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员工跳出内卷、突破职场瓶颈的三次思维觉醒

内容来源|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书籍
《看高一线》 关明生 著

责编 | 贾宁

第 9816篇深度好文：4804字 | 11 分钟阅读

身处快节奏的职场与人生赛道，内卷、焦虑、短期思维几乎成为大多数人的常态：员工困于琐碎细节，只盯着手头任务；管理者紧盯短期指标，看不到长远布局。我们总在拼命“把事做对”，却很少停下来思考“什么才是值得做的事”。

阿里首任COO关明生身兼工程师、一线销售、企业管理者等多重身份，他人生三次关键觉醒，恰好戳破当代人思维里的核心盲区。

26岁申请 MBA 被拒，让他跳出精致利己，建立利他思考的底层逻辑；撰写市场报告陷入细节内耗，令他悟出“看高一线”的全局视角；手握高薪体面 offer 却选择从零开拓销售市场，教会我们跳出光环束缚、顺势而为选择赛道。

本文梳理关明生三段人生转折背后的认知蜕变，拆解“凡事多看一眼、凡事看高一线”的思维内核。不空谈成功捷径，而是借真实经历解答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跳出眼前局限，摆脱短期内耗，建立自上而下的全局思考能力。

看高一线，不只是在心里有一个远方，还要把那个远方写下来、拆出来、交出去，让自己对更高的要求负责。有些人之所以能走在前面，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觉得对自己的要求不够高，总想比现在再看高一点、远一点。

今天最高的表现是明天最低的要求——这也是我到阿里以后，和同学们一起写到价值观里的要求，历经“独孤九剑”“六脉神剑”“新六脉神剑”的变迁，这一要求20多年一直保留。

它也不断提醒阿里的同学们：在逆境时懂得自我激励，在顺境时敢于设定更高的目标。不进则退，面向未来仍要敢想敢拼，不断挑战和超越自我。

一、一封拒信背后的思维盲区

我在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自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会是一个卓越的工程师吗？有了否定的答案后，我顺理成章地问：那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可惜的是，这样的独立思考和关键提问没有持续多久，年轻人的少不更事和随波逐流不可避免地来袭—我问自己：现在做工程师，最潮的是干什么？

当时在英国，工程师最潮的就是去读个 MBA（工商管理硕士），然后从商。恰好，我中学的师弟那时刚从伦敦商学院 MBA课程毕业，他也是工程师出身，之后加入了当时新兴的投资银行家行列。

有了这个先锋校友的鼓舞，我顺理成章地申请了伦敦商学院的 MBA，而且信心满满，准备跳过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龙门”。我甚至都做好了在伦敦商学院读完硕士后如何扬名立万的计划。

1974年，我26岁，申请了伦敦商学院，信心满满地参加考试、面试，感觉自己能做的都做了，结果很快收到系主任查尔斯·汉迪教授的拒绝信。

我是在公司拆的信：哇，晴天霹雳！怎么可能？！我师弟学历不如我，工作经验也比我少，他都能去读，为什么我不行？我二话不说，跳上我的破车，从剑桥直奔伦敦—开了两个小时。

在学校门口停好车，我冲进去找汉迪教授。他的助理—就是写回信的那个人—说：“你就是Savio ？教授正在上课，15 分钟后下课，请你半小时后回来。”

我说：“我就在这等。”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信里只说“不予录取”，却没说为什么拒绝。我必须弄个明白。

终于“埋伏”到汉迪教授，我直接问为什么我不行，他回答说：“Savio，我们考虑了你的申请，但我们不知道你有多想进伦敦商学院。”

我更生气了：“我写了那么多想进来的理由，你没看清楚？”

然而他的回答让我一生难忘：“你说的，都是伦敦商学院能为你做什么，没有一句是你能为伦敦商学院做什么。”

我当场呆住。

是的，我申请信里全是“伦敦商学院能给我什么好处”，标榜的都是他们已知的事。他们想知道的却是：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东西？多样性、不同的文化视角、国际经验—这些能丰富同学视野的东西，你有没有？

更厉害的是，他说：“你老板的推荐信表面风光，内里却另有乾坤—他其实不想让你走。你可能是个不错的员工，但还没优秀到值得被公司投资送出去深造、回来提升业绩的程度。”言下之意就是：你还行，好好干活，别想太多，还没到“值得公司全力培养”的地步。

