代许多这方面论文的重点。给人的感觉，对该条问题的思考和准备使其看上去已经具备了形成一篇大分量论文的框架。

元代的建立与统治是政治类中又一个重点，讲义除分几个方面全面介绍外，其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重视汉蒙色目文化的交流，除蒙古、色目人的汉化，第36条还特别注意到了汉人蒙古化的表现，清人赵翼曾经指出“元汉人多作蒙古名”,郑老则提出了汉人学习蒙古文、部分汉人胡服发辫、风气“豪侈粗戾”的现象。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在“元兵南下宋望风而降”条中，郑先生指出“宋末地主阶级不似元末之结兵守，多望风投降，此由元代之招降政策之效，亦宋末地主不满意于宋之‘公田’也”。这个观察实际是郑老对宋元明清整个历史时期江南地主阶级利益集团政治动向综合分析的一部分，他对此已有多年的思考，为什么宋末江南地主很快与元统治者合作，元亡后却有许多人不接受明朝?明亡时又如何呢?宋、元、明三朝灭亡前后均有“殉国”者即“遗民”群，但各时期的数量、构成、取向、表现、影响皆不同，这背后有着极丰富的历史背景，绝非简单以民族问题即可概括。郑老经常强调要小中见大，特别注意从一些具体现象中把握分析易代鼎革转折点时期的历史脉络，此处郑老并未充分展开论述，但其思路是极具启发性的。后来郑克晟先生正是在此思路的影响下完成了研究江南地主在政治上与明王朝关系的专著《明代政争探源》。关于元政治中不同民族的政治地位，本专题类中有多个条目涉及，如列举了蒙古、色目、汉、南人的不同待遇，讨论了色目的来源、地位及与蒙古人差别等。有三条列举了元代汉人重臣，重点揭示了他们被重用和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时间(如46、47条),这实际说明元代汉人也有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的时期，只不过集中在元初。对于元代制度，郑老有些批注也很精到，如必阇赤，根据资料，指出其在北朝诸族中的渊源和继承，如同属东胡系统的鲜卑语中的“比德真”,被通古斯系统的满族在清代转用的“笔帖式”等。又如达鲁花赤，除介绍蒙古语原意及元人的解释，郑老也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释义：“管理人的人”,不无道理。郑老也指出了一些条目资料中的问题，如年月错误(12、15条)、史实之误(17条)等。另第69条“番僧”,介绍元代喇嘛教的材料，其中日本学者说元朝与喇嘛教关系始于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入大理时，郑老对其说法的矛盾处提出怀疑。对此学术界目前已有一致看法，蒙古朝廷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早在1235年(窝阔台时期)就开始了，宪宗蒙哥时将吐蕃许多地方分授宗王，喇嘛教各派别又分别依附各蒙古宗王。1253年只是忽必烈在南征途中和喇嘛教萨迦派开始特殊关系的年份。

军事类下共16个条目，涉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第75、76条)、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对外扩张(第77、78、79、80、81条)、蒙元攻宋战争(第82条)、忽必烈时期对海外的用兵(第83、84、85、86、87、88条)、元代兵制(第89、90条)。对蒙元时期战争史、兵制的基本线索用材料作了简明的介绍。其中对奥鲁(蒙语ahuruq的音译，汉译“老小营”)有独特思考。奥鲁原为蒙古征戍军人的军属所在，蒙古进入中原后，奥鲁成为元代军户制的组成部分，是蒙元军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日本学者较早对此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奥鲁起初是军士的故乡，奥鲁制具有征募军士，提供给养等两重意义，后来奥鲁的经济职能越来越重要，奥鲁的民政色彩愈显浓厚，元以后奥鲁多由地方官兼任。郑老对奥鲁给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定义：“奥鲁即今日之‘后方勤务’也。和林即由奥鲁总部而成”。将大蒙古国首都的最初建立和奥鲁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看法有启迪意义。

