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状元帝师孙家鼐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和护持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1898年，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百日而终，光绪皇帝被软禁，朝廷诏令连发，严惩参与维新的官员、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几乎所有维新举措尽数作废。唯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成为那场变法仅存的一缕微光。撑起这道微光的，不是激进奔走的康梁，而是一位行事温和、谨守中庸的寿州状元——孙家鼐。

他是咸丰朝状元、光绪帝贴身师傅，官至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一生循规内敛，无疾言厉色，却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的变局里，一手保全强学会、创立官书局、主持京师大学堂，以老成持重的官场智慧，在守旧派与维新派的夹缝中，护住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最初的命脉。后世谈及北大源头京师大学堂，多记得康梁草拟章程，却少有人知晓，若无孙家鼐居中斡旋、竭力保全，这所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根本无法跨过政变的生死关口。

出身科举世家，亲历战乱流离，半生恪守传统纲常，晚年主动接纳西学新知，孙家鼐一生的思想转变，正是晚清士大夫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真实缩影。本文结合一手档案与学界研究，梳理孙家鼐从乱世书生、中枢重臣到新式教育奠基者的完整人生，还原这位低调帝师，为近代教育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孙家鼐

乱世状元：战火里走出的谨厚儒臣

1827年，孙家鼐生于安徽寿州一个书香世家，家中兄弟数人接连考取功名，民间赞誉其家族“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

孙家鼐6岁入私塾启蒙，16岁考入府学，23岁与堂兄一同选为拔贡生，彼时他的长兄、次兄早已高中进士，家族功名鼎盛，本是安稳顺遂的读书人生，却被席卷南北的太平天国、捻军战乱打断。

咸丰元年（1851），孙家鼐赴顺天乡试，文章深得大学士杜受田、翁心存等朝中重臣赏识，一举中举。正当他预备潜心举业，家中变故接踵而至：父亲孙崇祖常年体弱多病，孙家鼐为照料亲人，潜心钻研医术数年，终究没能留住父亲性命。咸丰三年，父亲病逝，家中生计骤然崩塌。为糊口，孙家鼐进入寿州知府金光筯幕府参与剿捻战争，辗转三年，知府战死之后，他只能回乡谋生。

走投无路之下，孙家鼐在家门口开了一间粮油小店，奈何他天性仁厚，贫苦乡人来赊借粮食钱财，他从不主动讨要，店铺入不敷出，很快亏本倒闭。战火不休、家财耗尽，为保全一家老小性命，1858年，孙家鼐带着母亲、妻小等一大家人，千里奔赴浙江投奔做官的兄长。一行人中途听闻太平军正进攻浙江，进退两难，只能临时寄居盱眙，前路渺茫。

转机在次年到来：江淮战局趋于稳定，两位兄长分别在江西、浙江任职，家中经济得以缓和。安顿好全部家人后，已过而立之年的孙家鼐重拾搁置多年的科举课业，北上赴京参加会试。咸丰九年（1859）四月，33岁的孙家鼐一举考中进士，位列一甲第一名，成为当朝状元。半生颠沛流离，终登科举顶峰，这段战乱求生的经历，也塑造了他谨慎包容、务实变通的性格。

太平天国平定后，清廷开启洋务运动，迎来“同光中兴”，状元出身的孙家鼐顺理成章步入仕途，一步步走进权力核心。同治三年，他外放湖北学政，初次执掌地方文教，就收获上下一致好评。时任湖北巡抚吴寿昌上奏朝廷，称赞他监考严密公正、取舍公允，不向地方索要额外供给，管束下属家丁严苛有度；继任巡抚曾国荃也密奏举荐，称其品行端正、性情温和，宽严相济，勤恳振兴地方文教，是士林表率。

同治七年，孙家鼐调回京城，历任上书房行走、侍讲学士、武英殿提调等职。光绪四年，他迎来仕途关键节点——被选为光绪皇帝的老师，此后十余年间，一路擢升内阁学士、各部侍郎，先后执掌工部、刑部、礼部、户部，官至一品大员，位极人臣。

《清史稿》评价孙家鼐“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贵，与诸生钧礼。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他为官数十年，历仕四朝，从未犯下重大过失，遇事稳重克制，不结党、不张扬，却绝非唯唯诺诺、毫无主见的庸臣。他既能坚守儒家正统底线，又能看清时代变局，接纳西方新知，这份平衡之道，也为日后他调和新旧、创办新式学堂埋下伏笔。

甲午危局：保全维新火种，强学会变身官书局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曾被视作亚洲顶尖海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被迫签下《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举国士大夫猛然惊醒：仅仅学习西方器物的洋务运动，已经无法挽救国家危亡，制度、教育的全面革新迫在眉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齐聚京城，四处奔走呼吁变法，身为帝师、工部尚书的孙家鼐，成为朝中少数愿意接纳维新思潮的高官。

