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玺：清史研究之开山大师孟森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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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之开山大师

孟森的学术成就

陈生玺

对清史研究进行开拓性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是孟森(1868-1938)。他是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主编《东方杂志》，1909年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当选国会议员，1923年因拒绝参加曹锟贿选而南下，从此脱离政治，专心研究清史。1929年受聘于中央大学副教授，1931年北上任北京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先后发表《心史丛刊》一、二、三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明清史讲义》，《八旗制度考实》等著作。

孟森既反对《清史稿》的作者们站在清朝的立场上曲为隐讳歌功颂德，又反对当时流行的一种过激观点，诋毁清朝。他在《清史讲义》序言中说：“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朝或作仇敌之词，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前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才，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彰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1]他认为历史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能割断。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能因为它被革命所推翻而故意贬抑。他主张史学应该客观和求实，学术不同于政治。由此之故，他对清亡后社会上流传许多关于清朝历史之奇闻异说，撰文进行考证，先后发表了《朱三太子事迹》[2]，《董小宛考》[3]、《孔四贞事考》[4]、《闲闲录案》[5]、《字贯案》[6]等著名论文，辑成《心史丛刊》一集(1916年)、二集(1917年)、三集（1936年）以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1935年)，在学术界发生很大影响。例如他在《董小宛考》中论证了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生卒。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死于清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正月初二，得年二十八，而顺治生于崇德三年（戊寅，1638年）正月三十日，小董小宛十五岁，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江浙，顺治年方七岁，何能纳二十三岁之董小宛为妾，所以野史说董小宛为豫王多铎南下江浙时所掠献于顺治根本是不可能的。顺治二年夏，董小宛随夫冒辟疆避居浙江盐官，此后数年两人始终生活在一起。顺治五年，冒辟疆曾为董小宛治金条脱（手镯）并勒书“比翼连理”四字，至顺治八年，董小宛死时，“自顶至踵，不用一金珠纨绮，独留条脱不去手，以余勒书故”[7]，证明董小宛确是病死，并非被掠，澄清了说董小宛即董鄂妃，董小宛死，顺治悲不自胜出了家云云之为讹传。《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中之《世祖出家事考实》证明了顺治确死于痘疮，董鄂妃乃满洲正白旗鄂硕女，根本与董小宛毫不相干。他说“学者宣传董妃为小宛，乃革命后异说之一种，若以王杲为山东人，世祖之太后与之苟合而生世祖，其始见文字者为魏声龢《鸡林旧闻录》，旋为英人濮兰德所采，遂入英文记载中，而国人又转译以为异闻，抑何可笑。”当时《红楼梦》研究的索隐派认为红楼梦是写清朝皇室的，贾宝玉即为顺治，林黛玉就是董小宛，贾赦、贾政、王熙凤乃摄政王之谐音，所以《董小宛考》文出后商务印书馆即将该文与蔡元培之《红楼梦索隐》合印一册出售。由此可见，孟森的这一考证不仅有助于史学，也有功于文学。《太后下嫁考实》论证了那种以多尔衮称“皇父”作为顺治生母下嫁于多尔衮为不足据。《海宁陈家》一文，生前未能发表，力证“高宗之于海宁陈家，并无加厚之意”，将陈之遴列入贰臣传就是例证。乾隆生母为钮枯禄氏，乾隆南巡，之所以四幸海宁陈氏者，只是因为陈家的园子好。“高宗赏其园林，而于陈氏子孙初无礼接之事。”《香妃考实》一文，证明香妃入宫在乾隆二十三年，其时回疆未平，乾隆五十三年四月香妃死，侍高宗者逾三十年，死时太后也已前卒十一年，世传高宗宠爱香妃，而香妃时怀复仇之志，太后患之，乘机赐死，纯系街谈巷语。他在澄清人们由于民族偏见津津乐道于一些传闻野史以诋毁清朝的历史之外，同时又对清朝自己极力隐讳的一些残暴事实，也予以精确考证。如《朱三太子事迹》后经改订为《明烈皇殉国后纪》[8]，该文详细考证了崇祯几个儿子的下落，清初的北太子为真，南太子为伪，多尔衮为了掩人耳目，以证其假冒之名而将北太子杀死。六十年后，康熙四十七年又大索南北，搜捕得到处流浪被称为朱三太子的张先生，即崇祯皇四子永王慈焕，一个七十五岁以教书谋食之老翁，清又重演故技，伪称其假冒将其父子六人俱斩，妇孺皆自尽，然后又在八旗中找了一个冒姓朱的人封为延恩侯，以示优容前代，“颠倒耳目者二三百年，帝王之用机心，深刻长久，为振古所未有”。揭露了康熙这个号称仁圣之君的残忍与虚伪，此亦为明清易代一大历史公案。其他如《奏销案》、《科场案》、《字贯案》等亦为研究清代文字等狱案的发明之作。孟森这方面的论文不下百十篇，现多收入于《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两集中。