经济是个大类项，经济类下共有55个条目，涉及蒙古早期经济状况(第91、92条)、蒙古酒业(第144、145条)、蒙古进入中原前金朝经济一些特点(第93、94、95、96条)、蒙元土地与赋税政策的变化(第98、99条)、蒙元贵族分地与赐户(第100、101、102条)、蒙元权贵的兼并与掠夺(第97、104、105、106条)、卢世荣及其评价(第112条)、元赋税榷课制度(第103、107、108、109、110、111、113、114、115条)、元代钞法(第116、117、118条)、元代户制(第119、120、121、122条)、元代徭役(第123、124、125、126条)、元代租佃制(第127、128、129条)、元代奴隶奴婢(第130、131条)、元代官商、高利贷与斡脱(第132、133、134、135、136、137条)、贪污与社会矛盾(第138条)、元代城市与工商业(第139、140、141条)、元代海运及海港贸易(第142、143条)。经济中严重的蒙古权贵问题和元廷的剥削列举较多。在“随箭赐地”条中，郑老指出蒙古及元初由蒙古贵族放箭所及即赐予宅地：“清初有跑马圈地之说，与此相类”。北方民族初入农耕地区时对中原土地制度的破坏和掠夺及后来的变化确实有一定的共通性，值得贯通考察。《元史·食货志》有元初取民“一本于宽”之说，郑老在107条及之后数条中对此用一些材料作了批判，他还举出元代斗比宋斗大30%的例子说明人民赋税负担不会轻。但他也没有回避史料中“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的记载，对此表现出谨慎的态度。有关具有元朝特色的一些赋役课程如包税、包银、和买、南北相异的税制等，郑老都用史料作了介绍。

元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纸钞的统一王朝，讲义中亦有三条讨论元钞法。值得一提的是117条一篇关于钞锭的考证。《元史·食货志一·钞法》规定中统钞币高面值有一贯文(一千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比白银则每二贯同白银一两，由于银锭的法定重量是五十两，故白银一锭相当于交钞一百贯。《元史·钞法》未言交钞亦有‘锭’的说法，实际上在流通中大量使用的是指交钞的‘锭’。此“锭”相当于多少?有记载表明既然一贯钞同交钞一两，元人亦习惯以钞五十贯(两)为钞一锭，这与对白银时是不一样的。但是否在当时流通中确实如此?郑老认为“每‘锭’究属若干实为疑问”,故用数目计算法对多个元朝课税的钞锭数目进行了考订，确凿有力的证实每锭五十两无疑!郑老还因此附带发现了《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二·酒醋课》一处钞两数字的错误。有意思的是这个错误后来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也发现了。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有元代经济史专著中说“《元史》所称钞若干锭，就是指若干个一百贯”,这是令人遗憾的。对我们而言，郑老这篇对元代经济史很有价值，但并不为人所知的小考证恰是他精细严谨的习惯作风和功力的一个极好范例。

郑老对元代经济人物和阶层也很重视，他专门为忽必烈时期理财大臣卢世荣用多张卡片专立一条讨论(112条)。卢世荣，在《元史》中被列入《奸臣传》,在很长历史时期里一直被认为是对元朝社会产生恶劣影响的元世祖朝三大聚敛之臣之一。郑老从史料中总结了卢世荣在中书省短短5个月中实施的16项举措，结论是：卢世荣所为，于民是有小利的，而于权势富豪大不利，所以他被攻击。此为元代统治阶级内部大小地主之争，即皇室与豪强之争也。郑老本条材料和评注做的相当整齐，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似乎是1949年后国内学者中最早正面评价这位“奸臣”的。80年代后，元史学界也开始有人为卢世荣作“翻案”文章了。当然，如何评价卢世荣，学界至今也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探讨。但郑老的见解是言之有据的，他可以启发我们作更全面的思考。

经济阶层中郑老比较关注的是元代以斡脱为代表的官商及高利贷资本。关于斡脱的词义，洪钧曾解释为“犹太”,屠寄、陶希圣、吴晗等皆承其说，郑老开始引用过这种说法，但不久否定了。此词专攻蒙元史的翁独健先生考定为来自突厥语的“伙伴”,是一种中亚伊斯兰教商团的称呼。郑老当时虽未完全采用这个解释，但他也认为其“最初有经营之意，故称斡脱钱。其后则推广为使用这种经营方法的人，故称“行运斡脱人”,更后则泛称善于行使此种经营方法的西域人，故称西域人为斡脱”。郑老对斡脱商人的定义“以高利贷方式剥削穷人，以贸易方式进行暴力，以开辟商路进行独占，以假借贵族势要势力损害穷人”更是十分精确的。在讨论下等阶层“佃户”时，郑老也准确的指出：元代佃户的地位在奴婢之上，良民之下。相比元代垦田条中较少的史料，从大段引马可波罗对元朝城市的感受和元代海港、海运的材料看，在元代经济的发展方面，显然元代的工商业给郑老的印象更深。

