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造福还是金融套利？——红色资源体制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商业的底层逻辑研究

为民造福还是金融套利？

——红色资源体制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商业的底层逻辑研究

研究员 | 王连升

摘要：在红色资源体制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呈现出区别于西方ESG框架的独特逻辑。本文认为，这一体制的底层逻辑是以“为民造福”为价值原点，将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外在于经营活动的附加品或金融化工具。文章从制度理论出发，揭示了红色资源（革命历史记忆、党组织嵌入、党性教育）作为非正式制度如何塑造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内在动力；剖析了企业社会责任金融化倾向如何背离“为民造福”的本质，沦为“声誉保险”和资本套利工具；并通过正反案例对比，论证了可持续商业的根基在于将人民利益置于利润追求之上。研究提出，在红色资源体制下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体系，需要实现从“合规披露”到“价值内化”、从“金融工具”到“治理工具”、从“股东至上”到“人民中心”的三重转向。

关键词：红色资源体制；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商业；为民造福；金融化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CSR）自西方引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从理念输入到制度建构的演变过程。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未得到充分回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

近年来，ESG（环境、社会与治理）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中国也加快了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然而，伴随这一热潮的是日益突出的“漂绿”“社会漂白”等现象——企业通过失实、片面或夸大的披露方式获取ESG标签和融资便利，却并未真正履行社会责任。更有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反而可能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金融化程度——社会责任在此沦为“金融工具”而非“管理工具”。

这一悖论提示我们：脱离制度背景和社会价值内核来谈论企业社会责任，很可能使这一概念沦为资本游戏的修辞工具。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红色资源体制这一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中，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商业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何以“为民造福”而非“金融套利”应成为其价值原点？

二、红色资源体制：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制度底色

（一）何谓“红色资源体制”

“红色资源体制”并非一个现成的学术概念，而是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所嵌入的特殊制度环境的概括性表达。它至少包含三个层次：其一，作为历史记忆的红色资源——革命历史、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文化遗址等构成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其二，作为组织制度的党组织嵌入——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其三，作为价值导向的党性教育与政治责任——国有企业“因党而生、跟党创业、为党奋斗”的政治定位。

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独特制度场域。研究表明，企业所处地区革命记忆越深刻，其社会责任履行越好；革命历史通过改善社会信任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推动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提示我们，红色资源不仅是历史遗迹，更是持续发挥作用的制度性力量。

（二）红色资源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

与正式制度（法律、法规、政策）不同，非正式制度通过意识内化而非外力施加发挥作用，其影响更具持续性。革命历史所承载的精神风范和价值观内嵌到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中，在企业中发挥着“认知地图”的作用，对管理者行为产生“社会控制”效果。

这一机制至少通过三条路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信任路径——红色记忆改善社会信任水平，降低交易成本，使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合作性、利他性的行为策略；认同路径——红色文化塑造企业成员的集体认同，使社会责任履行从外在压力转化为内在自觉；治理路径——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确保企业决策不偏离公共利益轨道。

（三）国有企业“三责统一”的制度逻辑

在红色资源体制中，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具有特殊的制度逻辑。国务院国资委明确指出，中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仅体现在自身质量效益的提升上，而要体现在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上。

这一“三责统一”的逻辑根植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其产权主体是国家、是人民，为股东谋利益就是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从来不是外在附加的公益活动，而是国有企业性质、功能和使命在经营管理全过程中的具体展开。正因如此，国有企业必须把服务国家战略、保障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发展贯穿于企业经营全过程。

三、“为民造福”：可持续商业的价值原点

（一）从“股东价值”到“人民利益”的范式转换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出发点，CSR被视为在满足股东利益之后对利益相关者的“剩余责任”。这一范式的问题在于：它将社会责任外置于企业核心使命，使其沦为可做可不做的“善事”或可被工具化的“公关手段”。

红色资源体制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则要求一种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将“为民造福”确立为价值原点，而非利润最大化的附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家“要增强爱国情怀，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一论述揭示了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企业发展不是为了无度索取，而是为了人民幸福。

（二）“为民造福”的三重内涵

在红色资源体制下，“为民造福”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底层逻辑，至少包含三重内涵：

第一，民生保障。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在稳定经济大盘、保障改善民生方面发挥“顶梁柱”“压舱石”作用。湖北省国资委将“保障服务民生事业”列为省属企业社会责任的十大任务之一；深圳市国资委将“民生服务保障”“公共事业发展”纳入市属国企社会责任工作举措。