孟森 著《明清史论著集刊》

中华书局 1959年11月1版

1984年9月第2次印刷

孟森于清史研究之最大贡献为《明元清系通纪》，此书原名《清朝前纪》，为1929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之讲稿，到1931年任教北大后改名《满洲开国史》，1933年最后扩展定名为《明元清系通纪》，以明代的纪元而述清朝之世系。全书计划编辑四十册，二百五十万言，1934年陆续由北京大学出版，至1937年他逝世前印出十六册，前编四卷，正编十五卷，九十九万余言，叙事从洪武四年起至嘉靖三年（1371-1524）建州左卫都督章成止。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明元清系通纪》之作，留意者二十余年，近搜集材料，自谓略备，着手编次，……后有执史笔操笔削之权者，就此取材，纵不敢言无遗漏，抑于清室之神秘，业尽发之，可以供来者渔猎之资，而与举世认识此一朝之真相矣。”“盖清之发祥与明之开国时代相符，自肇祖为肇基王迹之始，清太祖庙即以肇祖为始祖，其行事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已可考见。以后历代皆与明帝垂统，相循而下，今以明之纪元，叙清代之世系，成一编年之文，一览瞭然，既为明史所削而不存，又为清代所讳而不著，则此一编正为明清两史补其共同之缺也。”清朝的先世，本是明的臣属，奴儿干都司建州左卫首领，但清朝为了说明自己得国之正，尽量隐讳，清初修明史者凡涉及建州女真事时，尽行删去。康乾时又大兴文字狱，修《四库全书》，凡记述清先世臣明事者，尽行销毁。又钦定《满洲源流考》以混淆视听。民初修《清史稿》时，这些遗老们仍然承袭清朝旧说，泯灭其先世之事迹，这样关于清朝的先世及其发展过程，就成为清史中一个重大疑难问题。清朝自己伪造历史，《太祖武皇帝实录》说自己的祖先系仙女吞朱果所生，始祖名布库里雍顺，定居斡朵里城，国号满洲，“南朝误名建州”。数世之后，其孙都督孟特木移居苏子河赫图阿拉，与海西四部乌拉、叶赫、哈达、辉发为并立四国云云。清世即以孟特木为肇祖。日本人认为清朝自尊孟特木为肇祖，肇祖即始祖，而布库里雍顺无其人。孟森根据《元史·地理志》、《明实录》、朝鲜《龙飞御天歌》得知猛哥帖木儿即孟特木，本为斡朵里豆漫，豆漫女真语万户也，斡朵里即《元史》之斡朵怜，属元辽东行省开元路，元诸路万户皆世袭，猛哥帖木儿既为豆漫，必承袭有自，朝鲜《李朝实录》称猛哥帖木儿父挥厚为豆万，豆万亦即豆漫，所以猛哥帖木儿万户职乃是继承前代的，而清代始祖不托之挥厚而托之布库里雍顺，必当实有其人。依此他考证出了清代的先世布库里雍顺为一世，相当于元初，范察为三世，肇祖孟特木即猛哥帖木儿为五世，相当于明初，董山兄弟为六世，石豹奇与妥罗为七世，兴祖福满为八世，景祖叫场为九世，显祖塔失为十世，努尔哈赤自称知十世以来事，万历四十年(1612)曾对乌拉布占泰说：“天生爱新觉罗人，曾被谁责辱，汝试言之，百世以来，汝或不知，十世以来，汝岂不知”。[9]