郑先生对社会史特别重视，社会类加上后面实际也是社会史范畴的村社，条目数量是全讲义的第二。社会类下共30个条目，涉及蒙古早期生活与经济社会(第146、147、148、151、152、153条)、蒙古早期社会结构(第149、150条)、蒙古早期和元代的社会性质(第154、155、156、157、158条)、元代社会阶层等级(第159、160、161、162、163条)、元代权势阶层之作为(第164、165、166、167条)、部分社会阶层状况(第168、172、173、174、175条)、元廷一些经济政策造成的社会问题(第169、170、171条)等。10—13世纪蒙古经济和社会结构及社会性质是本类项中的第一重点。关于这方面必然要提及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这是国际上最早全面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研究早期蒙古社会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的专著,但他提出的早期蒙古社会属于一种由氏族社会转化来的游牧封建社会的理论却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发展阶段形态的普遍模式，因而在苏联学界一方面认可他的研究水平和达到的学术高度，一方面又认为他在方法论上有问题。当时在日本、中国都有认为蒙古早期社会是奴隶制的观点，也开始受到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影响并围绕其理论展开争辩。这种背景下来看郑老的讲义，可以给我们提供老一辈学者在史学理论上的思考脉络。讲义在此相继介绍了日本学者青木富太郎、符拉基米尔佐夫、《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学者吴泽、邓初民、吕振羽、范文澜等学者和典籍关于早期蒙古社会属于氏族末期、游牧封建社会、不成熟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等不同观点。在155条末和158条，郑老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1950年的卡片上他认为蒙古在铁木真父祖时代步入氏族社会末期，进入中原后适应了中原的社会状况，一跃而进入封建阶段。接着在1952年的卡片上他依据1、蒙古人和统治者的依附关系，2、封建式统治结构的千户制。3、成吉思汗建国时的国家机器，4、蒙古全民皆兵不同于经典奴隶制，5、游牧自然经济对社会组织的要求(尚未展开)等理由比较赞成游牧封建说。郑老先后表示这些是“臆说待证”,“待讨论”,表明他也还处于谨慎的探索中，但从他选用的相关史料(包括153、154条有关蒙古早期铁匠和奴仆较易因功改变身份的资料)和论述看，他对此是做了认真思考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讨论在蒙元史学界至今也仍然没有统一意见。上世纪60年代讨论开始热烈，多数观点近似游牧封建说，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一批主张奴隶社会说的论著,80年代后又有一些学者予以反驳。但经过讨论有一点现在似乎正在形成共识，就是对于草原社会的特殊和复杂性，简单地套用五个发展阶段理论是不可取的。应该肯定的是，包括郑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学者参与，从50年代开始到后来各个时期的讨论，对推进学术认识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元代社会阶层等级是本类项中又一个重点。这方面的介绍和讨论则围绕着国内第一位用唯物史观研究元代社会结构的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展开。蒙思明突出的贡献是强调分析经济基础，重视贫富阶级矛盾，纠正了以往日本学者强调民族矛盾、以四等人制来划分元代阶级的缺陷。但他并未将元朝人为划分的四等人制和阶级区分开，而是将经济基础上划分的阶级称为“经济阶级”,将四等人制定为“种族阶级”,认为两者的区分实质是一样的。郑先生用三个条目介绍引述了蒙氏著作的篇章和主要论点，肯定了其“能初步运用新方法新史观，极可贵”,但也提出了三点商榷的意见(159条),其中最主要一点就是明确指出“种族不是阶级”,这是直击要害的。50年代后，学界均不再把四等人制看作阶级划分。1962年，蒙思明先生在撰写《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再版自序时，也对此作了自我批评，认为对“阶级”一词没有科学地理解，“种族阶级”是把不同性质的东西混为一谈了。郑老在讨论社会阶级时也涉及了蒙古氏族社会中的阶层和元代的一些具体阶层，如民间地主、孛兰奚(流散人口)、驱口等。