第二，共同富裕。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共同富裕有显著的正面推动作用。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企业必须将“人”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出发点。民营企业同样被要求“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

第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商业不是对资源的无度索取，而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发展能力的经济活动。商务部《企业境外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指引》明确要求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践行“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理念。

（三）红色资源赋能社会责任的内在机理

红色资源之所以能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制度资源，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超越纯粹经济利益的价值锚定。研究发现，红色文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民营企业慈善行为受到红色文化的积极影响；红色文化驱动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同于纯粹基于经济动机的寻租行为。

这意味着，红色资源体制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超越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它不是问“履行社会责任能带来什么回报”，而是问“企业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正是这种价值理性的确立，构成了“为民造福”而非“金融套利”成为底层逻辑的思想基础。

四、金融化陷阱：社会责任何以背离本质

（一）社会责任金融化的表现与机理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倾向日益显著。所谓“金融化”，是指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金融策略来运用——通过ESG信息披露获取融资便利，通过社会责任声誉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将更多资金配置到金融资产而非实体生产。

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金融化显著正相关，社会责任的“声誉保险机制”在中国发挥主要作用。换言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非出于价值追求，而是为了购买一份“声誉保险”——以便在资本市场获得更低成本的资金、更高的估值和更宽松的监管。社会责任在此沦为金融套利的工具。

更有甚者，部分企业通过“漂绿”“社会漂白”等手段，以失实或夸大的ESG披露塑造“负责任企业”形象，却掩盖其实际的负面社会环境影响。ESG的根本价值在于建立信任，但当ESG沦为营销工具和融资手段时，信任便被消耗殆尽。

（二）金融化如何透支社会信誉

社会信誉不是可再生资源，而是一种需要长期积累、却可能在瞬间崩塌的“存量资产”。当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金融工具使用时，它在进行一种危险的套利——用短期的融资收益换取长期的社会信任。

这种透支至少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信任稀释——当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ESG包装获取利益而实质履责不足时，整个CSR/ESG体系的可信度被稀释，真正负责任的企业也难以获得应有的信任溢价；其二，价值错配——名不副实的ESG金融产品导致资金和资源与实际发展需求错配，打击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的信任；其三，道德风险——社会责任沦为“金融工具”后，企业管理层可能更加关注如何“表演”责任而非如何“实践”责任，代理成本不降反升。

（三）背离“为民造福”的本质后果

当社会责任从“为民造福”滑向“金融套利”，其后果是系统性的。从微观层面看，金融资产比例和金融支付比例的提高将导致企业对员工、债权人等方面责任水平的下降——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向金融领域，必然挤占对员工福利、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的投入。从中观层面看，金融化倾向加剧了经济的“脱实向虚”，削弱了实体经济的基础。从宏观层面看，当社会责任失去“为民造福”的价值内核，它就不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力量，反而可能成为加剧分配不公的工具。

五、实践路径：从制度建构到价值内化

（一）制度保障：将社会责任转化为“硬指标”

将“为民造福”从理念转化为实践，首先需要制度保障。近年来，各地国资委已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深圳市国资委从组织、制度、实践、传播、考核五大方面构建全链条闭环保障机制，将履责重点议题纳入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和董事会建设评价，推动社会责任由“软任务”转化为“硬指标”。湖北省国资委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责任工作的全面领导；宁波市国资委确保2026年实现市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全覆盖”。

这些实践表明，制度化的关键在于将社会责任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 ，从“锦上添花”变为“刚性约束”。唯有如此，才能防止社会责任沦为可被随意操纵的修辞工具。

（二）组织嵌入：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红色资源体制的独特优势。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实践中，国有企业通过“党委统筹、部门协同、全员联动”的责任格局，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

这一组织优势的核心在于：党组织提供了一种超越短期利润考量的决策视角。当企业面临“追求利润”与“保障民生”之间的张力时，党组织能够确保后者不被前者完全挤占。这正是红色资源体制区别于纯粹市场体制的关键所在。

（三）价值内化：超越合规的伦理自觉

制度建设只能解决“不得不做”的问题，却无法解决“真心愿做”的问题。可持续商业的终极动力，来自企业及其成员对“为民造福”这一价值目标的内化认同。

红色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革命历史教育、红色文化熏陶、党性教育培训，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企业成员的价值取向。当“为人民服务”从口号转化为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企业社会责任就从外在的制度压力转化为内在的道德律令。