《孟心史学记》 何龄修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5月

孟森还考证出了猛哥帖木儿不仅是元代女真的万户，入明以后属建州卫，又得宠幸于朝鲜，建州卫首领为阿哈出，阿哈出与猛哥帖木儿都有女儿进入永乐宫中为妃嫔。永乐五年曾救命朝鲜，“猛哥帖木儿，皇后之亲也”，允许其“来京骨肉相见”[10]。此后，即别立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左卫都督，自此相沿承袭直到明末。所以他说：“清之兴也，亦得力于裙带之亲也，清亦不言，恐不自知，以先世原无文字记载之故，而此等猥琐之宫掖遗闻，明代亦不传于世，今乃由朝鲜实录中详载之，不可谓考清史之一大快也。”[11]清朝的祖居地建州，究在何处，明代马文升《安抚东夷记》称建州女真先处开元，永乐末乃叛入毛怜。清代研究地理沿革的学者如李兆洛、杨守敬都以元之开元路为开原。清末屠寄知“开元”与“开原”并非一地，以开元治黄龙府即今吉林农安县。日本学者又说开元在鸭绿江西，其说不一。孟森据金、元、明诸史地理志、《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诸书考证，开元在极东濒海地，今珲春以东朝鲜会宁境，即清代自称祖先所居之斡朵里。此地金元时系女真故地，明初亦然，元属开元路，明初为建州卫，又名凤州，亦称奉州，属中国领土，后来明王朝将其地赐与朝鲜。清乾隆时钦定《满洲源流考》有意混淆明初之疆域仅至于开原铁岭，将自己列于与明不相属之敌国，自居化外。

孟森的这些发现，明确了清朝先世之所自出，不仅说明了清朝的兴起和历史发展过程，而且也说明了元明时期东北女真族发展变化之一般。清之先世作为明之臣属，是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并不是什么外族，清朝隐讳这些是完全错误的。

清朝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即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兴衰相始终，对这一制度自清入据中原以来，由于历代皇帝有意隐蔽其变革之迹，所以终清之世，无人能言其真相者。《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似视作兵制，而《食货志》则又附述八旗丁口，可证皆未知其底里。孟森撰《八旗制度考实》[12]一文指出：“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有意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近人谓清开国时期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者，即本于此，这是努尔哈赤开创时期，以夷法治夷人之政策，当时本无意于进入汉地和入据中原，他的后继者接受了汉人思想，为了加强君权，便想尽各种办法变更旗主和压制原来各旗旗主之势力，形成入关以后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归天子自将，下五旗为诸王贝勒分封之地，皇帝与八旗关系之新格局。

这一变革是用汉人的传统体制和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来改造努尔哈赤所定祖训而完成的。雍正时所谓的“朋党”，实际上就是针对各旗的旗主势力的，“太祖所制为纲常，而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以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此皆发前人之所未发。

他考证了最初的八旗旗主和所领旗分的变化，为了解有清一代贵族权力的消长和封爵的赐与提供了一条清楚的线索，后来研究八旗制度者，都是在孟森提供的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明清史讲义》是孟森1935-1937年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清史讲义》部分曾于1947年由上海文化服务社出版，这是他对明清五百多年之政治、经济、文化相袭因革之全面研究的简要叙述，自成一家之言，为研究明清史者入门必读之作。他认为明清两朝相延五百多年，对我国现代之社会影响最大，明代在我国历史上有崇高之地位，其一是明代得国最正，他说，历代得国最正者只有汉高祖和朱元璋，所谓“匹夫起事，无凭籍威权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朱元璋是被迫起来革命而立国的。其次是驱逐蒙古统治，恢复华夏文明。明代的制度对清代影响尤大，清代没有什么创造，基本上是继承明制而统治中国的，“代明之清，除武力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而国祚亦与明相等。”[13]

