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驳斥“中国冲击”论：美国制造业衰退并非中国造成

作者：跋公

自奥巴马执政末期和特朗普两次执政以来，美国两党就将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和产业空心化追究于美国对中国的开放；甚至认为在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方面，华盛顿精英当初做出了“草率”决定。对此，美国保守智库“企业研究所”（AEI）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斯特雷恩（Michael R. Strain）8月18日发表题为《“中国冲击”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China Shock）文章，罕见驳斥了“对华贸易开放导致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这一美国主流叙事。

文章称，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主流媒体、各派评论人士、甚至经济学家们，都接受、并传播和捍卫一种他们几乎无人质疑的叙事：美国精英阶层当年推动向中国开放贸易，导致了大量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并推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但是，这套叙事的每一个环节都经不起推敲。美国需要重新审视一种传统观点。

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真正原因

文章称，2000年美国决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此后不断有经济学学家研究，中美贸易的持续增长是否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岗位的大幅减少？

比如，经济学家大卫·奥特（David Autor）、大卫·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在2013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1990年至2007年，在美国受到中国进口竞争影响较大的地区，制造业就业岗位净减少了150万个。在与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布伦丹·普赖斯（Brendan Price）合作的研究中，他们又指出：截至2011年，美国因中国进口商品竞争而损失的就业岗位最多可能达到240万个。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密歇根州沃克的一家制造厂进行竞选活动。

但是，文章称，要判断这些岗位流失到底有多严重，就必须把它们放到美国劳动力市场更广泛的动态背景中来考量。2000年至2007年期间，美国每个月有超过500万名劳动者与雇主终止劳动关系，其中包括大约42.5万名制造业工人。实际上，这一时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过去五年，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这一类人员流动规模也大致相当。

文章还提到，在讨论贸易自由化时，不能只看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这一面。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与中国的贸易以及整个全球化进程，也为美国出口商创造了更多机会。经济学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对美国总体就业的影响应该相对有限，因为进口竞争导致的就业流失，可以被出口导向型企业和行业创造的新就业岗位所抵消。

文章称，经济学家罗伯特·芬斯特拉（Robert Feenstra）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尝试同时计算贸易带来的这两方面影响。他们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确认了所谓的“中国冲击”效应：1991年至2011年，美国因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而流失了19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他们同时发现，而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进口竞争造成的就业流失甚至更多。

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出口扩张所带来的就业增长大致抵消了上述就业流失。

美国制造业下滑趋势早于“中国冲击”

文章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所占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便一直呈现相对平稳的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当时生产率的下降反而使这一趋势有所放缓。

也就是说，制造业就业下降早在所谓“中国冲击”出现之前几十年就已经开始。而在2000年或2001年前后，这条平滑的下降曲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趋势性拐点。这与一种更符合长期现实的解释是一致的：从长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主要驱动力是生产率提高，而不是贸易竞争。

文章强调，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决定“开放对华贸易”，并非像“我今天早上决定喝第三杯浓缩咖啡”那样，是一个简单而单一的政策决定。事实远比这复杂。

文章称，美国诚然在2000年给予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中国于2001年“入世”。但早在此之前，美国自1980年起就一直通过年度审议的方式延续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而且，在中国“入世”之前的20年间，中美贸易就已经快速增长。

根据作者的计算，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持续攀升，1989年达到2.5%，到1993年已翻倍至5.4%，1999年则达到8%。中国“入世”之后，这一趋势仍在延续。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再次翻倍，从2000年的8.2%上升到2007年的16.4%。

▲由于产业结构单一，随着美国汽车工业衰落和生产基地迁移，底特律走向衰败。

但即便如此，这也夸大了美国政策在所谓“中国冲击”中所发挥的作用。

文章提到，中国的出口之所以持续增长，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取消了2000年以前逐年审议贸易政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是因为中国自身推动了内部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降低本国的关税税率。

不存在美国精英“暗箱操作”

文章中提到，美国与中国开展贸易也并不是由某个神秘的精英集团决定的。文章称，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是数以百万计的去中心化、个人分散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越来越多地选择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一趋势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仍在延续。

因此，文章认为将“中国冲击”归咎于贸易自由化对美国工人阶级的伤害，或是把它描绘成一个强大、神秘且邪恶的精英集团为了损害大众利益而蓄意作出的孤立决策，都是错误的。

美国应该汲取的教训

文章认为，从21世纪初的经验中，美国真正应该吸取的是两个教训：其一，对于那些就业机会正在流失的行业而言，劳动者想要跨行业转移，远比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预想的更加困难；其二，与过去相比，当一个地区的经济机会不断减少时，劳动者向外迁移的意愿也比过去更低。更不必说，这种迁移速度根本不足以让整个劳动力市场重新达到均衡状态。

文章建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时刻牢记这两点教训，应该考虑推出新的政策工具。例如，政府可以为那些受到严重经济冲击地区的劳动者提供公共迁移补贴，或给予大力度的收入补贴，帮助他们完成职业转型。

但美国政策制定者绝不应因此筑起经济高墙，也不应试图阻碍技术变革的步伐。他们应当以乐观而非恐惧的心态拥抱未来，摆脱“经济活力与自由化会阻碍长期繁荣”的错误观念。恰恰相反，这二者才是实现长期繁荣的关键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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