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李服膺：与日寇激战后归来，却被定性为擅自撤逃，最终遭连长一枪打死

1937年10月2日，山西太原大教场，晋绥军第61军军长李服膺被押赴刑场。此时距离他率部撤离天镇战场，还不到一个月。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位刚刚与日军血战多日的将领，罪名竟是“擅自撤逃”，而执行枪决的警卫营连长康增，在扣动扳机前只说了一句：“对不起。”

李服膺1890年出生于山西崞县兰村，家境贫寒，却在父母坚持下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因无力继续求学，他到太原谋生，学过织布。辛亥革命前后，山西革命风潮兴起，他放下手艺投身军旅，先后进入山西陆军小学、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后来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保定军校毕业前后，李服膺与傅作义等山西籍军人关系密切。1918年，他随同一批同学回到山西，进入阎锡山的晋军系统。从基层军官做起，经过多年征战和整训，逐渐升任师长、军长。晋绥军几乎占据了他大半生，个人前途也与阎锡山的军事集团紧紧绑在一起。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37年的全面抗战。

日军攻占南口后，沿平绥铁路向山西北部推进。天镇位于山西东北门户，背靠大同，连接雁门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9月初，阎锡山仓促命令李服膺率第61军赶赴天镇布防。说是一个军，实际上兵力并不充足，部队此前还在南口方向作战，伤亡没有得到及时补充。

更棘手的是，日军拥有飞机、火炮和坦克，晋绥军却缺少重武器，工事、弹药、粮食也准备不足。天镇之战从一开始，就不是双方条件相当的较量。李服膺能做的，只能是把有限兵力分配到关键阵地，尽量拖慢日军推进速度。

他对部下说：“这一仗不能败，不能让父老乡亲失望。”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但从当时部队留下的作战情况看，李服膺确实选择了坚守，而不是把部队轻易拉走。

第61军将部队分布在盘山、罗家山、李家山及天镇城一线。日军很快展开进攻，先以步兵试探火力，再用飞机和炮兵反复轰击。守卫李家山的第425团苦战四昼夜，官兵伤亡过半，阵地却始终没有轻易后退。

盘山阵地的战斗更加惨烈。日军集中兵力实施突破，守军营长阵亡，工事被炮火摧毁，部分官兵被压死在山洞中。第400团多次向军部告急，李服膺手里却没有可供增援的完整部队，只能要求守军继续坚持。

天镇城内的第399团同样打得顽强。守军曾用平射炮袭击日军军列，随后遭到日军飞机和火炮报复性轰炸。地方官员担心城中百姓伤亡，曾劝守军撤出。团长张敬俊没有立即离开，部队从9月5日坚持到9月11日，完成了原定的七天防守任务。

有意思的是，日军后来留下的战史资料，也记载了天镇守军的抵抗。第61军并非没有败退，而是在装备、兵力和补给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拖住日军十天左右，为后方部队争取了时间。

9月9日前后，阎锡山下达撤退命令。李服膺接令后，安排部队破坏铁路、桥梁和涵洞，并收拢各处残部。阳高守军突围后，团长白汝庸前来报到，李服膺没有斥责，反而勉励说：“继续抗敌，报效国家。”这并不像一个准备擅自逃跑的军长。

问题由此出现：既然撤退有命令，为什么李服膺后来仍被定罪？

关键在于，天镇失守后，舆论普遍追问责任。阎锡山此前曾对南京方面表示，山西已经做好会战准备，可以把日军挡在大同以外。可战事真正开始后，防御仓促、工事薄弱、援兵不足等问题全部暴露。若追查下去，责任显然不只是前线将领的。

李服膺回撤途中，接到前往大和岭口参加军长会议的命令。傅作义和一些部下都劝他谨慎，担心天镇失守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李服膺认为自己奉命作战、奉命撤退，没有什么不能说明的，便前去赴会。

他抵达后即被扣押。

10月1日，阎锡山带着李服膺返回太原。次日，临时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审判过程中，阎锡山质问天镇工事为何没有修好，李服膺回答得很直接：“没有材料。”这句话触及了国防工程经费和物资短缺的问题，阎锡山随即转而追究“擅自撤逃”。

李服膺当场拿出撤退电令，说明部队行动有明确依据。他还表示，第61军官兵苦战多日，自己不可能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撤离。阎锡山没有正面回应，只对他说：“你的家属和儿女，我会照顾，你不用牵挂。”

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说明判决不会改变。

李服膺听后十分激动：“军人当死疆场，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军事法庭随后认定他“擅自撤逃”，判处死刑。刑场上，一口棺材早已备好。康增奉命押解，面对曾经的长官，他只能低声说了句“对不起”，随后开枪。

李服膺终年47岁。关于他的审判与枪决，后来的相关回忆和史料存在细节差异，但第61军在天镇的苦战、撤退命令的存在，以及李服膺被处死的结果，均有多种材料可以相互印证。一个在前线指挥部队抵抗日军的将领，最终没有死于炮火，而是死在了内部责任追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