1895年，康有为进京会试，考中进士后写下《上清帝第四书》，希望通过工部递交给光绪皇帝。彼时孙家鼐正是工部尚书，读完上书内容后十分认可，当即答应代为呈递。后工部尚书换人，新任官员李文田反感康有为，拒绝递折，孙家鼐还主动出面为康有为说情，虽最终未能成事，却足以看出他对维新救国主张的包容。

同年七月，康有为在北京创立近代首个全国性维新团体——强学会，核心目的是传播西学、研讨变法、开启民智。孙家鼐给予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亲自出面租赁宣武门外后孙公园院落，作为强学会办公、集会场所。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记载，翁同龢与孙家鼐两位帝师，都对强学会抱持完全同情态度，孙家鼐更是直接帮忙租赁馆舍，为维新人士提供安身议事之地。

私下里，孙家鼐主动研读西学著作，李提摩太曾与他长谈，得知孙家鼐连续两个月，每日为光绪皇帝诵读李提摩太翻译的西史《泰西新史揽要》，向君主普及世界大势。他不排斥与外国人士交流，也不否定维新派的救国诉求，在京中高官里，这份开放态度十分罕见。

强学会成立后迅速壮大，数百名翰林、御史、京官入会，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纷纷捐款资助，一时声势浩大。但树大招风，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受损，想要捐款2千元入会，却被强学会断然拒绝。不久后，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借机上奏弹劾强学会，指责其聚众结党、私设书院、刊报议政，要挟地方官员，动摇朝廷权威，请求立即封禁。

奏折呈上当日，光绪帝便下旨查封强学会，维新人士瞬间陷入恐慌，苦心经营的宣传阵地眼看就要彻底覆灭。危急关头，孙家鼐挺身而出，向光绪帝逐条解释强学会创办初衷，驳斥弹劾奏折里的不实指控，直言传播西学、研讨时务有益于国家，并非结党乱政。在他反复劝说下，光绪帝意识到封禁举措过于偏激，有意挽回局面。

经过孙家鼐居中协调，朝廷做出折中安排：将民办的强学会改为官方机构“官书局”，由总理衙门按月拨付经费，任命孙家鼐全权管理。这场封禁风波，最终以“名亡实存”收尾，原本四散躲避的维新官员重新聚拢，维新事业得以保留合法存续的空间。

位于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强学会（后为官书局）旧址

1896年正月，孙家鼐正式接管官书局，二月便上奏完整的开办七条章程，勾勒出一座集藏书、译书、仪器展览、新式学堂于一体的综合文教机构蓝图：

其一，设立藏书院，收藏历朝典籍、各地政书、古今经史，供京官、士子自由阅览；

其二，开办刊书处，翻译刊刻各国律法、商务、矿务、军工、农学书籍，广泛传播实用西学；

其三，修建游艺院，购置化学、光学、地质、动植物实验器械，供学者实操研习，打破书本与现实的隔阂；

其四，附设新式学堂，招收官员子弟学习外语、制造实学；

其五，规范经费收支，依靠朝廷固定拨款，停止民间零散招股；

其六，划分内部职掌，各司其职，避免管理混乱；

其七，铸造官方印信，规范公文、经费申领流程。

考虑到强学会因办报议政遭弹劾，孙家鼐主动删减强学会章程中刊布报纸的条款，做出妥协让步，规避守旧派攻击。实际运营中，官书局依旧印刷新闻报刊，但内容严格筛选，只转载官方译介的国际新闻、电报，所有稿件必须由他签字审核，杜绝随意点评朝政、品评官员的内容，以此平衡舆论开放与朝廷管控。

在人事安排上，孙家鼐大量任用原强学会骨干，文廷式、沈曾植、杨锐、汪大燮、陈炽等一众维新京官全部进入官书局任职。某种意义上，官书局就是强学会的官方延续：机构、人员、传播西学的核心目标全部保留，只是褪去民间社团身份，纳入官方管理体系。孙家鼐此举，既保护了维新人才与新学传播渠道，也通过官方管控削弱激进议政色彩，缓解守旧势力的敌视，是典型的稳中求进的政治智慧。

官书局运营不久，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首次正式提议在京师创办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总理衙门商议后，将筹建任务全权交由孙家鼐主管的官书局负责。接到任务后，孙家鼐立刻着手规划，拟定六条办学纲领，成为京师大学堂最早的制度蓝本。

这份纲领清晰确立了“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办学宗旨，明确不能以西学凌驾传统儒学之上；规划校舍分区建设，大学堂搭配附属小学，预留土地用于未来扩建；计划设立十大学科，涵盖天算、地矿、政治、文学、军工、农学、工艺、商学、医学，兼顾传统经学与近代自然、社会科学；同时提出中西教习同等待遇，避免日后洋教习恃宠跋扈；分层招收学生，按学识发放津贴，还为毕业生设计三条出路：参加特设时务科举、外派驻外机构、赴各地新式学堂任教。

