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里村民跟着日军劫后抢“锅”，肖洛霍夫也如法炮制

对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我们捋一下时间线。

《红高粱家族》里，最主要的战斗，就是小说第一章《红高粱》里浓墨重彩描写的墨水河伏击战。

此战，以巨大的牺牲，惨胜日本车队，也奠定了《红高粱家族》整部小说里的最高光时刻。

也正因为这一场战斗，“我爷爷”的所有的作奸犯科的前科，都一笔抹掉清零，当仁不让地戴上了抗日英雄的高帽。

《红高粱家族》也因此拥有了一个战无不胜、不容诋毁的“眼”。

《红高粱家族》的最核心的战斗，也就是墨水河伏击战，发生在1939年农历八月初九。

而在这一场伏击日军的高光节点之后，还有更多的惨酷的时光接踵而至。

在伏击战七天之后，也就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这一天，日本兵展开了对村庄的残酷的报复。

而这时“我爷爷”带着“我父亲”进城去买弹药，而奇怪的是，他买弹药的目的，不是预防日本兵的报复，而是想对付国军冷支队。

实际上，在“我爷爷”麻痹大意的这段时间内，村子里主导防御的是乡绅张若鲁老先生。

按小说里的描写，在墨水河伏击战之后，张若鲁老先生早有预算，立刻组织了整个村庄的防御事务：

——他“召集了一个村民大会，动员大家加固土围子，修理村口的破大门，夜里派人打更值班，鸣锣为号。一听锣响，全村男女老幼，一齐上围子。母亲说若鲁老先生说起话来嗓门宏亮，带嗡嗡的铜音。老先生说：“乡亲们，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大家齐心，鬼子就进不了村。”——

由此可以看出，张若鲁老先生的号召力与判断力，都要高出“我爷爷”。

在中秋节这一天，日军开始报复的时候，展开了猛烈的对村庄的攻击，张若鲁老先生的防御工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缓日本攻势的作用。

因此，张若鲁老先生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但在《红高粱家族》里，他基本被淹没在“我爷爷”的宏大叙事的背景下，他的判断能力、他的组织能力，都被略过不提。

这也决定了《红高粱家族》里的故事情节是缺乏自洽的内在逻辑关系的，这主要原因，还是莫言在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有完整的构思，而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又加水，从而使得各个章节之间互相牴牾，相互打架，顾头不顾尾。

有些情节的设置，莫言带着很明显的舶自《静静的顿河》的倾向。

当然，到这里，那些视而不见莫言的构思源头、一直耿耿于怀真相揭橥的网闹，又要意难平了。

为了照顾这些网闹的经不得风吹草动的小心脏，之前，笔者曾经换了一个口径，说是肖洛霍夫向莫言取经学习，果然，这些网闹很受用，不再就《静静的顿河》与莫言小说之间的关联一哭二闹三上吊了。

但是前几天，考虑到颠倒黑白，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不了，笔者又恢复了真理的本身逻辑顺序，网闹又开始愤懑不平了。

比如，我说《红高粱家族》里写到日军来报复，对村庄展开包剿行动，然后有一帮邻村的村民，拖家带口，拿着“绳子扁担”，动议“赶着牛车”，抢走的东西，包括牛、羊、驴，这样来来去去，可谓是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这样的一支在兵荒马乱年月里，敢于在日军的铁蹄下、跑到几十公里外的邻村里“帮闲”打劫的村民们，有没有可能？

在《红高粱家族》里，我们注意到日军扫荡非常频繁。在1939年8月份的主体故事“墨水河伏击战”的上一年，也就是1938年的时候，日军就扫荡了二奶奶恋儿所住的邻村，并且导致了恋儿重创死去。

可见，日军的暴行在小说里发生的中国村民抢劫行动之前，就已经人所皆知，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的村庄，都难免遭受到日军铁蹄的蹂躏。

到了1939年，还有中国村民，抱着对日军的天真幻想，在邻村受到日军屠戮的时候，还去趁火打劫，想想有可能吗？

况且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日本兵围剿“我爷爷”所在的村庄可以说是绝密行动，连“我爷爷”都没有听闻，还放下戒心，跑到城里去采购弹药，那么，邻村胶县的打劫村民们，是如何得到日军的行动计划的？

从小说的描写来看，日军是下午开始围村杀戮的，而也就在基本是同一时间段里，打劫的邻村村民，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伏在高粱地里了，还大言不惭地问“我父亲”：“村子打开没有？”好像这些邻村村民是日本的后勤队一样，一待城门大开，他们就进去收拾战场了。可以说，这些村民几乎是匹配着日军行军的速度，追随着日军部队，一前一后就来到血腥的屠戮战场，喝中国人的血肉了。

这可能吗？他们就不担心路上遇到扫荡的日军部队吗？他们就不担心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因此，我认为，这一段情节，舶自《静静的顿河》里的哥萨克亲属打劫攻占下的村庄的传统惯例。在《静静的顿河》里，这些亲属往往是在哥萨克军队攻下村庄许久，才闻风而动，来到所占村庄，打家劫舍，因此，他们的抢劫不存在风险，可以仗着哥萨克的刀剑力量，大摇大摆地抢占物资。在《静静的顿河》里显然是非常的合理。

这些情节，移到了《红高粱家族》里，便显得不合常理，水土不服。

有网闹对此啧有烦言，举出无数的例证，证明《红高粱家族》里的村民趁火打劫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总之一句话，证明《静静的顿河》与《红高粱家族》里的抢劫描写没有关联。

是否真的如此？

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关注一下，两部小说里抢劫的东西里，都有“锅”，是不是有一些蹊跷？

《红高粱家族》里的中国村民叮嘱他的儿子，叫他有的放矢地抢东西：“先去弄口八印锅，咱家那口早破了。”

再看《静静的顿河》里，葛利高里的父亲，在抢劫物品时，也看中了一口锅，这是他“从洗澡間的爐子上把这只鍋子拆下来的”，而他的理由是“我要用这只鍋子。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村民与哥萨克亲属在抢劫之时，都看中了一口日常生活中家家都有的“大锅”，而这种并非稀缺物资，受到抢劫者的青睐，都用了同样的理由，就是用抢来的锅“以旧换新”。

因此，这口锅，并非是抢劫中的人人眼红的必备物资，而是有着百里挑一因素的弹眼落睛的理由。也就是说，看中一口锅的发生概率非常之小。但不幸的是，在《红高粱家族》与《静静的顿河》里同时发生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红高粱家族》与《静静的顿河》里在描写同室操戈的抢劫时，都用了一个同样的“实物”——锅，这样的巧合的概率，已经相当的让人大跌眼镜了。

在苏联五十年代拍摄的电影《静静的顿河》里，还保留了这一段葛利高里的父亲抢锅子的情节，莫言曾经自诉他曾经在小时候看过这部电影的连环画，不能排除这一段情节融入了他的记忆中，这大体可以看到，他日后在写作《红高粱家族》过程中搜肠刮肚时，一不小心把《静静的顿河》里的类似情节以及特殊的细节，沿用到了他的作品里。

这才是我们能够解释《静静的顿河》与《红高粱家族》里在抢劫物上出现高度雷同、且构成了情节要素的溯源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