（四）实践案例：从“做了什么”到“如何持续做”

在实践中，一批企业已经探索出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社会责任实践的有效路径。五粮液向麻栗坡烈士陵园捐赠浮雕，以“忠诚”“和平”为主题传承老山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中国信科围绕大悟乡村振兴、红色传承持续发力；中稀福建主动融入革命老区发展大局，将服务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作为应尽之责。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责任不是一次性的“慈善快钱”，而是嵌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持续实践。

在可持续商业层面，厦门航空通过机队更新、精细减重等百余项节油措施，累计节油近100万吨、减碳300余万吨；伊利建成45家“绿色工厂”，2025年为产业链伙伴提供249.25亿元融资支持。这些实践表明，可持续商业不是利润的敌人，而是将“为民造福”与“企业发展”统一起来的可行路径。

六、结论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在红色资源体制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商业的底层逻辑是“为民造福”，而非无度索取和金融化透支社会信誉。这一逻辑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将社会责任外置于企业核心使命的附加品，而是将其内化为企业存在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

红色资源体制提供了三重制度资源：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革命历史记忆塑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底色；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确保了企业决策不偏离公共利益轨道；“三责统一”的制度设计将社会责任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然而，这些制度资源的效果取决于一个关键前提——企业是否真正将“为民造福”确立为价值原点，而非将其工具化为金融套利的手段。

当前，ESG热潮下日益突出的“漂绿”和金融化倾向提醒我们：脱离了“为民造福”这一价值内核，任何社会责任话语都可能沦为资本游戏的修辞。在红色资源体制下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体系，需要实现三重转向：从“合规披露”到“价值内化”，让社会责任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文字而是刻在决策中的准则；从“金融工具”到“治理工具”，让社会责任不是融资的敲门砖而是治理的压舱石；从“股东至上”到“人民中心”，让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回归到为人民谋幸福这一初心。

可持续商业的本质不是如何在金融市场上讲一个好故事，而是如何在人民生活中做一件实在事。这既是红色资源体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底层逻辑，也是中国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连升，研究员/学者（工业经济；企业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他基于多年实践和理论研究，提出了“以‘责任闭环’为哲学根基、以‘三层利益相关方’为治理框架、以‘政产学研用媒’为协同生态、以‘供应链穿透’为核心战场、以‘价值沉默’为战略心法、以‘中国特色ESG’为国际话语的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操作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连续20年坚持知识公益，为710万余人次提供了专业的知识公益帮扶。

自2019年入职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加入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支撑完成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撑专项、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社会责任热点问题跟踪研究支撑专项、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建设支撑专项、工业和信息化合规体系建设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合规监管工作推进试点专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政务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及标准化工作专项等课题40余个。发表《王连升思想体系一核三柱破解企业责任“两张皮”研究专著》《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核心竞争力从“成本”到“资本”治理研究专著》《王连升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及其供应链从“价值共生”到“信任穿透”协同实践专著》等文籍及研究论文。

王连升思想体系，是一套以‘责任闭环’为哲学根基、以‘三层利益相关方’为治理框架、以‘政产学研用媒’为协同生态、以‘供应链穿透’为核心战场、以‘价值沉默’为战略心法、以‘中国特色ESG’为国际话语的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操作系统。旨在引导企业超越“工具理性”（被动合规），走向“价值自觉”（内生性可持续能力）。这套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时代之问“中国企业如何在参与全球商业竞争的同时，找到属于自己的责任话语和治理道路”。这套思想体系最大贡献，不是发明了新概念，而是在中国产业语境中完成了一次“翻译”——把西方ESG话语翻译成中国企业听得懂、用得上的语言，同时保留了中国商业文化的底色。这套思想体系给出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套可以持续迭代的思考框架。它本质上是一套 “理想主义框架，现实主义路径” 的思想——理想在终点，现实在起点，中间的路需要一代企业人一步步走出来。

作品列表

一、核心理论与思想体系类

《从合规到共生：企业社会责任(CSR)与ESG治理的理论重构与实践路径研究》

《从扁平到纵深：王连升“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践逻辑与范式革命研究》

《从合规到共生：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思想体系研究--王连升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思想的系统建构与实践路径专著》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哲学批判与实践重构“从价值喧嚣到价值自觉”王连升思想体系研究》

