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４年，焦裕禄病重，邓小平作出紧急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

1964年春，北京日坛医院，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躺在病床上，腹部剧痛一阵紧过一阵。前来看望他的袁汉琪转达了兰考干部群众的问候，他没有先谈自己的病情，而是追问：“县里的风沙怎么样了？泡桐树栽下去没有？”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说明焦裕禄直到病重之时，心里装的仍是兰考的工作。那片土地上的风沙、内涝和盐碱，早已不只是工作对象，而成了他无法放下的责任。

焦裕禄1922年出生于山东博山县崮山乡北崮山村。少年时代，他经历过侵略者的压迫，也被迫外出做苦工。家庭贫困、战乱频仍，使他很早就知道，普通百姓想过上安稳日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回到家乡，参加民兵组织，投入解放区的工作。194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随部队南下，参与土地改革和基层工作。与许多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干部一样，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靠的是在艰苦环境中一步步磨炼出来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那时，工厂还是一片待开发的土地，设备、图纸和技术资料中有不少俄文内容。为了尽快熟悉工作，他主动向懂俄语的同志请教，也经常和苏联专家交流。

在洛矿建设期间，焦裕禄承担了筹建和生产组织等任务。厂区从简陋的起点逐渐发展起来，他也因长期劳累落下了严重的肝病。胃痛、肝区疼痛时常发作，他却把苏打片放在口袋里，疼得厉害时便用手压住腹部，稍缓一些又回到工作岗位。

病痛没有让他停下，反而让他更清楚地知道基层工作意味着什么。

1962年，河南兰考遭受严重灾害，内涝、风沙和盐碱同时袭来，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时任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找焦裕禄谈话，希望他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当时正在治病，但听完兰考的情况，只说了两个字：“我去。”

他没有把病情讲得太重，也没有提出特殊条件。到兰考后，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汇报，而是骑着自行车下乡，带着干部走村串户。哪里有风口，哪里洪水冲得最厉害，哪块土地盐碱最重，他都要亲自去看。

有一次，他在县城附近遇到群众殴打一名偷白薯的农民。了解情况后，焦裕禄没有简单斥责群众，也没有只处理偷窃问题，而是追问这户人家为什么会走到断粮的地步。他对在场的人说：“把人先放开，大家一起想办法，不能只打一个饿肚子的人。”

这件小事让他更加认识到，兰考的困难不是发几袋救济粮就能解决的。救济只能解燃眉之急，要改变全县面貌，必须摸清“三害”的规律，找到长期治理的办法。

焦裕禄带领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调查队，查风口、探流沙、追洪水，反复观察地势和水势。他把群众的经验与技术人员的研究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翻淤压沙、翻淤压碱、疏通河道、植树固沙等办法。

泡桐树生长较快，适合当地部分土壤条件，能够形成防护林带。焦裕禄并没有把种树当成一句口号，而是带着群众试种、比较、总结。哪里适合栽，怎样成活，怎样防风，他都要问个明白。

工作最忙的时候，他常常早出晚归。干部劝他住院，他总是说：“等这一段忙过去再说。”可兰考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所谓“这一段”，始终没有真正过去。

1963年，焦裕禄的病情明显加重。一次开会时，他突然昏倒，同志们将他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认为必须转院治疗，他仍惦记着县里的抗灾工作，甚至提出不要住院。

后来，他被送到北京日坛医院。兰考方面得知消息后，希望通过有关渠道为他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袁汉琪到北京后，先去医院看望焦裕禄。焦裕禄听说要向中央反映自己的病情，马上劝阻：“不要因为我个人的事情给首长添麻烦。”

袁汉琪没有把这件事放下。他向邓小平反映了焦裕禄的病情和兰考的灾情。邓小平听后十分重视，作出指示，要组织力量为焦裕禄进行检查治疗，并明确提出，应该安排国内有关专家会诊，尽力挽救他的生命。

这道指示很快得到落实。有关方面组织专家对焦裕禄进行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肝病已经发展到晚期，病情十分严重。即使如此，焦裕禄仍不断询问兰考的情况，关心哪里还在积水，哪处沙丘尚未封住，群众的生产有没有恢复。

家人和同事把他转回河南治疗后，兰考干部群众陆续前往探望。病床前，焦裕禄叮嘱大家，不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自己身上，要把力量用于治水、治沙和恢复生产。他还反复说，泡桐树要继续栽，已经试验有效的办法不能停。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在郑州逝世，终年42岁。按照他的遗愿，遗体后来被安葬在兰考县城附近的沙丘上。墓地面对着他曾经带领群众治理过的土地，也留下了那句临终前的嘱托：“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