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七年，京城，大学士鄂尔泰向朝廷谈到地方增设官员的问题。他的意思很明确：地方事务可以调整分工，但不要动辄析置州县，钱粮、刑名等事务，应交给同知、通判兼管。
这道谕令，实际上为清代“厅”的扩张定下了基调。厅与州在行政级别上可以并列，可它们并不是同一种地方单位，更不是朝廷随意改换的两个名称。
要看清区别，还得从“厅”这个字说起。
明清时期，府的长官是知府，下面设有同知、通判等佐贰官。他们通常不直接统辖一块完整的地方，而是分管钱粮、刑名、治安、河工等事务。
这些官员有自己的办公机构，称为“厅”。起初，厅主要是衙署名称，所谓“厅官”，指的也是在此办公的同知或通判，并非独立的行政区划。
变化出现在康熙中期以后。
全国人口增长，垦地增多，赋税和诉讼事务不断加重。原有州县的辖区越来越大，知县往往顾不过来。地方督抚于是频频提出分县，希望把一个大县拆成两个，或者增设新的州县。
问题也随之而来。增设一个州县，绝不只是多派一名知县。知州、知县下面还要配备佐贰官、首领官、书吏和衙役，衙署、俸禄、办公经费都要增加。朝廷担心地方官缺膨胀，康熙时期对这类请求多有限制。
雍正即位后，局面发生转折。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设置直隶州，让直隶州知州负责稽核所属各县的钱粮事务。这个办法得到朝廷认可，随后在各省推广。
直隶州与普通州不同，它可以直接隶属于省，地位接近府，同时管辖若干县。原来的散州则通常不再辖县，性质更接近一个普通州县。由此可见，同样叫“州”，在清代内部也有不同层级和职能。
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持续推进，云贵等地不少土司辖区改设府、州、县。江南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苏州、松江、常州等府也有析县之举。
这些措施确实加强了治理，却带来了官缺激增。乾隆初年，朝廷开始收紧增设州县的做法。鄂尔泰所说的“官多则冗，役多则旷”，针对的正是地方借析置州县扩大编制的问题。
于是，厅成为一种折中办法。
设置厅，往往不必另立一整套州县班子。朝廷可以把府属同知或通判派往某个难以管理的区域，使其承担较完整的行政事务。原有官员经过调配，便能形成新的治理节点，财政压力自然小于正式增设州县。
这也是厅与州县最重要的差别：州县通常是完整而稳定的基层行政单位，厅则带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事务性，常常因某一地区的特殊需要而设。
厅大体分为直隶厅和散厅。直隶厅由省直接管辖，地位可与直隶州相当；散厅则隶属于府，地位大致与散州、县并列。可无论哪一种厅，一般都不辖县，长官多由同知、通判担任，品级通常高于知县。
有意思的是，厅最常出现的地方，并不是人口最密集的腹心地区，而是边远、交界和新开发区域。
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地，山川阻隔，交通缓慢，府城距离辖区很远。若只设一名正七品知县，遇到盗匪、边界纠纷或赋税拖欠，未必能够迅速处置。朝廷便设置厅，让品级较高的同知、通判驻扎当地，直接处理军政、民政和钱粮事务。
新疆的厅更能说明问题。乾隆二十四年，即1759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势力后，新疆进入新的治理阶段。移民屯田、贸易往来和驻军布局逐步展开，当地地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旧有州县制度难以直接套用。
在这种背景下，厅既能提高行政长官的品级，又不必像增设州县那样大规模增加官员。部分官缺还通过内地裁减、调配来解决，体现出朝廷控制地方编制的考虑。
厅也可能由原有州县的边远地区析出。内地某些地方距离府城、县城过远，百姓办理诉讼和缴纳钱粮十分不便，朝廷便从原州县划出一块区域，另设厅治理。广东南澳厅、佛冈厅，江西莲花厅，福建马巷厅，湖南晃州厅，湖北夏口厅，都属于这一类。
试想一下，一个地处海岛、山区或交通要冲的地区，若仍由远处的知府、知县兼顾，政令传递可能要耗费数日甚至更久。设厅并不意味着当地比州县“高贵”，而是说明它需要一种更灵活、更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
因此，厅与州县表面上是平级单位，背后的形成逻辑却不同。州县重在建立常规基层秩序，厅则多为解决边远难治、新疆开发、区域过大或交通不便等特殊问题而设。它既是清代地方行政体系的补充，也是朝廷在治理需求与财政限制之间作出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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