特别分析了“九儒十丐”说。元代有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或曰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社会上历来流传甚广，这是一种确实存在的等级吗?郑老列出了他查到的该说法的两个出处：郑思肖《心史》和谢枋得《叠山集》,并介绍了范文澜“元既尊孔不应列儒士于庶民娼妓之下”和陈垣“出于南宋人诋词”两种判断，同时他列举了《元史》记载的尊儒的史料，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设想：1、九儒十丐之等第必在太宗提倡儒术之前，2、亦或南宋遗民有意为之(待证)。3、此或是社会上对职业高下之看法。4、是按色目人的看法而分。他还指出这种等级分法的出处和是否有正式法令都需再考察。7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史料的爬梳，人们发现九儒十丐说法仅仅出自上述所列两书，其他史书不载。而两书的作者均为著名的反元南宋遗民，其中谢枋得自己也承认这是“滑稽之雄”跟儒士开玩笑的话。另从元代对儒户的管理规定可知，儒士的经济地位大致与僧道相当，高于普通民户或站、军等户计。九儒十丐正是南宋遗民有意为之，郑老写“待证”,没有对此下最终结论在当时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思考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法律类下共5个条目，涉及国外有关元以前少数族王朝法律和蒙古法的专著介绍(第176、177条)、元代法律及特点(第178、179条)、元刑法中的民族歧视规定(第180条)。介绍的专著主要是日本学者的辽律研究和日本翻译的苏联学者梁赞诺夫斯基关于蒙古习惯法研究的代表作。关于元代法律的特点，郑老特别提到了“元刑法南北不同”,并认为源自于经济基础的不同，希望详考。元代制度确实在许多方面都有南北不同的现象存在，包括刑法，至今仍有不少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化类下共16个条目，涉及国外有关辽史、元史词条及参考书目(第181、182条、183、184条)、蒙元史典籍(第185、186、187条)、元代哲学与科学(第188、194条)、元代文学艺术(第189、190、191条)、色目人与元代文化(第192、193、194、195条)、元代服饰文化(第196条)等。此类目中做的最详细的是记录于1949年5月的第187条“草木子”。《草木子》为元末明初叶子奇著,该书广涉天文律历、诗文掌故，对元朝史事及元末起义记载甚详，多有它书所不载者，后来标点出版此书的中华书局整理者认为其见识比做了明朝显宦的浙江同乡刘基和宋濂高明得多。郑先生经常强调研究某一段历史要精读一两本史书，他准备讲授元史，除了《元史》、《元典章》等正史、政书，在笔记类里似乎就选择了《草木子》,因为此书价值高而篇幅不是很大，适合讲解。《草木子》这一条郑老用了13张卡片，详述作者著述起因，引录大段书中原文并详加批述。其中不少批述很具启发性，如为何是书所奉正朔仍多用元朝年号?为何又称龙凤年号?为何上奉元朔，下又称明为国朝?作者为何称明军为“台兵”?等等。相信跟着郑老来读此书，一定饶有兴味，收获良多。这本书以往知者不多，不知是否郑老也参加了推荐，1959年中华书局第一批“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就包括了它。这里还应提一下第191条“元代白话文”,此条内容不多，简略的介绍了元代最具代表性的几位小说家、戏剧家及代表作。令人感兴趣的是小说家，他们是《水浒传》及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及作者罗贯中。一直以来，关于这两部名著的压倒性主流观点均是施、罗二人是明人，小说属于明代。事实上，有确凿的史料可以证明罗贯中生于元成宗时期，在元朝灭亡时已年近70了，明人的资料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施耐庵的年龄当还要大。他们两人的主要的创作生涯应在元代，主要的创作素材也来自元代的话本戏剧及生活，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大量语言和地名只有元代才有就是证明。二书成书应在元代，入明后又有补充而已。但是由于施、罗二人均由元入明，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完整刻本是在明代，因此尤其以文学界为代表，人们固执地坚持二书及作者属于明代的观点。元史学界的新成果和呼声遭到忽视，甚至使得元史的大部分断代史著作在讲到元代文化时都避开不谈小说。郑老本人就是明清史专家，他在几十年前介绍元代文化时写出此二人和作品，肯定有其依据，希望这能引起今天人们的重视。

