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十三年，紫禁城内，乾隆皇帝重新确认外官次序，将督抚列在前面，布政使、按察使列在后面。看似只是官职排列，背后却牵动着清代地方权力格局：按察使不再是与督抚并列的一省长官，而成为督抚统辖下的“二司”之一。
很多人提到按察使，第一反应便是“管刑狱”。这个说法不能算错，却只说到了一半。按察使既要审理案件、管理囚犯，还掌握一省驿传事务。后者看起来不如刑名显眼，实际却关系到公文传递、军情往来和官员调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杂务。
按察使的名称，出现得很早。唐睿宗时期，巡察使改称按察使，主要负责巡视地方、察看吏治，性质更接近朝廷派出的监察使者。到了宋仁宗时期，相关职名又有变化，按察使仍带有巡察、纠核地方的色彩，并非一开始就专门管理刑狱。
真正把按察使与刑狱紧密联系起来的，是辽代制度。辽圣宗时期，朝廷向各地派出使者，专门稽查刑狱案件。此后，按察使逐渐带上“提刑”的含义，民间和官场又常把按察司称为“臬司”。“臬”本与刑法有关，这个称呼也就保留下来。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地方设置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别管理民政、刑名和军务。三司地位相对平行，彼此没有明确的上下隶属。设计的本意，是让地方权力相互牵制，避免一司独大。
可制度运行起来，麻烦也随之出现。三司各有职责，却缺少一个能够统一协调的地方最高长官，遇到军务、钱粮或重大案件，容易互相推诿。明代中期以后，巡抚、总督逐渐成为能够节制一省或数省事务的官员，但三司并没有立刻退出地方权力中心。
清军入关后承袭明制。清初，各省仍设布政使和按察使，制度并不十分整齐。顺治初年，除直隶外，多数省份设有按察使，但有些地方由巡道兼任，甚至一名官员兼管相邻省份的按察使事务，显然还处于调整阶段。
康熙时期，按察使的设置继续变化。直到雍正二年，全国十八个省陆续形成专职按察使的定制，不再普遍由巡道兼任。按察使品秩为正三品，位列布政使之后，二者合称“布按二司”，是清代省级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官员。
刑名是按察使最受关注的职责。普通案件由地方审理，涉及重大人命、盗案和疑难案件时，按察使要勘核供状，复查案情，并与布政使会同办理，必要时上报刑部等中央机构。每逢秋审，按察使还要参与审核死刑案件，承担极重的责任。
但按察使并不是单纯的“省级刑狱长官”。清代官制明确规定，他还负责管理一省驿传。驿站遍布各地，承担公文、诏令和军情传递，也供官员奉差、赴任时使用。驿站出了问题，轻则耽误公文，重则影响军务，地方官员不能只把它看成交通琐事。
有意思的是，驿传事务往往比一两桩案件更考验统筹能力。一个省内驿站众多，涉及马匹、夫役、粮料和经费，府县之间还要不断协调。战事发生时，朝廷常需增设或修整驿路，按察使便要负责调度。刑狱处理的是具体案件，驿传管理的却是一整套运行网络。
清代地方官场中，按察使还有两项临时职责。遇到“大计”之年，他可以充任考察外官的考察官；乡试举行时，则担任监试官。这些并非按察使每日的固定事务，却说明朝廷希望借助其身份和监察经验，参与地方官员考核与科举秩序维护。
至于按察使与督抚的关系，不能简单套用后世印象。清初制度延续明代旧制，布政使、按察使仍带有一省长官色彩。康熙年间废除两司定期入京朝觐制度后，他们失去了直接面见皇帝、陈述地方事务的固定渠道，实际地位开始下降，但法律上的隶属关系并未立即完全厘清。
转折出现在乾隆十三年，也就是1748年。随着全国督抚制度进一步整顿，清廷确立“八督十五抚”的格局，并明确外官次序为督抚在前、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后。乾隆上谕直接说明，督抚总制地方百官，布政使、按察使均属其下。
这道制度上的界线，使按察使从相对独立的省级长官，转变为督抚体系中的专职官员。他仍然掌刑名，也仍然管驿传，还要在大计、乡试时承担差事，只是权力运作不再脱离督抚节制。清代地方治理由此形成了较清晰的分工：督抚负责总揽全局，布政使掌钱粮民政，按察使则守住刑狱与驿传两道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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