于是，他给了我一个挑战：“你回去，让你老板重写一封真正的推荐信，我们再考虑。”

我立刻开车回剑桥。到公司是下午5点多，部门的人都下班了，老板的秘书也走了，但老板还在——原来写推荐信的那位老板已高升，这是新上任的老板。我跟他还不太熟，但我还是直接进去说：“Gerry（格里），我需要你帮我写推荐信。无论你写不写，我都要离开，要么去伦敦商学院，要么去别的商学院。”

他想了一下，说：“Savio，我知道了。”然后拿出公司信纸，在打字机上打了一段话，签上大名递给我：“这封信一定能让你进伦敦商学院。”

他给我的信中写道：“Savio是极佳的员工，公司愿全额资助他两年MBA课程的学费—工资照发，条件是他毕业后回来效力；若违约，须退还所有费用。”

我马上把信寄给汉迪教授，很快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一个年轻人如果一路太顺，往往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变得特别骄傲。

而这次被拒让我思考：你到底是谁？你对目标有多渴望？你能为别人做什么？

一个人的成长通常是有多个转折点，收到伦敦商学院汉迪教授的拒绝信就是我的一个转折点。

经过这次被拒，我的心理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精致的利己思维，开始演变为以利他为中心的思考起点。

可以说我人生的软件设置，因为这件事重置了，就算我后来没能进入伦敦商学院读MBA，我两个小时的车程也没有白跑。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与汉迪教授的交锋过程，是一个很典型的自我销售过程，也就是说，我要向教授推销我自己，向他证明“我不光能享受伦敦商学院给我的裨益，也有潜力给伦敦商学院带来回馈”。

这可能为我在伦敦商学院毕业之后，毅然选择去做销售埋下了伏笔。

二、“看高一线” 的顿悟：
别在细节里耗尽自己

在伦敦商学院的两年，我一头扎进财务、经济、 市场营销等全新的商业领域。回顾这两年的学习，它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砌，而是让我在复杂与不确定中，练就了做判断、做正确的事的底层能力。

进伦敦商学院，是我的人生转折点之一。我以前觉得英国年轻人不爱读书，只想早点赚钱，进了伦敦商学院却发现班上全是剑桥、牛津的精英，我既不是最厉害的，也不是最差的，只是中间的一批。

第一学期学基础课，第二学期开始研读案例。一开始一天一例，后来一天六七份案例，每份一百多页，全是纸质材料，一晚要看六七百页，约几十万字。

我是慢读者，习惯细嚼慢咽。后来实在撑不住，就只精读一份案例，其他只记标题。讨论时，遇到读过的就冲上前发言；遇到没读过的就躲在书后偷瞄。

一次，我跟汉迪教授抱怨：“案例研读课快把我逼疯了！” 他说：“案例研读不是考阅读量，是测试你如何应对压力。

笨人尝试全读，失败后学会选择性读——你们这批占六七成。聪明人合作创新，用团队力量解压——这批人约占 10%。还有 10%的人直接‘摆烂’。”

这时我才发现班上前排五人总能对答如流的秘密：他们组成了学习小组，五人分读五案，三小时后汇总成摘要，每人共享全部，而不像我这样“赌运气”。

读商业案例也要有方法。后来我了解到，哈佛商学院的传统是快速抓重点——文字、图表都要“扫”，迅速提炼关键词，做简明摘要。

他们看重逻辑：你为何做此决策？依据是什么？重点不是“正确地做事”，而是“做正确的事”。再后来我到了阿里，“独孤九剑”其中一条就是 “专注”，先确定方向正确，再高效执行，也就是“做正确的事”。

可以说，伦敦商学院的商业案例研读课，训练了我在压力下识别“什么是最重要的事”的能力。面对压力，关键是聚焦要事，然后尝试用创新方式解决。

实际上，在商业世界，谁赢谁输，很多时候是基于团队的协作和集体贡献的能力，而非个人英雄行为。

在伦敦商学院的第一个暑假，我被分配给一位学姐做实习生。她与我年龄相当，但比我早几届毕业，当时已经在一家大型化工公司做到高层，管着整个产品部门。、

我清楚地记得，她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做一份市场调研报告。

于是我开始一家一家跑，不仅要拜访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这样的巨头，也得接触那些中小型油漆商。由于我身份的特殊性—我不是竞争对手的销售经理或市场部职