整套方案兼顾传统科举体系与近代新式教育，兼顾朝廷人才需求与士子发展路径，充分体现孙家鼐调和新旧、循序渐进的办学思路。此时的他，已然成为朝野公认的新学掌舵人，京中维新官员尽数聚集在他麾下，康梁也与他保持密切合作，为两年后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铺好了道路。

百日维新：临危受命，扛起全国新式教育总管重任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英、法、日接踵划分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年轻的光绪皇帝不愿坐视亡国，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序幕。兴办新式学堂、培育实学人才，被列为变法第一要务。诏书用近三分之一篇幅强调京师大学堂的重要性，要求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加急拟定办学方案，作为全国各省学堂的标杆。

早在两年前，孙家鼐就已提交完整办学方案，可朝中顽固大臣敷衍拖延，建校事宜长期搁置。变法开启后，光绪帝多次下严旨催促，限期拿出大学堂章程，拖延者将从严治罪。起初翁同龢牵头起草章程，不久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起草工作几经转手，最终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学制完成章程底稿。

章程明确提出，需要一位博通中西、位高望重的大臣担任管学大臣，不仅管理京师大学堂，还要统筹管控全国所有新式学堂。彼时朝野上下，公认最佳人选便是管理官书局多年、熟稔西学文教、处事稳妥的孙家鼐。御史李盛铎专门上奏举荐，称赞孙家鼐管理官书局条理清晰、远见卓识，是主持全国最高学府的不二人选。

1898年6月30日，光绪正式下发谕旨，任命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统筹全部办学事务，原官书局、译书局全部并入大学堂，办学经费由户部专项拨付，学堂办事人员、中西教习均由孙家鼐筛选举荐。接到任命后，孙家鼐全身心投入建校筹备，短短数日连续递交五份折、片，覆盖校舍修缮、人员任命、译书办报、经费调配全部事宜。

人事安排上，他举荐出使多年、通晓中外事务的许景澄担任总教习，并主动提出两人比照督抚、学政之例，同堂办事，均不领取薪水，以示尊师重教；同时提名张元济为总办，骆成骧、黄绍箕等饱学之士任大学堂功课提调。为完善学堂规制，孙家鼐上奏请求派遣官员赴日本考察学制：欧美路途遥远、耗费巨大，日本学制融合东西方优势，距离近、考察便捷，趁校舍修缮的两三个月空档，派人完整调研大中小学课程、考核制度，为学堂制度完善提供参考。

除核心的京师大学堂，孙家鼐同时统筹全国地方新式学堂建设。御史提议在京城五城设立中小新式学堂，光绪交由孙家鼐审议，他迅速拿出可行方案，建议依托现有庙宇办学，由五城御史牵头劝办，得到皇帝认可后，诏令全国效仿，各省府州县同步筹建学堂，毕业生择优升入京师大学堂。

针对顺天府，孙家鼐计划改造老牌金台书院为顺天府中学堂，考虑到京师作为首善之地，办学规格应当高于各省，专门申请内务府闲置宽敞官房作为校舍，在原有3500两白银年度经费基础上，额外增拨8500两白银。学堂每年招收60名学生，40人取自顺天府二十四州县生员，20人招收在京外省学子，免除全部学费，按月发放膏火银补贴家用，中西教习各两名，分别讲授经世儒学与外语、算学、工艺实学。

民间自主办学，也得到孙家鼐大力扶持。京城官员王宗基等人自发集资创办会文学堂，在变法诏令下达前就已经开课，聘请张謇、黄绍箕讲授中西学问。孙家鼐专门上奏请求嘉奖民间办学群体，规定学堂优秀教习任教满三年可获朝廷奖叙，学堂毕业生可凭文凭参加京师大学堂统一考试，还能选派学生参与官方赴日留学。

整个百日维新期间，孙家鼐的奏疏几乎都围绕新式教育展开：规划医学堂、筹办京师武备大学堂、审议河南地方学堂方案、督办首善中学堂建设、代奏民间士人办学诉求。不同于康梁全力推动政治制度变革，孙家鼐将全部精力扎根教育，不参与朝堂派系争斗，始终坚守文教改良的温和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孙家鼐与康梁在学术理念上存在明显分歧，他始终警惕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激进思想。梁启超起草的大学堂章程计划设立编译局，统一删减修订经书作为官方教材，孙家鼐立刻上书反对，以王安石《三经新义》扰乱学术、贻害后世为前车之鉴，主张经书必须沿用朝廷钦定原版，任何人不得随意删改割裂，坚守儒学正统根基，避免学堂沦为宣传一家私学的阵地。这份清醒与克制，也让他在后来的政变风波中，得以置身激烈的新旧党争之外。

