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律已经给父母笞子划出死亡红线——杖政史谈之三

作者：蒋丰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有一个身为奴婢的人，把自己的孩子活活地打死了。这件事情，没有姓名，没有时间，没有留下任何具体的家庭背景，却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留下了短短一句话：“人奴妾治（笞）子，子以辜死，黥颜頯，畀主。”

这里的“治”，整理者将其释为“笞”。也就是说，一个“人奴妾”笞打自己的孩子，后来孩子因伤而死，官府便进行惩罚，在施笞者的脸部上施以黥刑，然后再交还给主人。相关研究指出，“黥颜頯”所指正是面部黥刺，“頯”与颧部有关。

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奴婢打死孩子”的刑事案件，这条秦简似乎并不起眼。但如果把它放进中国古代“杖政史”的长河中，它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它说明，在战国晚期的秦国，父母对子女实施笞打，本身显然并不是法律首先禁止的行为。

《法律答问》没有问“人奴妾为什么可以笞子”，也没有说“笞子有罪”，它真正追问的是一个更加具体的结果：笞打以后，孩子“以辜死”了，怎么办？

这恰恰意味着，在当时的法律观念中，父母对子女具有某种相当明确的家庭惩戒权。孩子犯错，父母可以责备，也可以动手，甚至可以使用笞击这样的身体惩罚。对于一个高度重视家长权威的古代社会来说，这并不令人意外。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这种权力的人甚至是“人奴妾”。奴婢本身处于社会等级结构的底层。在主人面前，他们是被支配者；然而回到自己的家庭关系之中，他们面对自己的孩子，又成为支配者。

于是，一根小小的笞杖，把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表现得格外清楚。主人可以支配奴婢，父母又可以支配子女。权力一级一级向下传递，最后落实到人的身体上。

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杖政”时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杖并不是从国家衙门里突然产生的。它首先深深嵌入家庭、尊卑、长幼关系之中，然后才越来越制度化、法律化，最终成为国家刑罚和行政惩戒的重要工具。

但是，秦律同时又划出了一条界线。父母可以“笞子”，却不能因为笞打而把孩子打死。这一点，从《法律答问》相邻的条文看得更加清楚。秦律还规定：“擅杀子，黥为城旦舂。”并专门解释说，如果新生儿身体正常，没有所谓“怪物”或残缺，仅仅因为孩子太多而不愿抚养，将其杀死，也属于“杀子”。紧接着又规定：“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随后才是“人奴妾笞子，子以辜死”的条文。

把这几条连起来看，就能发现秦代法律对于父母处置子女，其实已经存在相当清晰的层次。管教是一回事，擅杀是另一回事；笞打一顿是一回事，笞打致死又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家庭权力虽然受到法律承认，却并非绝对无限。

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我们常常容易把古代父权理解为一种没有边界的权力，仿佛父母对子女生杀予夺，国家一概不过问。但睡虎地秦简告诉我们，至少到了战国秦国，事情已经没有这么简单。国家法律已经开始深入家庭内部，对父母处罚子女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追究。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杖政”非常早的一次法律限界。秦律并没有禁止父母拿起笞杖，却告诉他们：这根笞杖可以用于惩戒，却不能无限制地打下去。

如果孩子因为这顿笞打而死亡，那么原本属于家庭内部的管教行为，就会越过一道界线，进入国家刑法的领域。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干预并没有改变奴婢的身份。“黥颜頯”之后，仍然是“畀主”——交还主人。

国家惩罚了这个打死孩子的奴婢，却没有因此把他或者她从奴隶身份中解放出来。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秦代法律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国家限制家庭内部的暴力，却同时维护既有的身份等级。它既限制父母，又维护主人；既处罚笞子致死，又继续承认奴婢制度。这就是秦律的复杂之处。

从“杖政史”的角度看，这枚竹简尤其珍贵，因为它保存的不是后世文人的议论，而是一条真正进入司法实践的问题。

两千多年前，秦国的司法官员已经在认真区分：笞子，可以。把孩子打死，不可以。

于是，我们在中国古代家庭里那根漫长的笞杖旁边，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一道由国家法律划出的红线。

这道红线虽然远远不能用现代儿童保护观念来衡量，却仍然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家庭拥有惩戒权，但家庭并不是国家法律完全无法进入的私人领域。

而中国两千多年“杖政”的一个基本矛盾，也正是在这里悄然出现——权力允许你举起杖，却又必须决定：这一杖究竟可以打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