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老上司曾是土匪，湖南省委欲枪毙，贺龙向毛主席求情：不能杀

1925年10月，湖南凤凰，陈渠珍刚收到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电报命令他率部“讨伐”贺龙，出兵地点、行军方向都写得清清楚楚。陈渠珍看完没有立即下令，反而把电文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

这道命令来自湖南省长赵恒惕。表面上，是要围剿“叛匪”贺龙；实际上，是担心贺龙在澧州推行减税、整顿军纪，又同工农运动关系密切，势力越做越大，最终威胁到湖南的军阀统治。

陈渠珍夹在中间，进退都难。他若公开抗命，赵恒惕不会放过他；若真去攻打贺龙，既要与旧部下兵戎相见，也等于把湘西推入内战。思量再三，他对身边人说：“电报可以照发，仗却不能真打。”

这不是一句空话。

陈渠珍早年在湘西军政系统中任职，后来逐渐控制了湘西大部地区。由于他常用招安办法收编地方武装，把一些原本占山为王的人编入军队，授予团长、营长等职务，外界便给他扣上了“土匪头子”的帽子。

但湘西当时局势复杂，所谓“土匪”和地方武装、保安部队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谁能控制枪支，谁就有谈判资格。陈渠珍的办法虽带有浓厚的地方实力派色彩，却也确实让不少武装暂时停止了械斗。

贺龙与他的关系，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形成的。贺龙早年长期活动于湘西，熟悉山路，也有带兵作战的能力。1921年前后，陈渠珍收编湘西各路武装时，贺龙的部队也曾进入他的体系。名义上，贺龙是部下；实际上，两人都清楚，湘西军队之间的关系，靠的不只是上下级，还有乡土、旧交和彼此的信誉。

1922年，孙中山方面准备组织力量进兵四川，陈渠珍向石青阳推荐贺龙。陈渠珍认为，贺龙熟悉川湘边境，作战果断，又有独立带兵的经验，适合担任前线指挥。

贺龙随军入川后，参加了攻打涪陵等战斗，表现出较强的军事才能。后来驻防彭水期间，他废除部分苛捐杂税，整顿军纪，惩治恶霸，还支持兴办学校。当地一些青年主动参军，队伍规模随之扩大。

有意思的是，陈渠珍并没有因为贺龙离开自己的体系，就把他当成必须铲除的对象。相反，1925年赵恒惕重新调整湘西军政格局，把陈渠珍任命为湘西屯边使后，陈渠珍还专门派人同贺龙联系，说明赵恒惕是想借两人的矛盾相互牵制。

贺龙也作出了让步，把永绥、保靖、永顺等地的部分防务交给陈渠珍接管。双方没有公开结盟，却保留了沟通渠道。这个细节，后来直接影响了“讨贺”行动的走向。

接到赵恒惕命令后，陈渠珍对外发布讨伐通电，摆出调兵遣将的架势，暗中却把真正的任务变成了清剿当地残余匪患。他让部队驻守交通要地，故意制造追击贺龙的声势，实际却给贺龙留出撤退路线。

贺龙部队经过湘西时，陈渠珍的部下甚至送出枪支弹药。对外报告中，双方激战、追击不断；实际上，枪声有时是朝空中打的，行军路线也刻意避开了真正的冲突。陈渠珍明白，若把贺龙逼到绝境，湘西必然陷入更大混乱。

1925年年底，贺龙离开湘西进入贵州松桃一带。临行前，他派人向陈渠珍致谢，并请求补充军需。陈渠珍答应提供钱款和子弹，双方约定以“联防剿匪”的名义交接。这样的安排，既帮助了贺龙，也避免给赵恒惕留下公开反叛的把柄。

真正考验两人关系的，是1928年的桑植起义。

此时贺龙已经走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道路，准备在湘鄂边建立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对桑植形成压力，贺龙急需打开一条通道。陈渠珍虽然仍控制着湘西部分地区，名义上也接受南京和长沙方面的指令，但他没有选择乘危进攻。

通过陈氏族人陈雨星传话，陈渠珍向贺龙表示，两军相遇可以“应付了事”，部队不得擅自深入自己的防区。他还提醒贺龙，陈策勋等人不可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随后，陈渠珍在军官会议上暗示部下灵活处理，能让路就让路，能佯败就佯败。贺龙部队因此获得了喘息机会。后来国民党方面追究责任，陈渠珍又以调任、换防等办法，削弱了真正进攻贺龙的力量。

这些事情，贺龙一直记在心里。

1949年11月7日，陈渠珍在凤凰发布和平解放通电，率部接受人民政府改编。此后，他担任湖南省临时政府委员，并于1950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

但局势并未立刻平静。陈渠珍的旧部中，有人拒绝接受改编，继续在湘西组织武装活动。湖南方面担心这些人同陈渠珍仍有联系，怀疑他暗中支持旧部，于是向中央提出严厉处置，甚至要求枪决陈渠珍。

毛泽东听取汇报时，贺龙也在场。贺龙替老上司说情：“他是起义过来的，过去也帮助过革命队伍，不能因为旧部的问题就把他杀掉。”

这句话分量很重。贺龙不是替一个普通旧军人求情，而是在为一个曾经掌握湘西军政大权、又有复杂历史关系的地方实力派作担保。

毛泽东经过考虑，没有批准枪决意见，而是决定保留陈渠珍的政治待遇，让他继续参加政府和政协工作。陈渠珍此后没有再遭到处决，1952年2月病逝于长沙，终年70岁。娱乐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