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主席接见云南学习班，刚一进门便大声询问：周兴在哪里？

1968年，北京，中央接见云南学习班学员。会场里掌声刚响起来，毛主席走进门，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向众人挥手，而是抬高声音问了一句：“周兴在哪里？”

角落里的周兴听见后，明显有些意外。他当时正处在一段艰难时期，不愿站到人群前面。身边同志把他推了出来，毛主席拉住他的手，又对摄影人员说：“来，给我们照个相！”

这张合影背后的分量，不在于站位，而在于态度。对周兴而言，毛主席的当众接见，是一种明确支持，也让许多原本含糊的议论失去了继续扩散的空间。

毛主席早年就注意到周兴。1937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毛主席曾把周兴称为“无产阶级的宝剑”。1962年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又借唐代酷吏周兴的名字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

同一个名字，含义截然不同。唐代周兴以酷烈著称，而毛主席所说的周兴，是在革命战争和地方治安工作中，长期承担危险任务的人。

1927年，周兴经人介绍参加朱德领导的教导团。南昌起义爆发时，他还是一名年轻战士。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周兴按照党组织安排，到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从拉队伍、找粮食、做群众工作做起。

那时的游击斗争，远不是后来文字中几句“建立根据地”那么简单。队伍缺枪少药，县城反动势力又不断搜捕。周兴在实际斗争中逐渐显露出组织和保卫方面的能力，后来被调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

长征开始后，周兴担任国家保卫局特派员，随红一军团行动，后任保卫局副局长。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抵遵义，遵义会议期间，周兴负责外围警戒。城外地方武装数次试探进犯，他带领警卫力量连续作战，保证了会议区域的安全。

遵义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会场里的讨论关系到红军的方向，会场外的警戒同样不能出差错。周兴并未参与核心决策，却在自己负责的岗位上守住了外围。周恩来后来对这项工作给予肯定，原因正在于此。

长征途中，周兴也曾被疾病击倒。翻越雪山、走过草地后，他患上肺病并发高烧，一度昏迷在群众家中。有人劝他留下养病，等身体恢复后再追赶部队，他却回答：“我是红军的人，离开了红军，还有什么用？”

这句话并不豪迈，甚至带着一种近乎朴素的执拗。干部团首长于是安排担架抬他前进。病情好转后，他拄着棍子跟随队伍，最终走到了陕北。

到达陕北后，周兴转入地方保卫工作，承担延安的安全保卫。延安城不大，保安处的机构却占据了相当区域，周恩来因此打趣称他为“周半城”。这个称呼听起来轻松，背后却是当时保卫工作的紧张。

1937年，周恩来准备前往西安谈判。由于临时变化，原先安排的护卫力量被削弱，车辆在劳山附近遭到袭击。战斗造成严重伤亡，周恩来、张云逸等少数人员脱险。消息传回延安后，周兴立即组织力量追剿袭击者，并推动边区各地清剿土匪，修补了延安周边的安全漏洞。

新中国成立前后，周兴的工作重点转向城市接管。1949年南京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国民党撤离前曾在南京留下潜伏力量，公安机关面对的并不只是街面治安，还有隐藏在机关、行业和社会组织中的破坏网络。

周兴没有把肃特工作简单化为抓捕。他组织开展政策宣传和争取工作，使一部分人员主动交代问题、提供线索，再集中力量打击顽固分子。与此同时，南京市场上的非法银元交易也影响着社会秩序。公安部门查封非法交易场所，整顿银楼，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活动，城市管理逐步恢复。

西南解放后，周兴随部队进入四川，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云贵川地域辽阔，交通困难，民族、边疆和历史遗留问题交织在一起，情况比南京复杂得多。他没有照搬城市经验，而是先做调查，随后建立各级公安机构，并依靠地方干部和群众开展清匪反特工作。

到1953年底，西南地区的大规模匪患和反革命活动受到压制，社会秩序逐渐稳定。1954年，周兴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治安和劳改工作。1957年北京出现大量盲流人员，他亲自到车站与相关人员交谈，摸清情况后形成报告，推动有关部门整顿首都治安。

1965年，周兴调到云南工作。由于刚到任不久，省委安排他负责群众接待。这个岗位看似普通，实际上最容易接触到各种矛盾，也让他很快处在复杂局势的前沿。政治风暴开始后，他受到冲击，工作和生活都陷入困境。

正因如此，1968年北京会场里的那一声询问，才显得格外特殊。毛主席没有绕弯子，也没有让周兴继续躲在人群后面，而是直接点名并让摄影师留下合影。这种公开而明确的举动，改变了周兴当时的处境。

1971年，经中央安排，周兴主持云南工作，着手恢复受到破坏的省委领导班子。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频繁到基层调查。云南全省一百多个县，他走访了大部分，边境地区也留下了他的行程。

长期超负荷工作使他的身体迅速恶化。1975年，周兴赴北京治病，但病情已重，治疗未能挽回生命。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周恩来等敬送花圈，邓小平出席并代表中央签发悼词。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