员，而是一个商学院的学生—反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信任。

我非常卖力地做这份调研报告，白天拜访客户，晚上整理数据。我收集了大量信息，做了非常详细的表格，甚至连小数点后两位都反复核对。

我越做越投入，越做越紧张。我觉得这份报告必须完美，必须精确到每一个细节。我生怕漏掉一个数据，生怕算错一个百分比。

终于，报告做完了。我带着这份“心血之作”去向学姐汇报。我记得自己当时忐忑不安。

然而学姐却说：“Savio，你以为这叫压力？商业领袖面对的是公司倒闭、员工失业，甚至人命关天，比如消防、军队，指挥出错会死人。

相比之下，你这点调研压力微不足道。因为你做的这份调研，无论多重要，也只是商业决策中的一小部分。决策者会综合很多信息，你的数据只是其中之一。你不需要做到完美，只需要做到‘足够好’，能帮他们看清大势就够了。”

师姐的话让我醍醐灌顶，让我明白：天外有天，凡事要“看高一线”，永远向上看。

看高一线这个道理，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应用。比如说，在公司里销售要专注的不是拿单，而是拿客户；销售主管要专注的不是只拿一个客户，而是拿客户群；经理要专注的不光是客户群，还有市场份额；而最高的领袖，要专注的不光是市场份额，还有这个市场的方向和如何建立生态环境。

三、放弃光环去卖机器：
顺应时代的职业抉择

我在伦敦商学院毕业时恰逢世界经济复兴，各大公司的优质入职邀约纷至沓来，可我却毅然选择了一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亚洲区销售工作，投身医疗设备行业。

旁人不解我为何放下光环从一线拓荒，唯有我自己清楚，这份选择藏着我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对时代趋势的把握；更是伦敦商学院两年所学，让我在职业赛道的抉择中找到的能力与价值的最佳契合点。

1974 年我们入学时逢经济萧条，伦敦商学院原计划招 120 人，实际只录取了 72 人。1976 年我们毕业时又逢经济起飞，于是人均手握三四个入职邀约。

毕业后，老东家也给了我两个职位选择：一个是CEO（首席执行官）助理，一个是重要项目负责人。但我没回去。当时我已成家，太太已经工作，我还有政府的助学金支持。财务上的底气，让我毅然退回了老东家前两年的资助金，选了另一条路—去EMI，卖CT机。

身边人都说我疯了：从系统工程师，到伦敦商学院读了两年MBA，最后却去“卖机器”？还是个初级销售员， 连销售经理都不是！

但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现在回想，这种难得，可能源自最重要的四点。

一是当时正逢医疗诊断行业百年不遇的重大技术改革：从普通二维X射线机，蜕变成三维数字化的成像技术。

我看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于是选择果断抓住进军医疗设备行业的机遇。虽然要从初级销售员开始，但是与能参加这个重要的时代之变相比，这种代价是微不足道的。

二是我逐渐发现自己的热爱在于，找到能让我发挥管理能力和领袖力的事情。

之前面对汉迪教授拒绝信的挑战，我没有退缩，反而过关斩将地搞定了他提出的所有建议，最终成功被录取。其实这个过程早已在我的心中埋下种子，我可能极其擅长通过与人打交道来解决问题。

三是我天生对有更多可能性的事情感兴趣。

当时EMI的技术颠覆了整个医疗行业，因为它开始能看到传统X射线机看不到的病变（如脑出血），并逐渐推广到用来扫描身体其他部位（如肝、肺等）的病变，我可以预见到，在技术推广的层面上，它将大有可为。

四是这个职位需要我回到以香港为中心的亚洲市场，开拓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市场。

在这方面我认为自己具有独特的优势，我既有工程和商学院的背景，又有中西合璧的文化背景，现在找到一个能让我在东方大展拳脚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这一点可能才是推动我做出最终决定的关键因素。

后来我去见EMI的人力资源部主管等公司高层的时候，根本没有和他们在薪资待遇上做任何讨价还价，即使当时同学们都那么做。我大笔一挥就踏上回归东方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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