政变危局：独守教育火种，力保京师大学堂不被裁撤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清算维新势力，绝大多数变法政令被全盘废除，裁撤新式机构、恢复旧制的呼声响彻朝堂。唯有兴办新式学堂一条，得以保留，这份独一份的生机，离不开孙家鼐的全力周旋与护持。

政变之后，守旧官员全面反扑，排斥西学、敌视新式学堂成为朝堂主流风气。慈禧下谕，府州县小学堂不再强制兴办，民间可自行决定；各地祠堂庙宇不再改为学堂，避免激起百姓抵触。唯独京师大学堂，谕旨明确保留，认定其为培育人才的核心场所。

1898年11月，马神庙校舍修缮完工。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被当时《国闻报》评价为“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孙家鼐为消解守旧势力的敌意，在班级命名上刻意采用传统儒家名目，初期分为诗、书、易、礼四堂与春秋二堂，次年选拔优等生增设史学、地理、政治堂，其余分为立本、求志、敦行、守约四堂，以传统修身理念包装新式教学，缓和舆论攻击。

即便如此，针对京师大学堂的弹劾从未停止。1899年，陕西道御史吴鸿甲上奏大肆指责学堂浪费钱粮、教学混乱，提议裁并大学堂，回归传统科举课业。慈禧也下发懿旨批评学堂争议不断，办学方式失当，甚至有御史直接上书，请求彻底裁撤全国新式学堂。

彼时孙家鼐正在病假之中，得知学堂面临裁撤危机，立刻上书全力辩护，直言京师大学堂不只是朝廷内政，更是各国使节、海外舆论关注的标杆：学堂仓促创办又骤然关停，会被列强轻视，有损国家体面；全国士子求学的希望尽数寄托于此，半途而废既辜负朝廷育人初心，也断绝青年进取之路。

这番兼顾国体、民心、对外形象的论述打动慈禧，裁撤学堂的提议被驳回，京师大学堂得以安稳存续。在守旧派步步紧逼的环境里，孙家鼐一边调整办学细节、减少争议点，一边反复向朝廷陈明新式教育的长远价值，以稳重务实的处事方式，守住了近代高等教育的根基。

被称为中国现代大学祖牌的“大学堂”匾，从字迹判断是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亲笔

历史定评：孙家鼐不可替代的“保新学之功”

纵观甲午之后数年间的文教变革，孙家鼐最核心、无可替代的贡献，便是保全近代新学一脉不绝。

强学会在盛极一时的时候突遭查禁，是孙家鼐在皇帝面前替强学会辩诬，使其改为官书局得以延续，使刚刚兴起的维新派群体和维新思潮免遭毁灭性打击；官书局承接强学会遗产，成为官方认可的西学传播平台，为京师大学堂储备了人才、办学经验与制度蓝本。

戊戌政变摧毁了几乎所有维新新政，康梁流亡、六君子赴死，革新事业全面倒退，唯独京师大学堂屹立不倒。这份硕果，源于孙家鼐不涉朝堂政争、专注办学的立场，源于他“中体西用”的温和路线，更源于他数十年官场历练练就的圆熟政治手腕。面对守旧派持续不断的攻讦，他不激进对抗，而是循序渐进调整办学形式，以传统儒学为缓冲，持续为西学、实学保留生存空间。

在办学理念层面，孙家鼐诸多构想具备超越时代的远见：提出中西教习薪酬平等，杜绝外籍教师特权；搭建文理、农工、商医全覆盖的分科体系，贴合近代社会发展需求；打通新式学堂与科举、官场、地方教育的晋升通道，降低士大夫群体对新学的抵触；鼓励民间自主办学，以朝廷嘉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育革新。

后世常将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归功于康梁草拟章程，却容易忽略，章程只是纸面规划，真正让学堂落地、在政变浩劫中存活、稳步运转的掌舵人，是孙家鼐。他不是冲锋呐喊的维新斗士，而是乱世里默默托举教育火种的守护者。

从战乱流离的寒门书生，到状元帝师、一品重臣，再到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创办者，孙家鼐的一生，是传统士大夫自我革新的典型样本。他骨子里坚守儒家纲常与君主体制，却能看清时代大势，主动接纳西方科学、教育制度；他处事谨慎内敛，不喜张扬激进，却在新学存亡的关键节点挺身而出，以稳健的政治智慧，为中国新式教育守住最初的根基。

今日北京大学溯源京师大学堂，百年高等教育的起点，离不开这位寿州状元数十年的铺垫与守护。在激进变革与顽固守旧的两极之间，孙家鼐走出了一条温和改良、教育先行的道路，也为后世留下了传统文明如何与近代新知相融的珍贵历史答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对本专题予以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林齐模（北京大学）