他将清史分为六章，即六个时期。第一章开国，太祖、太宗、顺治时期。第二章巩固国基，康熙时期。第三章全盛，雍正、乾隆时期。第四章嘉道守文，嘉庆道光时期。第五章咸同转危为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第六章原稿目录为“光宣末造。嗣出。”没有成稿。目前全书仅有五章。重点在康、雍、乾三朝，巩固国基与全盛两章。特别肯定了康熙在平三藩、治河和绥服蒙古问题的功绩。平定三藩之后，紧接着解决了台湾问题，此巩固国基一大关键，而且在平藩过程中，战争稍有转机，即开博学鸿词科和明史馆，拢络汉人士大夫，所谓“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人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若不了解当时政治背景，以为是太平盛世一事，失其要旨。“此论清事之一要点也。”[14]

绥服外蒙亦安定边疆一重大关键。当时内蒙古各部虽已归附，但外蒙喀尔喀部及其西邻厄鲁特部尚未内属，准噶尔部之噶尔丹又企图并吞蒙古和西藏，而当时又值帝俄东侵，所以蒙古的去向，关系尤大。“是时外蒙内向，为收服藩属一大关键，若失之毫厘，折入俄国，北缴全局皆变，喀尔喀既去，必为俄国藉取厄鲁特之先机，后来所定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恐亦失其形势矣。”认为康熙收抚外蒙古，亲征噶尔丹为奠定了中国边境之一新格局，此事对后来影响极大。

对于清代诸帝中之雍正，虽有夺嫡之嫌，他认为“惟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祐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并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15]并指出“盖雍正间之戮辱诸弟，与康熙间夺嫡案，事不相关。”[16]关于清朝的文化政策，他则指出：“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四库全书”，此为“亘古所未有”。但由于种族的偏见，遂借收书的机会，将凡古书中有以“胡”、“虏”等字称汉族以外之民族者皆予毁弃，尤以明季野史杂史涉及清代者为甚，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仇嫉之恶因。”[17]关于清代的朴学即乾嘉学派，他认为虽有成就，其考证名物训诂亦超越前代，但弊病是使读书人“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也。”[18]其见解极精辟，发人深省。

孟森的这些成就，实为他奠定了辛亥革命以来清史研究之开山大师的地位，他开拓了清史研究的一些领域，解决了清史中许多疑难问题。当前清史学界在某些问题上多有超出前人之处，但在总体上还没有人能与孟森相提并论。他提倡的客观求实的学风，形成为清史研究中一个主要学派，在他逝世前后的一二十年中，影响了一大批清史学者，如当代著名的清史专家郑天挺、谢国桢、罗尔纲、马奉琛、李光涛、谢兴尧、商鸿逵、王钟翰等，大大推动了清史的研究工作。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位史学大师对清史研究开拓性的贡献。

注释：

[1] 1947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清史讲义》序。

[2] 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

[3] 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6卷9-10期，1915年9-10月。

[4] 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7卷3-4期，1916年3-4月。

[5] 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13卷6期，1916年6月。

[6] 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13卷5期，1916年5月。

[7] 冒襄：《影梅庵忆语》。

[8] 北京大学《国学集刊》4卷3期，1934年9月。

[9] 《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10] 《李朝实录》太宗卷十。

[11] 孟森：《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一，永乐三年。

[12]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卷4期，1936年7月。

[13] 孟森：《明史讲义》第一章，《开国》。

[14] 孟森：《明史讲义》第二章，《巩固国基》，第二节。

[15] 孟森：《明史讲义》第二章，《巩固国基》，第九节。

[16] 孟森：《明史讲义》第三章，《全盛》，第一节。

[17] 孟森：《明史讲义》第三章，《全盛》，第九节。

[18] 孟森：《明史讲义》第三章，《全盛》，第九节。

原载《孟心史学记》（何龄修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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