除以上各类，还有宗教类下共5个条目，各涉及元代道、佛、回、基督四大宗教及佛道之争。民族类3条，主要介绍蒙古族名及族源。历史地理类4条，涉及都城、发祥地、周边民族和国界。对外关系一条，为元代与高丽、安南关系的史料。

元代村社是本讲义中特别重要的类项。这部分讲义乃郑先生1954年11月9日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所作专题学术报告的讲稿卡片，共25条。关于农村社区组织，1944年曾资生发表过《宋、金与元的乡里制度概况》,1953年茧庐在台湾《中国内政》发表过《元代的乡社》,但都比较肤浅，关于社的名称、起因、任务解释的也不准确。大陆从40年代末一直到1965年，长期未见有这方面专文进行研究。因此郑老在该领域的全面探讨尤其值得重视。郑老首先在“元代的村社”(第210条)中介绍了本课题的内容、主旨、结论。这一条实际就是课题的大纲。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选题的四次变化：从元明的乡社—元明的村社—元代的村社与明代的乡社一元代的村社。看似变化不大，“乡”与“村”一字之变背后反映的是郑老通过审视史料及历史沿革后不断思考订正的严谨科学态度和不同朝代的异同。其次要注意目的的三变，一是通过后朝(明)的沿袭看影响；二是通过与前朝的对比看沿革；三是对实施社制时间和目的本身的认识变化：从相信屠寄始于至元二十八年说到订正为1270年(至元七年),从相信目的是为了监视南宋降人到认为目的是提高和恢复生产。接下来郑老显示出他一贯的治学理念和风格：从源头开始，理清历史脉络，用比证揭示异同和影响，先从211条开始到220条，分别讨论了社之本义、先秦、汉、北魏、北周、隋、宋各朝乡里基层组织的发展情况，然后以223条为中心，列举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资料加以分析，得出元代村社的实施、基本组织、特点、社长职责、社长与里正的关系等一个完整的面貌。总的来看，郑先生这个讲座内容、材料、观点、体系已相当全面成熟，稍加打磨整理，完全可成为一篇份量厚重且具有开创性的论文力作。也许是其他研究和工作太过繁忙，亦或郑老对成果要求太严格，最终讲座没有扩展改编成论文问世，实在让人惋惜。除了南开大学当时的师生，估计外界也不甚知晓50年代初的这次讲座。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讷先生发表《元代农村社制研究》,被公认为元代基层社区研究方面建国以来最深入的有代表性的论文，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来看，令人高兴的是，郑老当年的思路和观点有许多处与杨讷先生论文不谋而合。如立社时间、立社“劝农促生产”的目的、探马赤军入社并非为监督汉人、社长的职能、社长与里正、主首同属一个地方系统等等。与杨文相比，郑老在讲授时前后朝的比较(尤其是明朝)视野更为开阔。如果说有缺憾，就是对于金朝基层制度对元代社制的影响注意不够，作为讲座手稿，这也不能苛求。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郑先生当年使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没有经过标点整理的，在引用时都是他自己随时标注，我们在整理时可以发现一些与现在标点本不同的断句，但并非现在标点本断的都对。兹举一例：第66条“怯薛”,引《元史》九十九《兵志二·宿卫》,其中有一句：“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句读为“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郑先生断为“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中华书局《元史》的点校是由翁独健、邵循正先生挂帅，林沉、周良宵、周清澍等一批元史名家共同完成的，质量甚高。但任何古籍的整理点校都不可能完全不出错。周良宵先生近些年就多次谈起自己后来发现的《元史》标点工作中的不足。2001年，台湾元史专家洪金富教授发表《“受任使，服官政”——从〈元史〉的一个句读谈到忽必烈的掌印官董文忠》一文,对这个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的句读提出考辨。据他统计，这段被引用率相当高的史料不仅在点校本《元史》,而且在点校本问世前后的众多论文和专著中都用的是和点校本一样的句读。洪先生用两节篇幅引经据典，详尽考证，令人信服的证明中华书局点校本此处句读为误，正确应读作“受任使，服官政”。洪先生的考订得到元史界同仁的认同。而这个正确的句读和郑老的断句完全一致。郑老当年断句时没有做如此多的论证，他只是凭借其国学根底和史识即时作出的判断，但他深厚的学养和功力，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例子在本讲义中并不止一处。

三

1982年，笔者负笈南开，师从杨志玖(佩之)先生攻读元史，入校前两个月，郑老遽然仙逝，遂无缘亲仰大师风采并身沐教泽。但多年来在南开历史学科仍处处感受得到郑老学风的深刻影响。日前郑老再传弟子常建华兄嘱笔者承担郑先生《讲义》的整理工作，初甚惶恐，以笔者之辈分学识，有何资格谬担此重任?然又忆杨师佩之先生时常谈及他自入北大学习、进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在西南联大及后来南开工作，均为郑老学生，蒙恩受惠多多。后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佩之师亦始终以郑老助手自居。他对郑老的敬重和感念令人动容。由此念之，笔者或亦可猥厕郑老徒孙之列，为祖师遗作整理出力乃本分也。而今佩之师亦已归真七载，此事或亦可代他尽弟子之谊吧。其实，整理此书所得远大于工作的付出，郑老的博大深湛使我们获益匪浅。其中感受体会颇多，虽未必能充分领悟其中精奥，亦不揣冒昧，敬撰此后记，期与读者共同学习，并表达对郑天挺先生永久的怀念和敬意!

2009年7月20日谨识

来源：《郑天挺元史讲义》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