《植根本土，面向全球：王连升csr-esg思想体系的深度剖析、前沿应用与全球治理融合研究》

《从责任闭环到价值自觉：王连升本土化思想在新兴治理领域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智慧研究》

《超越工具理性：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跨行业验证、动态平衡与技术重塑》

《王连升可持续商业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体系“战略罗盘与价值共生”研究》

《责任共生机制：构建人类未来可持续价值创造的伦理与实践框架研究》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联想集团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次剖析》

《网络安全企业的责任闭环：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天融信ESG实践深度剖析研究》

《国内ESG卓越企业实践路径解析：以台达为标杆的可持续发展样本》

二、全球供应链ESG与出海企业类

《全球供应链esg风险与出海企业的责任供应链管理研究》

《欧洲供应链治理新范式：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硬约束”与“软共识”研究》

《全球交易所社会责任治理与产供链企业溯源管理的协同演进：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研究》

《绿色供应链“从责任闭环到价值自觉”核心竞争力与责任投资研究》

《电子信息产业社会责任价值链信用·贸易·责任实践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与ESG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研究》

《“不出海，就出局”:集体误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基于中国出海企业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

《漂绿行为的跨国面板数据(基于38国2354家企业的大样本实证)研究》

《从合规到核心竞争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CSR治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企业信誉构建：社会责任、品牌傲慢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度剖析》

《中国绿色电力证书(GEC)体系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从国内闭环到国际互认》

三、AI伦理治理前沿类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理论建构与中国实践研究专著1.0》

《人工智能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度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

《企业esg赋能人工智能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走向可持续的智能未来》

《我国首部大模型国家标准实施：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

《“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全球实践、多维影响与未来路径研究》

《数字化健康管理的esg价值重构：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实践路径研究》

四、新型工业化与智能制造类

《从“智能肌体”到“产业神经”:2025中国智能制造的系统性跃迁与实践路径研究》

《“十五五”时期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政产学研用协同的机遇、挑战与路径研究》

《新型工业化视角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路径探索》

《电子信息行业ESG治理的价值链穿透实践研究》

《供应链韧性、价值链升级与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ESG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战略路径与创新实践深度剖析研究》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多维透视与实践创新研究》

《工信部下属198个学协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深层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

《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中国实践》

《中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范式演进与实践路径研究》

《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范式革新、多维整合与实践路径研究》

《全球多极化格局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治理研究》

《市场监管总局政策调整的深层次解读：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视角的企业“标准机遇”研究》

《从边缘到核心：双重约束下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范式重塑研究》

《电子信息产业社会责任治理“1.0合规驱动”向“2.0价值共创”研究》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政产学研用”十年演进研究(2016-2026)》

五、绿色金融与ESG绩效研究类

《浅谈绿色金融在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矛与盾》

《中国ESG治理经验的国际适用性与可推广性研究》

《ESG理念的中国标准与实践样本研究》

《绿色经济系统从模拟到优化：基于多智能体模拟的最优绿色政策组合动态优化研究》

《“Token逻辑”与ESG研究》

《ESG绩效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的量化关系研究》

《绿色政策跨周期治理效果，基于已有实证研究系统性综述的Meta分析研究》

《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核心竞争力生成机制研究》

《从责任到价值：中国央企可持续发展治理研究》

《“漂绿”治理政策的动态制度优化，基于企业异质性响应的适应性治理框架研究》

六、女性赋能与多元治理类

《女性供应商在产供链价值重构与产业发展战略中的深层作用与实践路径研究》

《标准引领与系统变革：中国电子产业女性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治理路径研究》

《数字时代的性别重构：电子信息行业性别平等与职业女性可持续发展赋能路径研究》

《超越边界：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共享治理2.0”模式建构研究》

《创新生态失衡与组织认知陷阱：中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路径研究》

《从合规遵从到价值共创：中电标协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支撑工信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实践研究》

《政府推动责任供应链与ESG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

《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消费者)》

《新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传承、产品责任与安全隐私研究》

《价质背离与信任重建：2026年中国消费市场的危机、逻辑与出路研究专著》

《数据资产与非上市中小企业研究1.0》

《数据资产与非上市中小企业价值创造研究》

《中国北车可持续商业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国工业和信息产业标准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 (ESG评级体系)》

《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1.0(洪武)》

《河南省汝阳县从扶贫帮扶到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双重视角研究》

《国有资产法出台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

《2025年度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深层次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